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偽處心積慮攪渾外匯黑市，“孤島”聯手抵御驚天大陰謀

文│汪海

被日軍占領的外白渡橋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結束后，日軍占領了上海。上海除虹口、楊樹浦兩區的公共租界與法租界成為日偽勢力和國民政府控制之外的相對“真空”，淪為“孤島”。在特殊的政治與經濟環境的庇護下，上海“孤島”與國內各埠間的貿易得以延續。

金融機構內遷促大后方發展

戰火中的上海滿目瘡痍

金融機構始終是金融聯系的主渠道。近代史上上海是中國金融中心。同時也是長江沿岸城市埠際間金融聯系的樞紐，操握著整個長江流域的城市金融權柄。它的作用不局限于上海一地資金的融通，而是引導著長江流域商埠乃至全國各地的資金、資本的流向。全面抗戰爆發前，上海建立起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中國農民銀行等四大國家銀行為核心，以“南三行”和“北四行”為中心的商業銀行為主流的現代化銀行體系，居于控制和支配全國金融的中心地位。全面抗戰爆發后，隨著國民政府西遷重慶，西南西北成為中國的戰略大后方。

戰時上海金融界對西南地區投資，是兩地金融聯系的重要內容。對中國抗戰而言，大后方是中國抗戰的依托，大后方經濟建設成敗關系到戰爭能打多久和最后結局。戰時，國民政府政治經濟重心所在地的西南地區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急需資金的支持，上海大規模的金融資源西移，貸款投資支持后方生產建設，特別是上海金融界加大對西南的投資，對穩定大后方經濟起了關鍵作用。

重慶銀行業同業公會，抗戰初期被日軍飛機炸毀

全面抗戰爆發后，上海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金融界也表現出空前的愛國熱情。1938年就陸續有不少金融家前往大西南進行實地考察，著眼于投資西南布局。1939年新年伊始，上海金融界發出“到西南去”的號召。上海的金融界和實業界要踴躍地大量投資到西南去，這一方面固然幫助了國家，使經濟建設趕快完成；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保障投資者的利益。在此背景下，上海游資大量涌入內地。上海金融界對西部的投資，不僅致力于資源開發和生產建設，還將投資的重點放在西南交通建設方面。1938年國民政府設立西南經濟建設委員會后，第一步計劃完成西南五省的鐵路建設計劃，為寶成、川康、成渝、川黔、黔桂、粵桂、湘黔、滇黔、滇緬、湘桂、桂粵11線，共長6400千米，發起籌款2000萬元。經該委員會委員長孔祥熙與各銀行界領袖接洽后，各銀行踴躍投資，如數籌足。

戰爭環境中，在燭光下堅持工作的中行員工

戰時上海金融家和金融人才的內移，成為與西南地區金融聯系的重要推手。戰前，作為全國金融中心的上海，聚集了一大批專業的銀行家和金融專業人才。抗戰時期金融中心遷移到重慶，隨金融機構內遷的還有一批優秀的金融家、銀行家和數以千計的受過專門訓練，熟悉金融業務的從業人員。有的金融家抗戰時期雖不在重慶，但其活動與大后方金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內遷銀行無論是國家銀行還是商業銀行，在內遷的初期，主要通過將東部人才調往西部籌辦機構，以解燃眉之急。他們不僅領導參與了大后方金融中心和金融網絡建設，還積極投身抗戰建國各項事業。他們都利用其在金融領域的實力和影響力，出色完成了各自的職責。他們在西南的金融活動，不僅密切了東西部金融聯系，也為西部地區帶來了現代化的金融思想，大大推動了西部地區金融業從經營理念到方式的轉變，加速了西部金融現代化的進程。

