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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安一家六口的合照)
隨著社會觀念的演進,當代女性對生育的思考愈發深入和個體化。與上一代相比,她們更注重把握自己的人生軌跡,清醒規劃時間與空間,也更主動地承擔選擇帶來的責任。然而與此同時,“母職懲罰”正成為她們不得不面對的沉重現實——經濟壓力、托育難題、職業發展的停滯,以及被大量擠占的個人時間,種種困境交織,構成了許多人對生育望而卻步的理由。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養育四個孩子卻依然保持秩序與從容的家庭,顯得尤為引人關注。祝平安和她的丈夫帶著四個孩子生活在大連一個60平方米的兩居室里,沒有長輩長期幫忙,也沒有雇傭保姆。在跨越中美兩地的生育、搬家與職場抉擇中,她一步步將這個家“運營”成一個低成本、高效率、情緒穩定的系統。
她是如何做到的?生育背后的苦與樂,我們與她進行了一次長談。
一、“不在計劃中”的四個孩子
2008年結婚后,祝平安隨讀博的丈夫赴美生活。兩年后,在“窮學生”階段,他們迎來了第一個孩子,這是兩人共同規劃的決定。當我問她,后來是如何一步步變成四個孩子時,她笑著回憶,其實后面的孩子都不在“計劃中”。
懷第二個孩子時,她剛重返職場,獲得一家大公司總裁秘書的職位,但試用期還沒結束就發現懷孕。第三個孩子是在她讀夜校期間意外到來的;第四個則是在他們決定離開美國、退租收拾妥當準備回國之際“突然報到”。每個孩子的到來,都不是所謂的“最佳時機”,但他們始終選擇了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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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安夫妻二人甜蜜合照)
平安回憶,最吃緊的幾年,她晚上上夜校、夜里哺乳,還要照顧兩個年幼的孩子。在“全職帶娃”和“重返職場”之間,她曾動搖過。為了經濟穩定,她進入企業擔任總裁秘書。令人意外的是,公司在她產假結束后,仍然同意她繼續請假照顧孩子并為她預留了一年職位。但最終,她再次隨丈夫的博士后工作赴美生活。她說,與其等待“最佳時機”,不如在每個當下做不后悔的決定。
二、60㎡養好四個孩子
目前,平安一家居住在大連一套60平方米的兩居室。許多人好奇,四個孩子、六口人如何在有限空間中有序生活?是否會感到混亂?
她沒有回避空間狹小的現實,而是充分發揮作為一名媽媽的巧思,重新規劃家庭的時間與空間。她定制榻榻米,讓孩子們共處一室;將廚房與客廳打通,形成開放動線;夫妻二人有時睡在客廳的沙發床。她坦言,小戶型在孩子幼年階段反而更合適,打掃和整理負擔較輕,所有事務都能高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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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安家中布局)
面對“一個人帶四個孩子如何忙得過來”的疑問,祝平安認為,很多人效率低下是因為內耗——把時間花在擔憂和猶豫上,而不是行動。她將職場中提升效率、優化流程的方法應用到家庭管理中,系統評估每項家務是否“值得重復”,如果不值得,就堅決取消。例如,她決定全家人不穿拖鞋。因為她發現自己每天多次提醒孩子穿拖鞋,既浪費時間又影響情緒。取消這一規定后,不僅減少了嘮叨,也節省了收拾和打掃的時間。她也拒絕“盲目焦慮式育兒”。在她看來,許多育兒支出如補課和特長班并非必要,她選擇將省下的時間和金錢用于對家庭更有意義的方面。
三、中美育兒體驗對比
