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記｜在理論與經驗之間

胡卓炯

朱江華峰

在理論與經驗之間

作者 |胡卓炯、朱江華峰

作者單位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

原文 |

拙作《“可見性”的建構：統計數據生產中的央地互動與政企關系變化》在《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4期發表。作為在讀博士生，我們對此實感榮幸。更感謝編輯部的邀請，讓我們能夠有機會回顧文章形成和發表的過程，這既是對塑造、鼓勵我們的學術共同體的一份交代，也希望可以為廣大學友提供一些可能的借鑒。

一、問題緣起

筆者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始于一場意外的頭腦風暴。2019年，筆者剛剛確定保研成功，與當時還在清華社會學系讀博的劉文斌師兄常就社會學理論進行討論。彼時，杜月老師關于“制圖術”的研究頗受關注，該文兼具理論研究的厚重感和經驗研究的現實感，是我們一眾初學者效仿的楷模。筆者當時初生牛犢，認為杜老師“制圖術”的概念直接來自于?？聦Α爸卫硇g”的討論，但其研究從治理術繞到制圖術再回到治理問題，似顯繁復，也稍微遠離了福柯原本的問題意識?；诖?，筆者設想，何不直道而行，就“治理術”本身來討論治理問題？按照這一設想，筆者判斷，合適的經驗對象不應是國土等疊加了諸多其他治理要素的復合領域，而應該是一個更為單純的治理空間。符合此要求的經驗對象，在筆者當時看來是唯一的，也就是?？卤救嗽凇栋踩?、領土與人口》中所強調的、孕育現代治理術的關鍵工具——統計。當然，這在當時還僅僅是一個學術暢想，筆者與文斌師兄多次交流，逐漸確定要在研究生階段以政府統計為對象展開田野調查。

讀研以后，在應星老師《發展社會學》的課上，筆者系統地學習了關于中國政府行為的相關研究，進一步明確了統計問題不僅存在“社會理論”層面的對話價值，而且有著現實的經驗意義。在筆者當時的認識中，中國政府的治理結構大體上可以被理解為是“行政發包制”與“晉升錦標賽”相疊加而形成的“上下分治”結構，而上下之間、不同條塊之間又有著各種具體的矛盾，從而產生諸如“共謀”、“策略主義”等具體的政府行為。政府統計在這個意義上恰恰是連通上下左右的關鍵環節，即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背景下，主要經濟指標的結果既是行政發包制的治理目的，也是晉升錦標賽的考核對象，甚至還是同級之間博弈的主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政府統計問題是理解中國政府治理結構的一個關鍵切口，而當時社會學界對此的討論是不足的：統計數據的生產過程，尤其是其中最核心的主要經濟指標數據的生產過程，在整體上缺少定性的呈現。這種缺失使得部分研究者對統計問題的認識存在一定的偏誤，而筆者可以通過經驗研究填補這一缺失。

二、在理論和田野之間往復

但田野遠比筆者腦中的構想要來得復雜。進入田野后筆者所觀察到的政府統計工作，比既有研究所呈現的統計狀態更為規范和科學，甚至超過筆者進入田野前對其規范性的預計。這主要是因為在“聯網直報”以后，國家直接從企業端搜集源頭數據，那些過去可能產生數據失真的行為，在當前制度下已經很難發生。這誠然是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大進步，但對于寫作者而言，它也意味著新的困難：僅從政府統計當前的工作出發彌補過去研究的缺失，本身是比較容易完成的；但對于學術寫作而言，這樣的呈現在邏輯上似乎過于簡單了，所有的差別幾乎只是統計制度變化的直接結果。如何在這一基礎上進一步提煉理論問題，是筆者當時最大的苦惱。

導師晉軍老師為此曾多次勉勵筆者：那些錯漏百出的治理行為在學術上反而是缺少分析價值的，學術工作應當是去探索一個持續的、結構性的東西。憑借學者的直覺，他認為這種規范性的操作必然對應著某種理論提煉的可能。在晉老師的啟發下，筆者最終意識到可以將視野拓寬，不再局限于政府統計工作本身，而是以統計為中心理解地方政府的整體經濟工作，從而可以在“政府對市場治理的強化”這一理論框架內定位田野的發現：中央政府主導的統計改革本身僅限于對統計工作的規范化，但經過行政體系內部的復雜互動，這一改革最終導致了地方政府對經濟領域更有效的治理?；诖?，文章可以與此前學界關于中國科層制的研究進行對話。

