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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落成的七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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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山大學平面圖(東三、四齋及八號樓位置被東西向的兩排學生宿舍所占)
七號樓是河南大學前身中州大學時期的建筑,時至今日,已經走過百年歷程,它見證了許多知名學者在此教書育人、傳播文明、宣傳革命的壯舉;見證了萬千學子勤奮苦讀、憂國憂民、投身革命的雄心;見證了一代又一代河大人賡續文明、創造歷史、續寫輝煌的豪情。
2025年9月25日,是河南大學建校113周年紀念日,謹以劉波教授此稿,恭祝河南大學校慶!
2025年8月下旬,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在明倫校區音樂廳舉行了隆重的百年院慶活動,巧合的是,今年也是歷史文化學院所在辦公樓——七號樓建成一百年,一個學院和所在辦公樓共慶“雙百”,這在全國高校也不多見!
落成及功能
七號樓,是河南大學前身——中州大學時期興建的教學樓。根據李敬齋校長設計的中州大學校園規劃圖,整個中州大學以南門至大禮堂的連線為中軸線,東西輔以教學樓和齋房(簡而化之為“前門后堂,左右齋房”)。其中,以主干道為界,東邊教學樓的編號為雙數,西邊的則是單數,這就是明倫校區現在六號樓、七號樓的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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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由李敬齋校長設計的中州大學規劃圖
關于七號樓的興建與落成時間,存在兩個說法:鄧明燦、張義忠編寫的《河南大學校園百年建設史》認為,七號樓興建于1921年,建成于1924年;陳寧寧編著的《黌宮圣殿》認為,七號樓1924年動工,1925年竣工;而九十年校慶與百年校慶由學校編寫的校史皆采信1925年建成說(未提興建時間)。為了進一步求證,我翻閱了《河南大學史料長編》第一卷,但遺憾的是并未找到有關七號樓興建與落成的準確時間,只在“中州大學概況之校舍”中看到這么一段話:“ 參見計劃草圖。其現有之新建筑為:六號樓一座、七號樓一座、宿舍樓房計東一齋、東二齋、東五齋、東六齋及西一齋、西二齋六座,大學醫院一所……六號樓為三層樓房,內有圖書室、閱報室、講演廳及附設中學教室。七號樓為工字形三層大樓,南北長二百尺,東西寬一百二十尺,內科學實驗室十二、儀器標本室四、普通教室十一、教員研究室十五。”同時,還解釋了同期為什么沒有先建東三齋、東四齋和八號樓的原因,因為“又舊式學生宿舍百余間,位于草圖內之東三齋、東四齋、捌號樓及迤北之場所。”
從現有的資料看,七號樓建成于中州大學(1923-1927年)時期確定無誤。至于興建與落成時間,我更傾向于1922年興建,1925年落成。其原因為:一是七號樓體量大,不可能一年建成。七號樓總建筑面積4350平方米,而同期的六號樓建筑面積僅2330平方米,既已耗時四年(1915-1919年);二是經費不足以支撐多個建筑工地同時開工。據《河南大學史料長編》記載,當時河南省每年撥付給學校的建筑經費為五萬元,1921年,六棟齋房(1919--1921)正在收尾,校醫院也是中州大學時期所建(即后來的女生宿舍)。因此,從建筑周期和經費支撐看,1922年興建、1925年建成可能比較符合實際。當然,我們要以事實為據,期待將來會有更多的原始資料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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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大學醫院(因位于中州大學規劃圖四號樓位置,稱四號樓,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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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山大學時將醫院改為宿舍,后用于女生宿舍,有“公主樓”之稱
建成后的七號樓主要用于實驗室、儀器標本室、教室和教師的研究室,與同一時期的六號樓有明確的分工。據1928年《河南中山大學理科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記載:“本科設備,極端簡陋,大多數儀器標本藥品,均系前中州大學之遺產,所有文參考書約三千余冊,科學雜志二十余種,皆分別儲藏于六號樓圖書館內,而各系應用之儀器藥品標本等,全分儲于七號樓一二層本科各儲藏室中”。當時,理科的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地質學系的實驗室、儀器標本室都集中在七號樓,并在七號樓之南建起水塔,高約二丈,為各實驗室提供自來水。如今,雖然水塔和風車早已不見蹤影,所幸的是,我們還能透過泛黃的老照片,看到作為七號樓配套設施的水塔及為抽水而建的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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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七號樓提供自來水的水塔和風車
歷史長河中的七號樓
新中國成立前,因為戰亂、經費不足等原因,中州大學時期所設計的校園規劃完成不到三分之一。于是,七號樓作為重要的教學、實驗、研究場所,一批知名學者在此教書育人、著書立說,培育了一大批社會棟梁。在此,截取歷史中的幾個小片斷以饗讀者。
據石璋如在《河南大學與考古事業》一文中回憶,1928年11月中旬的某日下午,剛剛參加完殷墟第一次發掘的董作賓(1926--1927年曾在河大任教),第一時間來到七號樓201教室,為河大師生做了題為“安陽小屯發掘之經過”的演講。石璋如回憶說,201教室是一個大教室,大家都帶著極大的好奇來聽演講,大大的教室被擠得水泄不通,連窗臺上都坐滿了人。 他在后來的回憶錄中寫道:“董先生的演講引起我的興趣,對我以后從事考古有點影響,不過我當時還不敢希望日后能參與安陽考古。”然而,學習考古、研究甲骨的種子卻悄然在他的心里埋下。
1931年春,在傅斯年的努力下,中央研究院與河南省政府簽署協議,支持河南大學師生參與殷墟發掘。于是,石璋如與同學劉耀(參加革命后改名為尹達)作為大三學生有幸跟著馬非百教授參加了殷墟第四次發掘。畢業后,兩人雙雙入職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參加了殷墟之后的發掘與甲骨研究,并都成為著名的考古學家、甲骨學家和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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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殷墟發掘時石璋如(前排右一)與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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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南京史語所閱報室,立者石璋如,坐者劉耀(尹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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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尹達(前排右三)返校做學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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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考古學家、甲骨學家石璋如為《史學月刊》題詞
在《河南中山大學理科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中記載,為了鼓勵學生,在化學系的一〇二實驗室外懸掛了一塊橫額,上書“化學救國”四大金字。這讓我想到了那位從該系走出來的音樂家馬可。想必當年的馬可(1935--1937年在河大化學系讀書)也是抱著“化學救國”的夢想,報考了河南大學化學系,然而,抗戰的烽火卻迫使他放下試管,走出實驗室,投身抗日救亡運動,以筆為槍、以歌為刃,用音樂鼓舞士氣、宣傳抗日。
據臺灣校友周汝唐回憶,抗戰前的化學系和生物學都在七號樓下面第一基層上。就領域言,此一層之“南半球”屬于化學系,此一層之“北半球”屬于生物系。而化學系接近水塔,且朝向南方,算是“近水樓臺”“向陽花木”。為此,化學系的同學還用打油詩記錄下了在他們在七號樓的學習時光:理科最苦是化學,朝朝暮暮實驗中;報告寫成夜已冷,七號樓頭月如弓。(《河南大學史料長編》第二卷)
可以說,馬可就是從七號樓化學實驗室走出來的音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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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時代的馬可:在這大時代里,不怨天,不求人,更別說“我正在跟人學習”(為什么不讓人跟我們學習?)是漢子,就該自己創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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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馬可(第一排左五)與河大怒吼歌詠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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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馬可(右三)與河大救亡歌詠隊隊員在南門合影