中日貨幣金融戰的主戰場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占領東北全境，中國經濟實力受到很大損傷。為抵抗日本進一步侵略，國民政府進行了一項旨在增強經濟實力的幣制改革。主要是“廢兩改元”和“法幣改革”。在法幣改革籌備期，日本就因中國沒能淪為日元集團附庸而惱羞成怒，展開了瘋狂的破壞活動。然國民政府利用英美兩國支持順利完成“法幣改革”。1935年11月3日，南京國民政府頒布《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實施新貨幣政策命令及章程》。中國幣制改革的成功出乎日本的預料，進而發出戰爭叫囂恐嚇國民政府，并積極備戰。在中國法幣改革實行僅僅二十個月后，日本悍然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戰爭的實質還在于經濟原因。

日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舊影

從抗戰爆發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安定金融主要通過穩定法幣匯價來進行。日本侵占華北后，1938年3月和偽“臨時政府”合謀策劃在北平成立“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聯銀券，規定了法幣在華北地區的流通期限，并以聯銀券收兌法幣。偽銀行的主要任務就是以偽幣換取法幣，再以法幣套取外匯。7月12日，日本五相會議決定：“為了使敵人完全喪失抗戰能力，并推翻中國現中央政府，應設法造成法幣的崩潰，取得中國的國外基金，由此在財政上使政府自行消滅”。為打擊法幣，從1938年8月起，日偽把法幣與聯銀券的比價一貶再貶，這樣一來相當一部分法幣開始南流上海，套取中國大量外匯。為了反擊日本的套匯陰謀，國民政府財政部對外匯買賣實行管制：由中央銀行總行集中辦理外匯賣出業務，另在香港設立中央銀行通訊處，收受承轉購匯申請書，經中央銀行總行核準后，即按官價售買。外匯管制辦法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上海等大部分地區已經淪陷，出口所獲外匯不能集中到中央銀行，外匯儲備日益減少。外匯供給也日益不足，很快在上海出現了外匯黑市交易，法幣匯價開始跌落，1938年7月初法幣匯價由上月的1先令上下跌至8便士左右。在日偽蓄意套匯加劇情況下，法幣匯率難以維持。于是中國銀行與匯豐銀行達成協議，中國銀行暗中進入上海外匯黑市維持匯價。

法幣不穩，全國經濟運轉都受到了影響，對抗戰局面很不利，同時也威脅到英美在華資產的安全。國民政府積極尋求英國支持，雖然對維持上海市場上的法幣匯率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杯水車薪，仍無法阻止法幣大量被日偽套取。

1939年5月，日軍在上海利用漢奸建立起華興商業銀行，發行華興券。5月3日，國民政府財政部即致電四聯總處、上海銀錢業公會和市商會轉知各行莊，“一律拒用該項偽幣，絕對勿與來往。”7月17日，財政部再度致電上海銀錢業，要求制止偽幣收付買賣。10月9日，鑒于上海各銀行錢莊仍有買賣“華興券”，國民政府于10月9日再度致電上海各有關各業公會，要求對各成員店號切實轉行告誡，盡力設法制止。由于華興券發行和流通遭到上海市民、商界和金融界的抵制和反對，流通范圍狹小，主要在上海虹口區使用，故有“虹口鈔票”之稱。到1940年底，共發行565萬元，“大部分都滯留在正金銀行上海分行和其他日本銀行的庫房里”。1941年1月偽中央儲備銀行成立發行中儲券，以取代華興銀行，也遭到上海“孤島”各界抵制。在太平洋戰爭前，日偽還缺乏在上海強制推行中儲券后的有效手段，特別是在租界收效極微。租界在淪陷區成為法幣的最后的避風港。

“華興券”

兩行發行的貨幣均不與日元掛鉤而靠上法幣，以法幣吸收外匯。這又使得法幣匯價維持雪上加霜，到了最堅艱時期。這時英美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也伸出援手，使上海的法幣匯率大體上得到維持。雖然被日本套去大量外匯，損失不小。但法幣黑市匯價的穩定，提高了法幣在國際市場的信譽，也提高了中國的國際聲譽與地位，拉住了英美。同時，由于法幣幣值較偽幣穩定，使法幣仍能在淪陷區流通，給日偽貨幣流通以極大阻力。抗戰初期，由于法幣對外價格相對穩定，對法幣的對內信用和后方物價也有極大影響，后方經濟也得以正常運轉，有力地支援了抗戰，總體來看，上海這場貨幣金融戰得大于失。

