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兒子陳曉農評說父親一普通文人不適合居高位，栽跟頭是必然

對于“陳伯達”這個名字，在特殊的年代，生活在這一時期的人們來說，可以用“如雷貫耳”這四個字來形容，是個“紅得發紫”的人物，因為他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廣播和報紙上，所以很多人對這個身居高位的人覺得頗為神秘，但作為他的兒子陳曉農回憶起自己的父親，覺得他在外人面前是顯赫的人物，可在自己看來，父親其實是一個普通軟弱的文人，一生可謂是歷經坎坷，尤其是在幼年成長，個人生活，家庭劇變，雖然他是一個小有才氣的人，適合于做點學問，但他偏偏熱衷于爭權奪利，結果栽跟頭被摔得粉碎，其結局令后人一聲嘆息。究其原因，這跟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是頗有關聯的。

陳伯達，原名陳健相，字尚友，1904年出生福建惠安洛陽鎮嶺頭村一個非常有名氣的家庭，他的曾祖父陳金城，是方圓百里的一名才子，先是考取了清朝舉人。嘉慶年間，又考取了進士。按照清朝官制，陳金城考取進士后被清朝當局錄用，任刑部云南司主事，官階七品。幾年后，升遷為六品官。后來還衣錦還鄉，在老家繼續當官，不久，鴉片戰爭爆發。整個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都卷進了這場劃時代的，然而又是不大不小的戰事，陳金城認為立功升官的機會來了，便寫了一篇《平夷論》文章提出“未至則防守為先，將至則嘹望為要，既至則策應為重”的御敵策略和“兵以衛民，民以衛兵”的兵民團結、共同抗敵的軍事思想。

誰知腐敗透頂的晚清統治者哪有能力打仗，一門心思想的是茍安求和，為此陳金城撰寫《杞憂私記》等數十篇文章，堅決反對列強“講和”、“互市”及開放沿海碼頭，極力主張出兵拒敵，當然，他的反對無效，51歲那年病死于老家，陳伯達祖父陳玉書也想仿效父親去做官，雖然同樣考取了清朝末年的舉人，無耐生不逢時，先是太平天國戰爭使清朝處于岌岌可危的地步，繼而列強侵入，彼時的國家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時期，使他當官的愿望一輩子也沒有實現，直至人到中年以后，僅僅在惠安縣文峰書院做個院長，終生執教。但他言傳身教給自己的后代，通過讀書入仕才是唯一的正道。

受祖輩、父輩讀書入仕的熏陶教育，到了陳伯達父親陳其潛這輩時，同樣努力攻讀詩書，指望讀書入仕，結果是像魯迅先生說的“一代不如一代”，根本沒有取得功名，連做官的機會也沒有，只好娶同鄉獺窟村的一名叫曾瑪官賢惠女子為妻，同樣盼望帶“官”字名的妻子能給他帶來當官的好運，但結婚后還是使他失望，一生守著其父那點家業，在文峰書院執教，經常為不得志而長吁短嘆，家境也越來越差，一天天走下坡路，不過，令陳其潛十分高興的是膝下有三子，故陳其潛把全部心血都花在三個孩子身上，希望孩子長大后，繼承父志，恢復家業，取得功名，耀祖光宗。

但令陳其潛失望透頂的是，他那大兒子根本不是讀書的材料，跟著其父讀了幾年私塾，幾如白讀，陳其潛看其長子無可造就，不便勉強讓自己兒子受苦，便由他去，開始讓他務農，而次子還是比較機靈，根據陳家的族譜“世振家聲，云曼肇祥”排名，聲字輩的他一開始取了個名叫“陳聲訓”，后來上過私塾時，先生按照鄉里的規矩“金玉其相，忠信為寶”的排行，取了個學名叫“陳建相”，字尚友。父親一開始對這個孩子的教育甚嚴格，盼望的是他日后學有所成，官至極品。

不過，建相這孩子剛剛破破蒙時的確使父親陳其潛欣喜，學習格外認真，課本背誦得滾瓜爛熟。其父暗自慶幸，說不定是塊光宗耀祖的料。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厄運降臨到這個家庭，就在建相8歲那年，其父患鼠疫去世，年輕守寡的母親哭得死去活來，只得獨自后帶著三個孩子，艱難度日。每當夜深人靜時，其母便長吁短嘆，暗自傷心落淚。后其姑母心地善良，看到其兄病逝后，其嫂和三個孩子無人照料，便接其遺嫂和三個孩子來惠安縣城家中度日。老家嶺頭村的幾畝薄田和幾間房子，雇人看守和耕種。

