司機在貪腐案中的作用

在近年查處的貪腐案件中，貪官的司機常以“特殊身邊人”嵌入腐敗鏈條。他們憑借與官員朝夕相處的親密關系，成為權力變現的重要紐帶，扮演關鍵角色，其作用之隱蔽、危害之深遠，折射出“身邊人”監督缺位的治理痛點。

權力掮客：搭建權錢交易的“橋梁”

司機因長期伴隨官員左右，其身份自帶“權力背書”，極易成為行賄者攀附的目標，進而化身連接官員與利益方的“權力掮客”。他們主動承接請托、轉達訴求，甚至直接以官員名義“打招呼”，在權錢交易中收取好處。

浙江省江山市賀村鎮原駕駛員寧某某深諳此道。2015年至2022年，他憑借與鎮黨委副書記周建慧的密切關系，精準把握對方因職務平調產生的消極心態，主動充當“中介”。某建材公司老板因工業用地轉讓審批受阻時，通過寧某某請托周建慧，最終順利完成轉讓并獲利15萬元，寧某某從中分得7.5萬元，隨后將3萬余元轉交周建慧。

此后，從建房審批到工程項目承接，寧某某始終在前端對接請托人，周建慧在后端利用職權落實，二人形成穩固的利益共同體，累計共同收受財物達68.3萬元。

這個案例中，司機無需直接掌握權力，僅靠“領導身邊人”的身份標簽，便足以撬動資源分配，成為權錢交易的“潤滑劑”。

利益中轉站：隔絕直接接觸的“緩沖帶”

為規避查處，許多官員刻意避免與行賄人直接發生往來，司機則成為天然的“利益中轉站”，負責賄賂財物的收受、保管與轉移，形成貪腐行為的“安全屏障”。

海南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原局長孫穎的專職司機葉民武，便是典型的“財物傳遞者”。他不僅頻繁幫干部向孫穎轉送紅包，還在定安涉黑團伙首要分子王世開與孫穎之間牽線搭橋，代為溝通工程請托事項，協助孫穎收受王世開所送的500余萬元 。

這種“間接交接”模式，使官員與行賄人保持“安全距離”，企圖掩蓋貪腐痕跡。

司機的介入讓貪腐流程更具隱蔽性，增加了案件查處的難度。

隱蔽提款機：實現權力變現的“工具人”

部分官員將司機打造成“白手套”，授意其成立公司或開展業務，依附自身權力壟斷資源、承接項目，再將非法獲利轉化為個人可支配資金，使司機成為隨時支取利益的“隱蔽提款機”。

南京水務集團原黨委書記單國平對司機趙某的“培養”極具代表性。他將趙某視為絕對信任的“自己人”，從接送孩子上學到變賣收受的煙酒禮品，均交由趙某操辦。為實現權力變現，單國平專門安排趙某成立公司，依托國企平臺代理銷售供水管材、承攬工程分包業務，十多年間非法獲利4800多萬元。單國平則將該公司當作“錢袋子”，從酒店消費卡充值到炒股、買房、裝修，所有開支均由趙某代為支付，累計受賄260多萬元。

在這類模式中，司機淪為官員權力變現的載體，看似合法的經營活動實則是腐敗的外衣。

信息情報員：精準圍獵官員的“探路者”

司機作為官員的“貼身侍者”，能第一時間掌握其行程安排、工作動態、個人喜好甚至決策傾向等核心信息，這些“情報”成為行賄人精準圍獵官員的關鍵籌碼，司機也由此扮演“信息情報員”角色。

原景德鎮市委書記鐘志生的司機李嵐豐，便是憑借“貼身優勢”掌握核心信息的典型。他跟隨鐘志生從鷹潭到九江再到景德鎮，全程參與其工作生活，對其日程安排、權力范圍了如指掌。即便后來被安置為市委直屬事業單位一級主任科員，他仍能利用掌握的信息，精準判斷可“打招呼”的領域和對象，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并收受賄賂。

2025年3月，李嵐豐因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被依法提起公訴，其犯罪基礎正是長期積累的“信息資本”。

這些案例表明，司機掌握的“軟信息”實則是權力尋租的“硬資源”，能直接決定圍獵行動的成敗。

司機在貪腐案中的多重角色，本質上是權力失控與監督缺位的產物。長期缺乏有效管理的司機群體，逐漸淪為權力異化的“衍生品”。

遏制“司機腐敗”，既要強化對領導干部的監督，督促其管好“身邊人”，更要完善機關事務管理制度，打破司機與官員之間的利益綁定，讓“特殊身份”回歸“服務本職”，從源頭斬斷權力尋租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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