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馬達沙希：特朗普再次沖擊多邊合作，世界愈發需要“全球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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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在9月23日的聯合國大會上，美國總統特朗普猛烈批評聯合國，稱其在許多全球事務中并無作為，只有“措辭強硬的信”和“空話”。他還稱氣候變化是“最大的騙局”，并指責聯合國在推動“移民失控的危機”。這一番言辭展現了美國日益凸顯的單邊主義立場。

自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他大幅削減了美國的對外援助支出，宣布美國退出世界衛生組織，終止參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并下令全面審查美國在各大國際組織中的成員身份。“美國優先”與全球主義之間的對立愈發尖銳。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第8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表演講。圖源：聯合國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則強調國際合作依然是務實之舉，但也表示聯合國的基本原則正面臨嚴峻挑戰。

大國責任衰減導致國際組織治理效能衰減，單邊主義對多邊合作的沖擊加劇。但另一方面，全球南方的崛起和新興國家的多邊實踐正為國際秩序注入新活力。中國、印度等新興國家在推動多邊合作機制創新中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

IPP榮譽教授、全球化智庫（CCG）國際研究員、北京亞太交流與合作基金會副主席梅里·馬達沙希（Mehri Madarshahi）在不久前的IPP國際會議上指出，當前自由主義秩序正面臨全方位挑戰，美國趨向內顧，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停滯，這為新的經濟力量和治理模式提供了空間。包括中國在內的一眾新興經濟體的實踐表明，一個更加多元、包容的國際秩序正在成型。這個新秩序，將重新定義21世紀的權力、合法性和合作關系。

IPP榮譽教授、全球化智庫（CCG）國際研究員、北京亞太交流與合作基金會副主席、聯合國資深經濟學家（榮休）梅里·馬達沙希（Mehri Madarshahi）在IPP國際會議上發表題為“全球南方的經濟崛起”的演講

*以下內容根據嘉賓演講整理而成，略有刪減：

我想首先從一些不容忽視的現實談起：當下，世界經濟與全球南北格局正處于深刻的轉型之中。因此，我今天想重點探討世界經濟的結構性轉型與全球治理，并著重關注全球南方的經濟崛起。

近年來，地緣政治競爭、貿易爭端以及傳統聯盟的削弱，使全球格局和國際秩序日益碎片化，動搖了長期相對穩定的國際基礎，推動了當今世界的深層次結構性變革。

回顧歷史，從本世紀伊始，我們曾鄭重承諾通過和平斡旋與談判解決爭端，尊重法治與人權，推動國際合作。然而，地緣政治格局在多次深刻變化的過程中，雖然伴隨著摩擦，但多數是以和平的方式展開的。這與更早的歷史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過去，重大的地緣政治重組幾乎無一例外是暴力沖突的結果：從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到1871年德意志帝國的統一，再到一戰后的《凡爾賽條約》、《圣日耳曼昂萊條約》、《特里亞農條約》和《色佛爾條約》，以及二戰后的歐洲分裂，每一次國際體系的重塑都付出了驚人的人力成本。可以說，結構性轉型往往以戰爭和巨大犧牲為前提。

《色佛爾條約》的簽署不僅導致了奧斯曼帝國的崩潰，還引發了一系列流血沖突，尤其是土耳其獨立戰爭和希土戰爭等。圖源：Wikimedia Commons

然而，20世紀標志著歷史模式的深刻轉折，開始以和平手段推動地緣政治結構的重塑。國際經濟合作、貿易體系以及尊重領土完整的一系列承諾，奠定了和平重塑國際格局的新基礎。

東歐安全體系的瓦解、柏林墻的倒塌、德國通過邊界協議實現統一，都是和平轉型的代表性案例。雖然這一時期也有一些區域沖突，如南斯拉夫戰爭、兩次車臣戰爭、“9·11”恐怖襲擊、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格魯吉亞危機、全球金融危機、烏克蘭危機和希臘金融危機。

但總體而言，20世紀下半葉的核心成就表明：系統性變革可以不依賴大規模的暴力手段，這與早期的歷史截然不同。

希臘金融危機深刻影響了歐元區的經濟政策、國際金融體系以及全球經濟治理的格局。圖源：路透社

當下，全球自由國際秩序暴露出顯著的脆弱性。

所謂的“威權主義”現象不僅在傳統格局中顯現，還在菲律賓、土耳其、拉美、東歐等國家有所體現。雖然全球貿易的規模在擴大，但多輪談判遲遲未能達成最終協議，世界貿易組織的治理能力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難以應對關稅壁壘、非關稅壁壘、知識產權保護等復雜問題。