當然,從七號樓走出投身抗日洪流的不止馬可一人。1934年秋,22歲的鄧拓來到河南大學法學院經濟系學習。他不僅學習勤奮,讀書期間發表學術論文數篇,并寫出了《中國救荒史》一書。與此同時,他還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1936年暑假后,被推舉為“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開封支隊總支隊長,帶領進步學生開展各種愛國抗日活動。1937年6月,因叛徒出賣,鄧拓剛剛參加完畢業考試從七號樓北門出來,便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七七事變后,經多方營救獲釋。同年9月,鄧拓投筆從戎,毅然奔赴晉察冀抗戰根據地,從此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
2012年9月24日,鄧拓紀念碑揭幕儀式在鄧拓當年被捕地——七號樓北門舉行,鄧拓的三位子女前來參加,石碑上刻著鄧拓1933年入獄時寫的一首詩:“去矣勿彷徨,人生幾戰場。廿年浮滄海,正氣寄玄黃。征侶應無恙,新猷尚可長。大千梟獍絕,一士死何妨。”這首詩不僅體現了鄧拓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更體現了他對革命事業必勝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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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拓(中)與聶榮臻、白求恩在晉察冀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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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24日,鄧拓紀念碑在七號樓北門揭幕
七號樓不僅體量大,而且因其中西合璧的建筑風格讓人傾心。七號樓在承接繁重的教學、實驗、研究等任務的同時,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學校的標志性建筑,可謂校園的顏值擔當,在許多老照片中都能看到它典雅大氣的身影。
從學術活動到畢業留念,從教學場所到國保建筑,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到本世紀二十年代,整整一個世紀,七號樓都是一種不凡的存在。
七號樓的百年是不平凡的百年,它見證了許多知名學者在此教書育人、傳播文明、宣傳革命的壯舉;見證了萬千學子勤奮苦讀、憂國憂民、投身革命的雄心;見證了一代又一代河大人賡續文明、創造歷史、續寫輝煌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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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3月,河南中山大學醫學研究會第一屆執行委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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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河南大學文學院全體人員歡送第六屆畢業生留影(右邊為水塔和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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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河大醫學院一年級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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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國立河南大學化學系十九屆畢業合影,照片提供者管守嚴(左一)曾任臺灣校友會會長
1946年,國立河南大學經濟系十九屆畢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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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姚雪垠(前排右六)返校與鄧縣畢業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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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國立河南大學醫學院第十四屆畢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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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河南大學政治系第一屆畢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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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河南大學暑期團訓班結業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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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送1952學年度參加中南軍區文教工作畢業生(門頭上的“七號樓”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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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五十年代, 同學們在七號樓東門外的荷花池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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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化學系全體師生歡送畢業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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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2月,教育教研室歡送下放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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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8月,中文系五六級畢業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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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4月,校領導與外賓在七號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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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安瀾(左一)在七號樓地下一層看書
相伴七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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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歷史系搬入七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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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12月,文史學院在七號樓前舉行成立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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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劉波(右三)與所帶研究生在七號樓前合影
1984年我來河大歷史系讀研時,七號樓與六號樓共同承擔著圖書館、閱覽室的任務。那時,我和許多師生一樣,在此靜靜地讀書、翻閱書報。1987年我畢業留校時,學校將七號樓撥給了歷史系。作為歷史系(后改為歷史文化學院)的一員,這里留下了我的許多美好回憶。在它一個世紀的歲月中,我有幸與它相伴41年,親歷、見證了它的41個春秋。
在此“雙百”之年,衷心祝愿我的母院歷史文化學院及朝夕相伴的七號樓青春永駐,續寫風華絕代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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