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魯門?卡波特發表《冷血》。這本書被稱為“非虛構小說”的開端,一度震動了文學與新聞兩個世界。直到今天,它仍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們如何在真實與敘事之間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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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魯門?卡波特
一、慘案與文本:真實的起點
1959年11月15日,美國堪薩斯州霍爾科姆鎮的克拉特一家四口,在家中慘遭殺害——農場主赫伯特?克拉特、妻子邦妮,以及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南希和凱尼恩,均被綁在各自房間,頭部中彈。這起案件在當時的美國鄉村極為罕見,《紐約時報》的短訊報道,意外吸引了正在紐約寫作的杜魯門?卡波特。
卡波特帶著他的長期合作伙伴、作家哈珀?李(《殺死一只知更鳥》作者),在案發后不久就抵達霍爾科姆鎮。接下來的六年里,他像記者一樣扎進案件:訪談上百人,包括警察、鄰居、兇手的親友,甚至在兇手佩里?史密斯和理查德?希科克被捕后,多次前往監獄與他們單獨談話,積累了近兩英尺厚的筆記。
他記錄下克拉特家客廳的地毯紋樣、南希房間里未織完的毛衣,甚至兇手佩里童年時被虐待的細節——這些看似瑣碎的真實,成了《冷血》最堅實的地基。
但卡波特從未想過寫一篇普通的新聞報道。他在給出版商的信里說:“我要寫一本不一樣的書,它會像小說一樣有情節、有心理,但每一個字都基于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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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英語:In Cold Blood)美國當代文學經典
1965年9月25日,《紐約客》率先刊出《冷血》長篇連載,一經推出便引發轟動。翌年,單行本正式出版,迅速成為暢銷書。這種“先連載、再出版”的模式,讓《冷血》在還未成書時,就已在公眾輿論場掀起巨大波瀾。
二、敘事的力量:文學的介入
《冷血》最顛覆的地方,是把“新聞事實”裝進了“文學的殼”。卡波特用了小說的全套手法,卻拒絕任何虛構。
他會像寫小說人物一樣,深挖兇手的心理。比如描述佩里看到克拉特家整潔的廚房時,“突然想起自己母親醉酒后的凌亂房間,喉嚨發緊”——這個細節來自佩里的親口講述,卡波特沒有添加想象,卻通過“喉嚨發緊”的生理反應,讓兇手的復雜情緒變得可感。
他還采用了小說常用的交錯敘事:前幾章在“克拉特一家的日常生活”與“兇手的逃亡路線”之間切換,讀者明知悲劇結局,卻仍會被這種“雙線并行”的節奏牽動,就像讀一本懸疑小說。
這種寫法徹底打破了當時文壇的界限。在此之前,新聞報道只講“發生了什么”,小說則可以自由虛構“為什么發生”。但卡波特偏要在真實的案件里,追問“為什么”。他記錄佩里的悲慘童年,不是為了美化兇手,而是想讓讀者看到:冷血的犯罪背后,可能藏著不為人知的人性困境。
就像他在書中寫的:“佩里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他只是一個被命運碾碎的人。”這種“文學化的真實”,讓《冷血》既不是新聞,也不是傳統小說,而是成了“非虛構小說”的開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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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客
三、邊界的張力:倫理的追問
《冷血》一面世就轟動文壇,卻也引來鋪天蓋地的爭議,核心只有一個:真實的敘事,該不該有“倫理底線”?
記者們最先發難。《華盛頓郵報》的資深記者詹姆斯?阿吉批評:“卡波特在書中寫了兇手與律師的私下對話,但沒有注明信息來源,誰能證明這不是他編的?”
更尖銳的質疑來自倫理層面:1965年《冷血》出版時,兇手史密斯和希科克還在等待死刑執行,卡波特為了獲取最后時刻的細節,一直與他們保持聯系,卻從未為他們的上訴提供幫助。有人在《紐約客》上寫道:“卡波特像一個獵人,冷靜地觀察著獵物的死亡,只為完成自己的‘完美作品’——他到底是在記錄真實,還是在消費別人的痛苦?”
卡波特自己也承認這種矛盾。他在一次訪談中說:“我知道有人會罵我冷酷,但如果我投入情感,就寫不出真實的細節。”這種“冷眼旁觀”的姿態,成了《冷血》永遠的爭議點:當我們用文學的方式講述真實悲劇時,是不是在無形中“美化”或“扭曲”了事實?當故事變得動人時,那些逝去的生命,會不會變成敘事的“道具”?
四、余波與當下:敘事時代的回聲
《冷血》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一本書的范疇。它直接開啟了“非虛構寫作”的浪潮:1970年代諾曼?梅勒的《劊子手之歌》,同樣以真實殺人案為題材,沿用了“心理深描 + 文學敘事”的手法;今天我們看到的《紐約客》長篇報道、Netflix紀實劇集,甚至播客里的真實案件講述,都能找到《冷血》的影子——它們都在嘗試用“故事化”的方式,讓真實更有力量。
但卡波特當年的疑問,在今天依然尖銳。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每天都在接觸“真實的敘事”:社交媒體上的個人經歷、新聞里的事件報道、紀錄片里的人物故事。這些內容都號稱“真實”,卻都經過了敘事的“篩選”——有人會放大細節,有人會隱藏部分事實,只為讓故事更吸引人。
就像《冷血》里那些精心挑選的細節,我們無法說它不真實,卻也必須承認:沒有絕對“純粹的真實”,所有真實都需要通過敘事來呈現。
1984年
卡波特去世時,《冷血》仍在再版。這本書最珍貴的地方,不是它開創了一種文體,而是它逼我們直面一個問題:當我們追求真實時,該如何對待敘事的力量?
卡波特沒有給出答案。他只是用《冷血》證明:真實與敘事的邊界,從來不是一條清晰的線,而是一片充滿張力的灰色地帶。作為讀者,我們既要被真實的故事打動,也要記得追問:這個故事是誰講的?他選擇了哪些細節,又隱藏了什么?
就像克拉特家的鄰居在書中說的:“慘案已經夠殘酷了,我們需要知道真相,但更需要知道,該如何尊重真相。”這或許就是《冷血》留給我們最珍貴的啟示——在真實與敘事之間,永遠保持一份清醒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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