根據田野而做出的框架調整又帶來了新的問題，即筆者幾乎難以再將經驗敘事與?？碌纳鐣碚撨M行關聯。因為研究的問題意識直接來自于筆者對?？吕碚摰拈喿x體驗，筆者當時對于這種關聯存有某種難以割舍的“執念”。為此，筆者先后嘗試從“權力的生產性”，“權力的觀看”等角度運用福柯的理論，但效果都很不理想。筆者為此再次陷入寫作焦慮。后來，應星老師和孟慶延老師點醒了筆者，他們教導我，社會學者讀理論的目的并不是將其外化為工具，而是將其內化為視角：理想的狀態并不是同樣的現象可以用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干等社會學家的理論直接給出不同的解釋，而是面對同樣的現象，學習馬克思、韋伯、涂爾干等社會學家理論的學者會從中發現不一樣的東西。應星老師反復告誡我應該去做“沒有?？碌母？卵芯俊薄＿@幫助我卸下了包袱。我嘗試先從經驗本身建構敘事，擱置對于宏大理論的癡迷。

三、在寫作到發表的道路上摸索

在初步擱置宏大理論之后，筆者最初的寫作過程比較順利。而在文章成型之后，筆者受到了一系列真誠但尖銳的批評。在2023年，筆者先后參加了清華社會學系內部的討論會，中國社會學年會以及組織社會學工作坊，文章先后得到了孫秀林、焦長權、艾云、邵占鵬等老師的點評。老師們一致認為，文章在局部細節上體現出了洞察力，但客觀上并不是一篇成型的論文：整體上并沒有收束到一個特定的主題，也沒有清晰的理論對話脈絡，更像是圍繞政府統計與經濟管理進行了經驗材料的堆疊。但筆者最初并沒有能夠很好地領會和理解這些批評，這主要在于筆者對自己精挑細選的經驗案例存在一種難以割舍的情感，且認為自己有義務對其進行完整的呈現。筆者在后續近一年的寫作探索中才逐漸意識到自己存在的問題，最終在合作者的幫助下，以“可見性”作為主要的理論框架梳理經驗、組織全文，當時的標題是《“可見性”的雙重生產——從政府統計出發理解“國家—市場”的新關系》。筆者以此向《社會學研究》進行了投稿。

文章在2025年1月收到了外審專家的意見。兩位專家對于文章的研究主題、經驗材料和敘事邏輯都予以了肯定，但也都認為文章在理論和經驗之間有著明顯的脫節。理論層面主要是缺少對核心概念“可見性”的界定與梳理，這導致理論框架過于寬泛，缺少收束全文的中層理論概念；經驗層面的問題則是理論問題的延伸，專家認為文章的經驗敘述枝蔓頗多，并沒有圍繞一個邏輯遞進和展開，其根本原因還是在于文章沒有梳理出清晰的理論線索。外審專家非常負責，給出了一系列關于“可見性”的參考文獻，以便筆者進行梳理和完善。

經過兩個月的時間，筆者針對外審專家指出的問題進行了細致修改。文章重評時，外審專家肯定了文章的進步，但仍然認為文章在理論和經驗層面都不夠成熟。在理論層面，專家判斷筆者仍然在“可見性”的框架方面有所游移，致使文獻綜述寫作板塊化，文獻之間缺少內在關聯，圍繞“可見性”提出的新概念也并不合適；在經驗層面，專家也仍然認為文章存在行文拖沓、信息含量低的問題。事后回看，專家的意見確實擊中了文章的軟肋，但筆者當時其實無法完全準確地理解這些意見：對于文獻和概念上的問題，筆者自身亦有認識，自認為也比較容易處理，但經驗信息含量低這一點與筆者當時的自我認識存在差異。筆者當時認為文章已經從初稿五萬余字的體量壓縮到兩萬字之內，很難想象還能如何提高文章的信息密度。