國民政府對“孤島”金融的控制

外灘14號交通銀行外的沙包掩體和士兵

“八·一三”后，留守在上海“孤島”的金融機構分支照常營業，國民政府通過它們仍發揮著經濟和政治影響，基本上控制著整個上海的金融業和金融市場。法幣仍然是租界唯一的合法貨幣，在上海金融市場占據支配地位。

1937年淞滬抗戰爆發當天，國民政府下令上海銀錢業停業兩天。8月15日，國民政府財政部公布了《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7項，其基本目的是限制提存現款，鼓勵存款。次日，財政部又核準在上海施行補充辦法4項，規定銀錢同業所開出的本票，只準在上海同業匯劃，不付法幣及轉購外匯。此外，國民政府又同上海歐美系外商銀行訂立“君子協定”，凡從事投機與逃避資金的外匯購買，各外商銀行一概拒絕供給，外商銀行遇頭寸短少時，先自行設法補足，遇市場供給不足時，再向中央、中國、交通銀行補購，停止吸收華人新存款。這些金融管制措施的實施，防止了提現風潮的擴大，避免了金融危機的發生，起到了穩定人心、穩定上海市面作用；另外收緊銀根，減少了資金外流和套匯，收到了安定金融的預期效果。

在中中交農四行中樞機構撤出上海不久，國民政府財政部便在給四行的電文中明確指出：“目前滬市情況特殊，交通梗阻，原可易地營業。但本部為謀滬市中外商民交易便利，及照舊辦理匯兌買賣，以安定市面金融起見，相應電請貴行轉飭上海分行依照法令規章規定，執行分行業務，以利市面。”1937年12月9日，中央、中國銀行發言人稱：已接財政部長孔祥熙之訓令，上海中中交農四分行現仍照常營業，專求維持上海金融市面。“上海四分行一日為眾需要，將一日留于此間。”

上海華僑銀行外堆滿沙袋

為活潑市面、穩定金融，1937年8月9日，四行聯合貼放委員會在上海正式成立。除了四行聯合貼放委員會對上海銀錢業提供資金融通幫助外，中中交三行還向上海銀行業聯合準備委員會提供透支額度1000萬元，向其他同業提供抵押貸款。這些貸放對維護戰事爆發初期上海的金融穩定起關鍵作用。四行自1938年起停止對銀行錢莊的直接放款，改由銀錢兩公會代為轉手申請。到1939年9月底，上海四行的貼放余額有1800余萬元，對維持上海市面起相當大作用。

抗戰期間，四行所發行法幣是流通中合法貨幣，對此上海金融界和商民都沒有疑慮。當時許多非發行銀行和錢莊都是按照六成現金及四成保證準備的規定，分別向中中交三行領用法幣。到1937年11月為期兩年合約將屆滿，上海市銀行業同業公會致函三行，要求展期二年，當年底得到國民政府財政部和四行聯合辦事處的核準，準照原核定額展期一年。以后應有關行莊的申請，得以繼續向政府銀行領券。另外，留守的四行機構還在上海推行國民政府的其他金融統制政策，如取締非法收受金類，禁止私運黃金，匯款和結售匯管制，銀錢業內部實行“匯劃證”制度等等。

“孤島”時期上海金融業的同業組織上海銀行業同業公會和上海錢業同業公會也起著重要作用。他們與國民政府的代表保持著密切的溝通協商，協助政府落實在上海的金融管制措施，對財政部《非常時期安定金融辦法》等一系列金融監管政策，大都“議決通告各行莊遵照辦理。”同業組織在控制匯劃貼水，集中同業結算、拒收日偽貨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體現滬上金融人群體的愛國情懷。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