陳建相在父親死后，便到他堂兄所辦的私塾去讀書，三年后，轉梅山小學讀書。因他開始讀的是私塾，未學過數學課，轉到梅山小學后，數學怎么也跟不上，努力學習亦捉襟見肘，所獲甚少。從小學開始，數學就沒有學好，長大之后，對數學仍是一知半解。弗蘭西斯·培根說過：“數學使人周密，自然科學使人深刻。”他的少年時期，乃至后來的青年時期，未學好數學和自然科學，其定型的世界觀，僅是中國傳統經學培養鑄造出來的世界觀。

這種世界觀，缺乏科學性，遇事憑自己主觀臆斷，空言義理，與近代很不協調。父親去世后，他在學校讀書覺得很孤單，沒有長輩做堅強的后盾。轉學后，數學又那么差，別的學生一度很看不起他，他很自卑，經常獨自一人來往，與人不合群。久而久之，養成了孤僻的個性。同時，于自卑中又很傲慢。但根植在他心目中的，依然是父親那依稀的影子，讀好書能當上官。

在讀書期間，陳建相國文水平遙遙領先于同班的同學，后來華僑富商陳嘉庚創辦的廈門集美師范學校招生的老師，看到他作文非常棒，便破格錄取他成為一名師范生，畢業之后在老家找個學校教書，但愛好寫作的他不斷向報社投稿，后來被當時已經成為文壇大咖的郭沫若看中，認為他是一顆文學的新星，最讓陳伯達一生記憶深刻的是，自己寫一篇郭沫若的《女神》讀后感，郭沫若親自給他回信，對一名小學老師來說，可謂是莫大的鼓舞，他到處都說與郭沫若有交集，尤其是他寫了一篇題目叫《寒天》的小說，刊登在當時頗負盛名的《現代評論》雜志一卷九期，這篇《寒天》竟然緊挨在鼎鼎大名的紅學家俞平伯文章的旁邊，使他一下子名聲大振，由此并結識了一些先進組織的知名人士，并加入先進組織，隨后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寒天》小說截圖

進入了外國高等學府學習，陳建相高興異常的陳建相做了兩件事情，第一便是改具時髦的名字，那時剛好看了電影《斯巴達克斯》，心里崇敬這位古英雄，故而給自己取了個“巴達”的筆名。不過 ，這名字聽著少了些中國味，于是，他就改成了“伯達”，自此畢生他就用這個名字。

要知道，那個時候的陳伯達可謂是妥妥的高級知識分子的代表，在外國學自然也非常的風光，不少女子都十分羨慕這種有才氣的人，這時，一位面容清秀，氣質出眾的川妹子褚有仁看中了他，褚有仁的姐姐名叫褚有倫，而她的姐夫羅亦農，則是先進組織早期的重要領導人之一。遺憾的是，1928年4月21日，羅亦農因叛徒出賣而英勇犧牲，年僅26歲，而她的姐姐褚有倫也因為在留學期間因意外溺亡。受姐姐姐夫的影響，褚有仁這個來自四川的小姑娘也逐漸追求進步，雖然她比陳建相小6歲，但她的才氣吸引了年輕的褚有仁。可以說，正是這段緣分，兩人后來結為伉儷，婚后兩人感情十分不錯，后來生下兒子陳小達，寓意小陳伯達的意思。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命運并未對這一對年輕的新婚夫婦溫柔以待。隨著時局變化，陳伯達不得不帶著妻子前往天津工作，期間，《實話報》的辦報工作繁忙，妻子褚有仁則為照料孩子，住進了泉州會館。陳伯達繼續忙碌在上海、北平等地，家人的團聚逐漸變得不再容易。陳伯達將妻子和年僅三歲的兒子接到延安，本以為能迎來溫馨的家庭團聚，卻不曾料到，這段九年婚姻的裂痕已經悄然出現。兩人最后的分離，或許源于性格不合，而離婚的具體原因，至今仍是未解之謎。建國后，陳伯達一度身居高位，而褚有仁先是在四川工作，之后被調到了北京水電部水電建設總局擔任研究室主任和機關宣傳部長，屬于司局級干部吧。