同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傳統多邊機構的效能也受到質疑。世界格局從兩極走向多極，而原本為單極或兩極世界設計的國際機制，已難以代表多極世界的現實。

安理會的實際表現也與全球期望存在巨大差距。核武器不擴散條約的約束力也在削弱，擁有核能力的國家數量已增至九個，其他潛在國家也可能具備核技術，這讓條約的公信力受到嚴重沖擊。

2025年，聯合國在資金、結構、政治和全球信任等方面遭遇多重危機。圖源：新華社

在經濟與政治領域，英國脫歐、移民主權爭議、美元霸權與制裁、債務累積等問題不斷引發不滿。從戰爭、和平，到當前多邊機制弱化的過程，反映出自由主義秩序正面臨全方位挑戰。各國抵制單極格局、質疑西方主導的機構與模式，區域大國和替代性聯盟積極尋求重塑國際規則。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的崛起、區域中等強國的出現以及非國家行為體的興起，正深刻影響國內與國際秩序。

全球化加速帶來的氣候變化、技術擴散、社會分化等問題，以及由此引發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浪潮，使多邊主義的信任進一步削弱。

更為嚴峻的是，國際機制并未及時得到調整。二戰后建立的聯合國安理會缺乏實質性改革，而一些即將失去優勢的國家則竭力阻撓變革。應對氣候變化、網絡安全、全球疫情等跨國挑戰的治理框架遲遲未能成型。

與此同時，美國趨向內顧，歐洲和日本的經濟停滯，也為新的經濟力量和治理模式提供了空間。在這種碎片化格局下，一種更加多元、靈活、問題導向的新治理模式正在形成，它依托志同道合國家的合作、區域集團和多元利益攸關方的平臺。這是當前局勢中的積極信號。

全球經濟力量的再平衡正在推進，非洲、拉丁美洲、亞洲和大洋洲的新興經濟體正從“背景角色”轉為全球核心力量，不僅推動人口與市場的增長，也為全球經濟注入關鍵資源與新理念。

數字革命進一步加速了這種轉型。盡管尖端技術依舊由發達國家主導，但這些技術在全球南方的應用，正在創造深遠的社會與經濟影響。東非的移動支付、印度的數字公共基礎設施，都體現了全球南方跨越發展階段的敏捷性。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印度的數字外交，以及金磚國家集團推動的替代性治理框架，都在重塑國際經濟與治理的格局。

2025中國—東盟建設部長圓桌會議現場。圖源：新華社

金磚國家成立的新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也體現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集體努力。這些實踐表明，一個更加多元、包容的國際秩序正在成型，而這種秩序正在重新定義21世紀的權力、合法性和合作關系。

中國的崛起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加入WTO，到啟動“一帶一路”倡議，再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中國通過貿易、投資和融資不斷擴展其全球影響力。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簽署，進一步推動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了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集團。中國在數字經濟與人工智能領域也積極尋求主導權，推動AI開源模式和技術共享，使欠發達國家有機會借助先進技術促進經濟發展。

而美國則通過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等手段，并對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聯盟給予了新的條件，試圖延緩中國的崛起。這種競爭使全球貿易充滿不確定性，也加劇了南方國家的焦慮。然而，美國的退卻也創造了新的機遇，為中國、印度、巴西、印尼、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提供了在全球舞臺上發聲與塑造規則的空間。

盡管如此，全球治理轉型的道路并不平坦。債務危機、能力不足和制度缺失，制約著許多新興經濟體的發展空間。超過50個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國家面臨沉重的債務負擔，這將影響他們對于發展的投資。美國退出發展融資，這使氣候變化議題的解決難度進一步提升。

根據聯合國發布的數據，全球約有8.08億人生活在極端貧困中，約占全球人口的9.9%。這一比例較2022年有所下降，但遠未達到2030年消除極端貧困的目標。圖源：路透社

當然金磚國家集團內部自己的差異，比如不同國家利益和優先事項的不同，也有可能阻礙凝聚力。技術的迅猛發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網絡治理、數字隱私與數字貨幣等新議題，也帶來了治理與合作的新挑戰。人口結構變化、地緣政治重組與技術擴散交織，使未來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進一步上升。

我們正站在全球治理的關鍵十字路口。區域同盟與競爭加劇了分裂，侵蝕了外交互動，削弱了多邊機制的權威。信任的缺失、價值觀的偏移以及民族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崛起，讓國際秩序的基礎遭受沖擊。

但與此同時，全球南方的經濟崛起與治理創新，為構建一個更平衡、更具代表性、更有韌性的全球體系提供了歷史性機遇。這一轉型并非治理的危機，而是一場治理的重構。

文稿整理｜張怡然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周浩鍇

審閱｜劉　深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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