祝平安的四個孩子出生在兩個國家、四座城市。當我問及中美在孕產和育兒方面的差異時,她指出,從她的親身經歷和感受來看,美國在硬件設施、服務體驗和對產婦的尊重上更為友好一些。她特別提到,在國內產檢時,醫生在得知她已經有孩子后,曾以質疑的語氣詢問是否“打算要這個孩子”,讓她感到冒犯。而在另一個環境,陌生人普遍對孕婦表現出尊重與關懷,這種文化環境對女性生育體驗有一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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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安分娩后和孩子的合照)
在“養”的階段,環境差異可能更加明顯一些。在美國,她經常帶孩子去圖書館、社區中心等免費或低價場所,幾乎不用花錢,孩子就可以參與豐富多元的社交和探索活動;但在國內,出門消費的項目占比更高,而且許多親子活動并不適配三孩、四孩家庭。她感嘆:“一個育兒友好的社會,不是靠口號,而是看你家門口三公里范圍內,有沒有不花錢又能帶娃去很好體驗的地方。”
四、構建女性支持網絡
祝平安的媽媽身份非常出色,她不僅管理好自己的家庭,還積極支持其他女性。她的另一個身份是“女性/媽媽公益人”。這個身份始于她在美國期間和社區媽媽們的互助行為,逐漸發展成有組織的支持體系。當時,她管理著一個500多人的訪問學者群,其中大多是陪讀配偶。這些女性在國內曾有穩定職業,如教師、醫生或公司中層,但隨配偶出國后成為全職主婦,面臨巨大的心理落差。
她察覺到這些高知女性的困境:失去職業身份后的自我價值感缺失、異國文化適應困難、育兒壓力倍增。于是,她開始組織媽媽小組,提供從生活信息到情感支持的全方位幫助。從去哪里購買中國食材,到如何利用本地圖書館資源,再到帶孩子參加免費社區活動,她事無巨細地分享著自己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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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安和媽媽社群的讀書聚會)
這些活動為陷入孤立處境的媽媽們提供了重要的情感出口。她說:“對于常年帶孩子的全職媽媽來說,幾乎沒有機會與成年人對話。”在這里,她們可以暫時放下母親的角色,重新找到作為獨立個體的感覺。回國后,她將這一模式延續至線下,創建“媽媽信息共享群”,內容包括免費游玩地點、圖書館入館說明、城市親子活動時間表等,方便不同經濟條件的家庭選擇。她還組織讀書會,主題從職場書籍拓展到女性成長、親子溝通和家庭關系。
自2018年起,她便開始參與一個全國性的多子女家庭支持群,作為管理員,她見證了許多多孩媽媽的故事:有人懷上三胎遭遇家暴;有人被迫在胎兒和婚姻中做出選擇;有人在丈夫去世后獨自撫養四個孩子并背負債務。在最難的一次援助中,她和志愿者團隊先自發出資,再引導有意捐贈者直接幫助當事人。她清楚民間公益的局限性,也更明白:多孩家庭需要的不只是情緒支持,更是一套可持續的、規范化的社會支持系統。
五、多孩家庭的困難與建議
我順著公益支持的話題,繼續追問她對國內相關政策的看法。她很認同攜程推行的“靈活辦公”理念,并提出了一套基于母親育兒周期的理想工作節奏:孩子出生后前幾個月以家庭為主;約4-5個月可嘗試半職;2歲前以家庭為主但逐步增加工作比例;入園后再回歸常規工作。
在公共空間方面,她呼吁更多社區、學校等能在空余時間對媽媽社群開放,為母親們提供真正意義上的線下交流場所。這種看似簡單的支持,往往能極大緩解育兒孤島中的精神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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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平安和其他媽媽的合照)