筆者為此請杜月老師幫忙參詳。杜老師認為，外審專家所說的“信息含量低”和筆者自己判斷的“信息密度大”也許指向的是同一個問題，即筆者當時對于政府統計和“可見性”有著自己過于主觀的理解：統計是社會之于國家的“可見”過程，這個“可見”過程既包括了中央政府對經濟結果的“可見”，也包括了地方政府對企業行為的“可見”，還包括了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可見”。在未經充分說明的情況下，學界對于“可見性”的一般認知只在于第一重“可見”。而筆者因在理論界定上將多重“可見”混為一談，在案例寫作過程中也就會將不同性質的經驗材料混在一起使用。這一寫作方式在筆者自己的邏輯思辨中也許是可以自洽的，但閱讀者通常不會具有和筆者完全一樣的思辨結構，而筆者也沒有能力將自身的思辨完全外化為嚴謹的理論框架，這就導致文章邏輯顯得較為混亂，即“信息含量低”。杜老師的建議是，筆者應該按照外審專家的意見重新梳理“可見性”的框架，根據新的框架首先對經驗材料進行刪減，然后再考慮增補材料的問題；具體的調整方向，杜老師建議筆者可以將經驗的重心放在更能體現“可見性”內涵的“政企互動”部分。在杜老師的建議下，筆者最終將文章的主題內容調整為兩個部分，即中央主導的統計“可見性”的建立過程所引起的地方反應，以及這種互動帶來的政企關系變化。

至此，到2025年4月底，文章的主體內容最終定型。筆者本以為大功告成，但后續兩個月的校改過程帶來的挑戰甚至是不亞于外審意見的挑戰。作為初次投稿的新人，筆者在學術表達上存在諸多問題，如措辭不精確、表達搭配不當、邏輯跳躍、主語缺失以及語句歧義等，這些問題反復出現，需要筆者不斷進行修改和完善。筆者在這一漫長而繁復的過程中收獲了一整套關于學術寫作的“默會知識”，可以說是這個過程才真正把筆者帶上了學術研究的道路。筆者今日再回看初稿，才深覺自己已經獲得了如此之多的成長。在此要特別感謝拙作的責任編輯老師和編輯部的其他老師，他們在這個過程中不厭其煩地指出文章的問題，真正讓筆者感受到學術共同體的存在。

四、一些感悟

作為一個剛剛踏上學術發表之路的初學者，筆者前述的經歷或可為廣大學友所借鑒，而筆者對此也有一些自己的反思可以分享給大家。

拙作寫作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在于，筆者長期無法在理論與經驗之間建立有效的平衡。一方面，筆者無法準確判斷何種程度的理論抽象層次是合適的（這使得筆者長期無法提煉出一個有力的中層概念總領全文）；另一方面，筆者也無法使文章的經驗與理論框架緊密貼合（這使得文章的經驗和理論部分長期是互相獨立的，且始終存在經驗材料堆疊、“信息含量低”的問題）。這其實是豐富的經驗材料和宏大的理論關切所帶來的客觀的寫作難度。但這也意味著筆者在課堂中為師長所認可的品質（例如田野材料的搜集能力，對宏大理論的感知能力等）反過來構成了對于學術寫作的某種妨礙。甚至筆者當時的應對方式，例如尋找新的材料、閱讀新的理論等，也是在繼續增加理論和經驗的復雜性，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寫作上的困難。筆者在寫作的初期始終身陷這種惡性的循環之中。

而最終支撐筆者跳出困局并完成寫作的，除去“將理論作為視角”的認知解放外，更為關鍵的是學術共同體的支撐。這一學術共同體超出了師門和系所，而尤其包括學術會議、學術期刊等公共平臺。筆者最初懷著一種初生牛犢的勇氣將非常不成熟的作品放到了學術共同體的面前，這反而使得筆者可以獲得學術共同體的支持，在同系師長、評議老師、外審專家、編輯部老師的共同幫助下，不斷地明確文章應該去完善和聚焦的方向，最終形成目前的作品。筆者對此深感幸運，同時也認識到，學術產出應是一個知識共同體的行為，而在某些階段，過于獨立的探索對于知識產出甚至可能是有妨礙的；擁抱學術共同體，尋求學術共同體的幫助，在筆者看來，也是學術工作者的必修課。

拙作雖已刊出，但其仍然只是從統計領域切入中國政府治理體系研究的一個初步嘗試，一系列的問題還有待澄清。僅就筆者的經驗直覺而言，政企關系的變化只是統計變化背后的國家治理體系變化所引發的一個結果而已，其他一些更重要的變化還有待探索：統計制度的改革將如何影響治理結構？既有研究認為的“上下分治”的格局會在哪些層面發生變化？統計問題是否還可以從治理術的譜系角度獲得其他的理解？這都是可以進一步研究的問題。“作者手記”也是學術共同體提供的一種平臺，期待能與廣大學友共同推進對于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國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