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證明曹雪芹是個黑胖子，紅學家們也是操碎了心

作者：小季

1943年，史樹青在北京隆福寺青云齋書店，無意中淘得一部手稿，名字叫《棗窗閑筆》，作者署名裕瑞。

手稿并不工致，甚至顯得笨拙，但內容卻頗“勁爆”：它猛烈批評高鶚續書“一善俱無，諸惡備具”；記載脂硯齋其實是曹雪芹的叔父；更添上一筆形象描寫——曹雪芹“身胖頭廣而色黑，善談吐”。

史樹青將此書轉賣給孫楷第。孫氏十分重視，借予鄧之誠、胡適等人閱覽。

胡適本來就因《紅樓夢考證》而聲名在外，他把《棗窗閑筆》視為“秘笈”，雖然并未深入使用，卻在心里把它放進紅學可信文獻的隊列里。

鄧之誠的態度則更具體：1948年，他在《圖書季刊》發表文章，指出此書文筆拙滯，“尤滯而欠雅”，但承認其中曹雪芹身世、脂硯齋身份等記載有其價值。

這一切，其實是因為裕瑞的身份：他是滿洲鑲白旗人，豫親王多鐸五世孫。所以，既然是他的描述，那客觀性和真實性都是有保障的。

1957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棗窗閑筆》。從此，這部書進入紅學界的公共討論。

但它的命運，遠比最初想象的復雜。

最初的質疑，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

學者潘重規在海外購得裕瑞的另一部稿本《萋香軒文稿》，對比之下，他覺得問題很大?！遁孪丬幬母濉纷舟E工整，頗有晉唐筆意；而《棗窗閑筆》的字跡卻顯得拙滯，甚至出現“服毒以狥”寫成“服狗以狥”的怪異錯誤。

于是，潘重規在1966年香港影印出版《萋香軒文稿》的序言中，首次提出疑問：《棗窗閑筆》恐怕是出自抄手之手，而非裕瑞親筆。

而這個觀點，被歐陽健放大了。他在1990年代初發表《〈棗窗閑筆〉辨疑》，直接將懷疑推向極端：此書根本就是偽作。

歐陽健的論證極為細致，幾乎到了“逐字挑刺”的地步。他的核心論據有三：

其一，裕瑞的書齋號明明是“萋香軒”，為什么《棗窗閑筆》鈐印卻是“凄香軒”？“萋”與“凄”義相反，不合邏輯。
其二，書中說脂硯齋是曹雪芹的叔父，這與脂批中的其他記載抵觸。
其三，書里有太多低級錯誤，既顯拙劣，又顯不通文理。

歐陽健更進一步推論：這部書是后人為了迎合胡適而偽造的，目的是抬舉新紅學，貶低舊紅學。

這個說法一度影響頗大，在紅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有人懷疑，《棗窗閑筆》不過是學術舞臺上的“冒牌演員”。而曹雪芹的“黑胖子”形象，會不會就是這位偽作者的即興發揮？

潘重規的筆跡對比、歐陽健的系統懷疑，使得學界進入漫長的爭論期。筆跡、齋名、錯字，成了顯微鏡下的證據；而“偽書論”則像陰影一樣籠罩在《棗窗閑筆》頭頂。

轉折點出現在二十一世紀。

首先是印章的重新發現。

1957年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棗窗閑筆》時，不知是因為編輯疏忽，還是就為了省點印工，影印本刪去了稿本首頁和末頁的兩方藏印。

直到2012年前后，學者調閱國家圖書館所藏原件，才重新看到：首頁有“納哈塔氏”滿漢文合璧圓印，末頁有“裕頌廷壬子年十二月二十日”橢圓印。

時間對應1913年1月26日。

這意味著，《棗窗閑筆》在胡適提出新紅學之前，就已在裕壽（頌廷）家中。于是，“為迎合胡適偽造”的說法立刻站不住腳。

更早的證據來自《長白藝文志》。

這部由英浩編纂的東北文獻目錄，在1888年初稿里就已經著錄了《棗窗閑筆》。

它的存在比胡適的新紅學早了三十多年。

兩者結合，《棗窗閑筆》的遞藏鏈得以完整復原：裕瑞寫成 → 英浩著錄 → 裕壽收藏 → 張群豹轉賣 → 史樹青發現 → 孫楷第傳閱 → 入藏國圖。

而筆跡問題也出現逆轉。

通過比對裕瑞的其他親筆稿本《參經臆說》《萋香軒吟草》，學者們確認字跡與《棗窗閑筆》一致；反倒是潘重規手里的《萋香軒文稿》，字跡迥異，被證明是抄胥代筆。

至于“凄香軒”一說，后來也發現裕瑞其他題跋中確實鈐過同款印章，“萋”“凄”在古文中亦可通用。

到2018年，《棗窗閑筆》收入《沈陽歷史文化典籍叢書》，柳海松校注本還原了印章頁。

至此，偽書論失去了主要支撐。學界終于基本達成共識：這部書本身是真實的，盡管其中許多記載屬于傳聞，不必逐字當真，但它的史料地位不可抹殺。

在這場學術公案里，有人從筆跡入手，有人從齋號挑刺，有人調閱目錄、追蹤印章，紅學家多方努力，反復辯駁論證，最終才還原出遞藏鏈條。

如今，《棗窗閑筆》的真實性大致塵埃落定，但它所記載的細節，仍然需要謹慎對待。畢竟裕瑞寫下的“聞前輩姻戚之言”，更多是茶余傳聞，而非檔案文書。

所以曹雪芹是不是黑胖子，其實還是不確定的。

但這種不確定沒有什么不好，只要方法是對的，真相就算找不出來，也不至于被瞎編——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