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經驗證明：唯有讓所有漢奸都得到嚴懲，才能避免漢奸層出不窮

2005年12月8日，韓國政府通過《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歸屬特別法》，成立“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調查委員會”，授權政府追查并沒收1910-1945年日本殖民時期與日寇勾結者獲得的財產。

根據韓國當局的解釋，《親日反民族行為者財產歸屬特別法》的意義在于，“將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時協力、并打壓我民族之反民族行為者，沒收其當時之蓄財，歸國家所有，以具現正義并提升民族精神。”

根據這一法律成立的相關委員會高效展開了針對“韓奸”財產的清查工作，截止2006年8月，該委員會聲稱決定先對400多名親日派后人的財產進行清理和處置。

這一法令頒布后，就算那些叛國的“韓奸”已經去世，依然逃脫不了被追究責任的命運。例如當年逼迫李朝高宗退位，促成“日韓合并”的著名韓奸李完用的土地就被政府沒收，李完用自己也沒想到，死了八十年，居然還會遭到制裁。

自古以來，無論中外都會對叛國者給予嚴厲處罰，這是因為執政者們早已清楚地認識到，叛國行為如同附骨之蛆，其危害遠超軍事失利本身。

著名韓奸李完用

如果叛國者不能得到嚴懲，就會逐漸瓦解民族認同，扭曲價值判斷，最終形成“叛國成本洼地”，也就是說，得不到應有下場的叛國者，會形成十分惡劣的示范效應：

當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出賣國家利益的收益可能大于付出的成本，將會導致一些無恥之徒群起效仿，最終侵蝕造成國家治理機制、民族信仰和尊嚴徹底崩塌。

叛國者的惡劣影響，中外概不例外：南宋大奸臣、漢奸秦檜以“莫須有”之名戕害岳飛，致使主戰派噤若寒蟬；

二戰時期，以貝當為首的法國維希政權與納粹合作，造成抵抗運動持續失血，如果不是戴高樂將軍堅毅不屈，發起“自由法國”運動，恐怕二戰后聯合國就只有四常而不是五常了。

法國解放之后，對于當年和德國占領者合作的“法奸”也采取了相當嚴酷的制裁手段，除了將近6700人被政府的法庭判處死刑，歷史學家估計還有4萬-10萬人遭抵抗組織就地槍決。

二戰后，維希政府元首貝當受審

法國人這種對叛國者的零容忍態度一直持續到冷戰時期，在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期間，政府對投靠阿爾及利亞抵抗組織“民族解放陣線”的本國公民啟用特別軍事法庭，直接剝奪了陪審團審判權。

其實，“漢奸”這個詞直到明朝才逐漸成型，在明朝以前，此類罪行都被稱為“謀叛”，秦律規定：“謀反降敵者，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漢朝李陵因為投降匈奴，其家屬統統被砍頭。

《唐律疏議》則將“謀叛”列入十惡不赦之罪，不僅本人腰斬，三代親屬還要流放三千里，宋朝更是規定，將叛國者凌遲處死做成片皮鴨，這一規定被后來的明清兩代繼承。

至于明朝，袁崇煥因叛國罪名被凌遲處死后，其肉片竟被京城百姓爭食——這種集體無意識背后，是政權刻意塑造的“叛國者非人”的認知。

就算是對外一直妥協退讓的民國政府，在抗戰勝利后依然對漢奸采取了嚴厲措施，1946年3月13日《懲治漢奸條例》公布，近兩萬人被判處死刑，如陳公博、褚民誼等一批臭名昭著的漢奸被槍決。

漢奸褚民誼最終被槍決

除了肉體毀滅，政府還在精神上、文化上對叛國者進行清算，讓這些人真正遺臭萬年，時至今日，我們一提起諸如秦檜、洪承疇、吳三桂、汪精衛這些漢奸敗類，依然會忍不住唾罵。

兩宋末期、明朝末期，正因為大批漢奸投敵叛國，導致大好河山淪入異族之手，但這些沒骨氣的人到了新朝依然備受歧視，直至享受被列入《貳臣傳》，永遠留在歷史恥辱冊的待遇。

至于一貫擅長收買、分化、瓦解、欺騙的美西方，對于本國人士的叛國行徑卻持續高壓打擊，別說是罪證確鑿的了，就算是“莫須有”也難逃法律追責。

美國《反間諜法》規定叛國罪最高可處死刑，且不設追訴時效，2015年，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彼得雷烏斯泄密案中，即便其戰功赫赫仍被褫奪軍銜。

其實彼得雷烏斯也算不上犯了什么大錯，只不過是向給其寫傳記的情婦透露了一些內幕消息，卻依然被認定為泄露國家機密，判處有罪。

彼得雷烏斯

在國際生存壓力巨大的以色列，一旦被認定存在資敵、叛國行為，除了物理清除、終身監禁之外，所居住的房屋可能被拆除，其家族將被停發津貼，甚至一些住在沙漠里的阿拉伯部落因為被懷疑“通敵”而被整個斷水斷電。

這些案例揭示現代文明社會的共識：叛國行為本質上是對社會契約的終極背叛，不需要任何的溫情面具。

改革開放之后，為了個人利益出賣國家機密，甚至公開背叛國家的惡劣事件屢屢發生，除了一些罪行比較明顯的“公開漢奸”，還有大批的“隱性漢奸”。

這些人的共同點是：接受境外敵對勢力的指令，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高唱歷史虛無論，為漢奸洗白，美化甚至否認外國侵略者罪行，積極宣揚美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詆毀傳統道德和傳統文化，破壞國家穩定基石。

受這些人控制的一些無恥之徒，無良媒體，持續在教育上、宣傳上、文化上發力，試圖潛移默化地改造國人思想，特別是毒害下一代，簡直是罪莫大焉。

面相猥瑣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一段時間內諸如“秦檜不是漢奸”、“南京大屠殺是假的”、“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是誤會”、“慰安婦是自愿的”之類的奇談怪論竟公然見諸媒體，或者被討論，實在跌破人的下限。

更嚴重的是，其中還有一部分人在國內高校和研究機構任職，披著所謂的“教授”、“專家”的外衣，持續污染年輕人的思想。

因為這些人算不上公開叛國，除了在媒體上對其進行聲討之外竟無任何辦法，直至最近，我們才對一些言行尤其惡劣的漢奸進行了制裁。

歷史反復證明：唯有構建“叛國必遭雷霆之罰”的威懾鏈條，方能阻斷投機者的僥幸心理。肅清漢奸，不僅是法律行為，更是文明存續的基因改造工程！當前全球意識形態戰爭日趨隱形化和激烈化，我們亟需在柔性普法與剛性執法之間找到平衡點。

在立法層面，可以參考以色列追捕納粹余孽的“永恒通緝令”機制，增設“歷史漢奸行為追溯條款”，讓漢奸即使逃出國外也不得安生。

這位據說也被清出家譜了

在司法實踐層面，可以建立間諜或叛國類案件異地審理制度，避免受到本地干擾，對特別是在精神層面、文化層面、思想層面叛國的罪人嚴刑重判。

在社會監督層面，可以開發“間諜行為大數據預警系統”，對涉外敏感崗位人員實施區塊鏈履歷存證。

在文化警示層面，建議在中小學教材中增加“漢奸案例警示”專題，用汪精衛“從革命者到頭號漢奸”的墮落軌跡警示后人。

要讓每個公民都清醒認識到：漢奸標簽不是政治修辭，而是會引發實際生存成本飆升的法律事實，叛國投敵代價沉重。唯有如此，方能在新時代筑牢無形的精神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