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伊犁條約》簽訂145周年紀念

雖時間過一天，但昨天看到官媒紀念這一條約的簽訂，不禁引起筆者的好奇，忍不住地關心于此。

《中俄伊犁條約》簽訂于1881年2月24日，距今1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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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戰全面爆發四周年之際，也正是《中俄伊犁條約》簽訂的紀念日。

1871年，沙俄趁新疆動亂之機出兵占領伊犁地區，號稱“代收代守”、保護俄國僑民。

1877年左宗棠收復新疆后，清廷多次與俄國交涉歸還伊犁事宜。

1877-1878年俄土戰爭消耗了俄國大量國力。

1878年，清政府派崇厚作為欽差大臣與全權代表，出使俄國，在圣彼得堡與俄方談判伊犁問題。

完顏崇厚（1826—1893），出身官宦世家，滿洲鑲黃旗，晚清為數不多的滿族洋務官員，并受命與俄談判。

崇厚曾辦理洋務，但不成功。其人膽小平庸，外交能力較差，不懂國際法、地緣戰略。

就這么個人，被清廷授予“全權”，實在是用人失察。

崇厚濫用這一資格，在俄人威逼利誘之下，竟然認為俄“無圖利之心”，未請示清廷即與俄簽《里瓦幾亞條約》，又在未接到歸國指令情況下擅自回國。

按照這個條約，俄僅歸還伊犁九座“孤城”，但伊犁西境霍爾果斯河以西、南境特克斯河流域（通南疆要道）、北境部分土地全歸俄屬。

如此一來，中國將失去伊犁戰略屏障和南疆通道，伊犁成俄“外府”。

左宗棠斥之為“舉天下大勢全付之俄人”、“雖得必失”。

清廷需賠款500萬盧布（約280萬兩白銀），作為俄“代守兵費”與“商民損失”。

同時，俄在新疆、蒙古免稅貿易；增開至北京、漢口商路；新增7處領事館（嘉峪關等），俄享有治外法權、建房牧畜等特權，并深入中國內地。

俄還保留占領期的財產，“叛民可入俄籍”；

重申松花江航權。

整體上，俄“至貪至橫”，崇厚“輕率定議”，未經請旨即簽，屬擅權賣國。

消息傳開，全國嘩然，清廷拒絕批準條約，并判崇厚“斬監候”；后俄方提出將赦免崇厚作為改約談判前提，清廷予以同意。

崇厚堪稱晚清最失敗的外交使臣，死于1893年。

清廷拒絕批準崇厚所簽條約并決定談判改簽，這是符合當時國際法慣例的。

19世紀歐洲國家的慣例和習慣法規定：全權大臣簽訂的條約需經本國君主或政府批準方能生效。

談判簽名僅表示談判達成協議，但主權國家有權審查并拒絕批準，尤其當條款超出指示、損害國家重大利益、或存在脅迫或越權情形時。

拒批雖可能被指“違信”，但不違法；實踐中也常有拒批先例，如美國參議院多次拒絕總統簽署的條約，后果則通過外交或武力解決，而非條約自動生效。

崇厚作為“頭等全權大臣”，僅受命商議收回伊犁事宜，不得擅自割地、讓予俄人過多特權。

崇厚未等批復即回國，清廷審查發現條款“流弊甚大”（張之洞等奏）、“至謬至愚”，且崇厚“過于性急”、受俄脅迫/誘騙，明顯超出授權。

因此，1880年初，清廷正式宣布拒批時，俄國雖抗議“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并以戰爭相威脅，但俄土戰爭后俄國國力疲弱，而左宗棠西征軍陳兵邊境。

于是，1880年8月清廷赦免崇厚后，俄方被迫同意重談。

清廷此舉在當時被輿論和左宗棠等視為維護國體。

1880年，清廷改派曾國藩之子、駐英法公使曾紀澤兼任出使俄國欽差大臣赴俄改約。

改約談判歷時半年，1881年2月24日雙方在圣彼得堡簽訂《中俄伊犁條約》。

期間，俄方以武力威脅，曾紀澤據理力爭，在左宗棠于新疆備戰支持下，清廷成功改約。

同時附簽《改訂陸路通商章程》及付款專條，后又簽訂5個勘界子約，以劃定邊界。

與原約相比，新約爭回部分主權。

清廷收回伊犁全境，包括特克斯河流域，南疆要道，約2萬余平方公里戰略要地，伊犁不再是“孤城”。

俄領事館由7處減至2處（嘉峪關、吐魯番）。

俄方享有的通商特權大大壓縮，規定新疆貿易“暫不納稅”（非永久免稅），并刪去至漢口商路；俄在松花江的航權也受限制。

左宗棠對新約的評價是“伊犁全還，界務無損……中外傾心”，視為近代外交“難得成功交涉”，成為晚清罕見的“虎口奪食”。

不過，清廷仍付出了沉重代價。

霍爾果斯河以西的伊犁西境小塊土地仍歸俄（約1萬平方公里）。

賠款增至900萬盧布（多400萬盧布，約500余萬兩白銀），分兩年付清。

通過后續5個勘界子約，齋桑湖以東、北疆、西南帕米爾等地被進一步調整，西部失去約7萬平方公里（含待議區）。

蒙古貿易仍免稅；新疆暫免稅后可議改，但俄獲長期特權。

崇厚條約的賣國性在于幾乎全盤接受俄方勒索，而曾約顯著減輕損失，是晚清外交“難得成功交涉”。

俄人的貪欲與野心是跨越時空的。

19世紀末，俄國醞釀出“黃俄羅斯計劃”，1900年俄人首次提出黃羅斯概念。

至今仍有俄人熱衷于這個計劃。

俄粉，想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