陳伯達與褚有仁離婚之后，當時在延安他的職務是節節攀升，尤其是寫出《評中國之命運》一文，真正能做到筆尖帶感情，從而引起大家的共鳴，那時看到文章的老蔣氣得七竅生煙，還曾經發布了一道內部通令，嚴禁讀這本小冊子流到其體制內，還稱陳伯達為“陳逆伯達“，一時，他的名氣非常之大。恰在這個時期，他認識了在抗大四期讀書的一名女學員，名叫余文菲，她是湖北黃安高橋鎮黑石咀村人，她的舅舅是紅四方面軍的將領詹才芳。

詹才芳姐姐詹厚娣，姐夫余楚臣是個文化人，是早期先進組織的成員，12歲那年詹才芳成了孤兒，無親無故，爹媽走了，家也就散了，便跟著姐姐家生活，姐夫對詹才芳就像對自己的親弟弟一樣照顧。他常常抽時間教詹才芳讀書寫字，這些對詹才芳以后的人生幫助特別大，姐夫余楚臣的母親正是董必武的姐姐，這樣的家庭背景讓詹才芳接觸到了革命的思想。后來，余楚臣就被反動派殺害成為革命烈士，他的女兒余文菲參加革命并安排進了抗大學習。畢業后，又被送到延安馬列主義研究院學習，后分配到黨校工作，此時，25歲的余文菲認識了陳伯達，陳伯達慢慢地與余文菲接近，始則相互交換學習心得，繼之深談古今中外的名人與學問，陳伯達這么有學問有地位的人，很快俘獲小姑娘的心，兩人便結婚。

40歲的陳伯達和25歲的余文菲結婚之后，余文菲傾其全部身心打理陳伯達的衣食住行和著書立說。余文菲不辭辛苦的打理，也促使陳伯達在延安時期進步很快。1945年，余文菲生下個男孩，取名陳小龍。陳伯達第二次婚姻，開始時很幸福，余文菲顯得十分富有青春活力和賢淑勤快，陳伯達對這位年輕的妻子亦十分滿意。但是，好景不長。此時正值“搶救失足者”的“搶救運動”。本來根正苗紅的余文菲被人揭發為有“問題“。正處于巔峰時期的陳伯達看來，與這樣的妻子在一起自然影響極大，由此兩人的矛盾升級，最終以離婚收場，他們倆的兒子便是后來的陳曉農。

全國解放后，余文菲被分配在北京一所中學教書，兩人因經常吵架，日子已經無法再過下去了。陳伯達和余文菲兩人離婚后，孩子陳曉農留在陳伯達身邊，余文菲組織上分配到中南局工作，后中南局遷往廣州，余文菲不愿意離開故鄉前往他地，乃留在武漢醫學院工作，待遇僅為副科級，具體工作是管理圖書。

這個時期，因為陳伯達的位置越來越高，成為高級干部，46歲的他第三次組建家庭，妻子劉淑宴28歲。劉淑宴是四川灌縣人，1922年生，她先是在重慶中央南方局做黨的工作，后來到延安，建國后調到北京工作，陳伯達和結婚后劉淑宴被分配到北京通縣雙橋農場任副場長。每周回家一次。那時陳伯達把家安在中南海院內，每周六下午，陳伯達囑其秘書派車接劉淑宴回家，生活倒也相安無事。伯達與劉淑宴結婚之后，又生一男一女，女兒取名陳嶺梅，兒子取名陳曉云。有了孩子之后，再去雙橋那邊工作，十分不方便。于是，1956年，陳伯達把劉淑宴調進中南海，擔任自己的秘書。這樣一個五口之家便生活在一起。

陳曉農是一直與父親和繼母生活在一起的，陳曉農從3歲時就和父親繼母一起住在香山碧云寺，那時，碧云寺哼哈二將門里左側的一個院落。他因年小，出出進進都要父親或別的大人牽著我的手。這里是山坡，臺階很多，盡管有大人牽著，他還是在一次上下臺階時摔倒，把鼻梁磕破了，請醫生縫了好幾針。幼年時期的陳曉農父親對他的第一印象是“忙碌的”，有的時候別人問他的父親是誰，他的回答：“陳教員。”陳伯達告訴兒子這樣說的。