她還關注到大量全職媽媽因無正式就業而無法繳納社保,長期處于無保障狀態。她呼吁,政府應為多孩媽媽群體提供社保減免、彈性參保等制度保障。
對于民間公益組織,她提出更專業的運作設想:通過設立獨立基金、制定財務審計制度,并在涉及公開募捐時依法取得公開募捐資格,讓好心人捐的每一分錢都能被清晰管理、安全落地。她期待建立一個真正長期、專業的多孩家庭支持網絡,不依賴“情懷”,而是建立在機制與信任之上。
六、記錄100個多孩媽媽的故事
訪談進入尾聲時,祝平安分享自己也想做一檔多孩媽媽的紀錄片,她計劃采訪并記錄100位兼顧家庭與事業的多孩媽媽。這個計劃的靈感源于她自身的經歷,也來自這些年見到的無數母親身影。她希望用紀錄片的方式,真實呈現這些女性在家庭與職場之間來回穿梭的身影,在喂奶與開會之間切換身份的力量。
更重要的是,她不僅想“記錄”,還想“助力”。她希望在訪談中詢問每位媽媽:“如果沒有現實束縛,你最想做什么?”然后陪她們一起實現。從幫助自己,到扶助他人,再到激發更多女性的潛能,她正在構建一個屬于多孩媽媽的“愿望平臺”。
七、制度啟示
祝平安的故事非常精彩,也提出了許多務實建議,我們結合她的經驗,進一步提煉出以下建議,這些內容也是與我們以往呼吁的方向基本一致:
1)以母親津貼來補償母職懲罰
“母職懲罰”是女性因生育而面臨的系統性困境,具體表現為就業率下降、工作時間縮減、工資率降低及職業發展受阻。祝平安的經歷是此現象的縮影:她在生育孩子期間,被迫中斷職業生涯,即便獲得企業保留崗位的善意,最終仍因育兒現實而放棄職場機會。其家庭也因單份收入與多孩開支而長期處于經濟緊繃狀態。
我們建議,國家財政發放母親津貼(或育兒津貼)來補償母職懲罰。由于不同地區和人群之間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們建議個人所得稅減免和現金補貼的方式并重,對高收入家庭通過孩子人頭抵稅的方式減免個人所得稅。由于收入較低者不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所以減免稅收不適用于低收入家庭,對于這些家庭,可直接發放現金補貼。
對于母親津貼的具體方案,我們建議按照孩子數量發放,比如可以每個一孩每月補貼1000元,每個二孩每月補貼1500元,每個三孩每月補貼2000元。按照平均每孩每月補貼1500元計算(即每孩每年補貼1.8萬元),如果每年出生人口1000萬人,則補貼當年出生的新生兒需花1800億元。如果一直補貼到十歲(假設平均每年出生人口1000萬人),則每年需花1.8萬億元。
2)以“親子友好型社區”破解公共資源短缺困境
祝平安在中美兩國的育兒經歷凸顯了公共資源可及性的巨大差異。她指出,國內缺乏免費、優質的公共活動空間,這對多孩家庭構成了顯著障礙。為改善這一狀況,我們建議將公共資源的“最后一公里”落到實處。比如:推動公共設施共享與改造;鼓勵學校在周末和假期向家庭開放操場、體育館;推動文化館、美術館設立親子免費開放日與主題導覽。同時,持續推進交通設施與公共場所的適兒化改造,如地鐵公交的嬰兒車無障礙通行、完善母嬰室覆蓋,以及景區、酒店推出標準化的多子女家庭套票和房型。
3)推動民間互助制度化、專業化發展
祝平安的公益實踐揭示了一個龐大卻分散的民間互助需求群體。然而,民間自發的支持體系常因缺乏制度保障和專業運作而難以持續。這個議題也值得社會公眾深度討論。比如,是否建立應急救助“直通車”機制?針對多孩家庭可能面臨的突發風險,如家庭成員重病、喪偶或家暴避險等,建立與婦聯、基層社工站、慈善總會的快速對接通道。確保在危機發生時,家庭能夠第一時間獲得專業機構的有效援助,為他們提供一張堅實的底線安全網。
社會上像祝平安一樣優秀的媽媽、女性還有很多,她們在日復一日的為了小家、為了社會做著貢獻。社會也需要通過務實、系統且可持續的政策,將看得見、用得上的支持真正送達像她這樣的家庭手中——這既是對生育意愿最實質的回應,也是對未來發展最根本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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