慢慢長大之后，他才知道父親的工作性質，而且從一些人的口中得知，父親主要有五點能力，一是善于摸清上級領導的動向，比如領導最近跟誰談話，看些什么書，注意些什么問題等。有時，他不得不如同中醫“懸線搭脈”一般，借助于“線”摸情況。這種“軋苗頭”、摸行情的作風，宛如一名商人，隨時可以隨機應變，“隨行就市”，變成墻頭草。有時為了搶風頭，連夜急就章，以求得“頭功”，可謂“聞風而動”，可謂隨機應變“勝如神”。

二是系統總結能力強。把上面領導的意圖摸清楚之后，把一些零散的片言只語，或者偶然的表達，各個場合的行動、講解，甚至問候，開玩笑，非正式場合的講話等等，加以系統化、條理化，寫成文章。歸納總結能力極強。

三、演繹詮釋，邏輯性強，根據領導的某一觀點、某一“最新講話”，加以延伸、擴大、推理、沒演繹，或者說明，解釋，最后能變成一篇理論性、說服性強的文章。能達到把上級領導的一句話變成長篇大論、說教性非常強的重要文章，更重要的是順應當時的特殊情況。

在兒子陳曉農的眼中，父親的學問不僅表現在寫文章，更重要的是他的書法也很出眾，他的字寫得非常好，可以用豪放瀟灑來形容，他的書法以行書、楷書為主，字形多呈寬博大氣之勢，筆法上注重線條的粗細對比和墨色變化。部分作品可看出魏碑的筆意，尤其在點畫處理上帶有碑刻的剛強感，例如捺筆收筆處常呈現重按出鋒的效果。 同時，他的字風格平和自然、溫婉沖淡，兼具碑學筆意與時代審美。其書法作品多表現出寬博大氣之感，部分點畫處理帶有魏碑的剛強感，同時融入顏真卿楷書的筆意。

特別是他流傳下來的“大火煉真文”這幅字, 書法可謂是“無火氣無霸氣”，整體風格平和自然，甚至有“青出于藍勝于藍”之感。這種風格的形成與其深厚的傳統書法功底密切相關，尤其在筆法方圓變化、墨色濃淡對比等方面表現出扎實的基本功。

陳曉農回憶起自己的父親，覺得他在外人面前是顯赫的人物，可在自己看來，父親其實是一個軟弱的文人，正如其母親余文菲說的，陳伯達性格太懦弱，是個老實精。后被批為“一不會做工，二不會種田，三不會打仗，專靠謠言和詭辯過日子”，不過，父親有時候卻又表現得很倔強，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有著自己的看法和意見。在陳曉農的眼里，父親的為人處世，也有很多的缺點，也有人云亦云、隨波逐流、偏聽偏信的時候。

陳曉農的人生軌跡，與其父截然不同。1965年在人大附中高中畢業后，完全可以進任何一所大專院校深造，但他還是遵照父親的意愿，背著一大筐書下鄉插隊到了內蒙臨河縣的狼山公社。在農村插隊期間，這一批年輕人想得很多，也有一些行動，比如先是想在農村辦一個半農半讀領導思想講習所”，沒有實現。后來又想在農村改天換地，跑到大寨參觀，想學點經驗，回來后懷揣“戰天斗地”的豪情，結果從春天折騰到秋天也沒鬧出什么名堂。

不過，在農村的陳曉農先后收到了父親三封來信。其中都在講革命大道理。他在信中寫道：你決心到鄉里去做普通勞動者，這是值得高興的事。一個年輕人，如果不同勞動群眾打成一片，熟悉群眾的各種事項，知道他們的心，而同群眾格格不入，將來是不能有所成就的。初到鄉村，一切不熟悉，當然會有些困難，但持之有恒，困難可以逐步克服的。后來，他的繼母劉淑宴出來信，陳伯達在該信的后面附寫了以下的話：媽媽的話說得很對，你要記住。遇事要有耐心，要安靜思索，要同群眾商量，有什么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熟悉群眾，熟悉勞動，不論在什么條件下都要很好地生活下去，堅持下去，就會成一個有用的人。

接下來進入特殊的年代，陳伯達成了“”組長紅極一時，他依然沒有忘記給在內蒙的兒子寫信：你繼續到下面去，很好，很好。要真正向貧下中農學習，做一個普普通通、老老實實的勞動者，并且要隨時拿這一點來考察自己，不斷教育自己。要拜群眾做老師，恭恭敬敬地學。不要經常以為自己是一個什么干部的子弟，就覺得自己有點特殊的樣子。永遠永遠不要讓個人主義盤踞你的腦子，這樣，才能看得寬，看得遠，才能前進，才有前途，才會使自己成為人民血肉的部分。不管怎樣，我們總只是群眾海洋的一滴水。

不過，隨著陳伯達地位的變化，陳曉農的身份是公開的，當時的局面是文斗武斗，有人想從他這個兒子身上做文章，無奈之下，向“知青辦”提出換地方的申請，得到批準后，陳曉農只好離開內蒙古，被調到了石家莊一家制藥廠工作，改名叫“林巖”，他當一名普通工人，從最基層的學徒做起。不得不說，陳伯達的這一手安排也是明智的，在那個年代，盡管外面紛紛擾擾，但都沒影響到陳曉農，陳曉農后來在這里成家立業，直到與父親陳伯達失去了聯系。

陳曉農在基層煅練的日子，陳伯達和劉淑宴這對夫妻出現矛盾沖突，起因是劉淑宴吵口時對他的譏諷：你不用在家跟我耍威風，這場運動，接下來的日子應該打倒你了。要知道，這話到了陳伯達的傷口，兩人越吵越兇，日子沒法過下去了。當時正處于權力巔峰的陳伯達一氣之下，把劉淑宴發配到山東濟南部隊某部療養所，她幾次三番要求回去，但沒有陳伯達發話，誰也不敢放她回去，家中兩女一兒，日夜思念自己的母親，亦對其父陳伯達產生憎恨之情。最終夫妻和子女都分道揚鑣，行同路人。

接下來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道，陳伯達的日子也正如他最后一任妻子劉淑宴譏諷他的一樣，最后被打倒了，還被判刑。在別人眼里陳伯達是個大名鼎鼎的人物，初始印象覺得他很親和，不會端著架子。意思根本不像一名高級干部，有一個口頭禪，就是喜歡把“我們就是一個小小老百姓”掛在嘴邊，很多人對他的初始印象都是很不錯的。一個人在每個人的心里，常能見人所未見、發人所未發，能從人們不經意處抓住要點，抽繹綜合，啟人思考。就好比一幅畫，從不同的角度去看，看到的面孔都不盡相同，都會有不同的描繪，正如蘇東坡看山一樣“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在兒子陳曉農看來，父親盡管他有個風光，總體來說是一位不幸的人。

就說與劉淑宴分開之后，無論是在獄中或者保處就醫期間，年輕的她根本不愿意來照顧他，幾個孩子也形同路人，最后陳曉農對他悉心照顧，耄耋之年陳伯達在彌留之際，輕聲地叨叨著念道：我現在感覺就像是個身經百戰的老兵，每次戰斗都敗下陣來，全身傷痕累累，癱倒在黃昏時分荒涼的草地上。我抬頭望著西邊天空那勉強支撐的落日，心里五味雜陳。

這是陳伯達21歲那年寫的第一篇也是最后一篇小說《寒冬》的一段文字，時隔六十年他依然記得如此清晰，這篇他的成名之作，發在當時有名的時代評論一卷第九期，這也是他這輩子唯一的小說作品。也是他嶄露頭角的關鍵一篇文章，說罷看了一眼天邊的落日，橘黃的日輪只剩最后一點光芒還照耀在山的頂端，他的頭顱緩緩低下，因突發的心肌梗塞病逝，享年85歲。

在陳曉農看來，父親作為一名普通文人，完全可以寫出一篇足以支撐生活的文章，但他偏要在躋身什么高位，結果就如他自己文章中描述的一模一樣了。死后他給父親寫副對聯以示紀念，聯云：功名利祿皆浮云，是非成敗任評說。看后陳伯達坎坷的一生，的確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