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現代史上關鍵一年

1945年9月9日，上午9時。

作為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內臉色蒼白。眼下，他將代表128萬仍然駐扎在中國戰區的侵華日軍，向中國政府簽字投降。現場的記者隨后報道說：

“岡村寧次進入席前，臉色慘白，眉頭高聳……簽字時，手臂微抖，簽字蓋章后，低頭俯視有五十秒鐘之久。”

在將投降書遞交給代表中國政府接受日軍投降的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后，岡村寧次先是鞠躬，然后退場。“岡村翻著臉……形容慘淡，幾乎像要哭了。”

此前，就在當年8月15日的廣播演講中，蔣介石說：“我們中國在黑暗和絕望的時期中，八年奮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實現。”

盡管抗戰勝利的一幕幕，已經整整過去了80年，但我們仍然記得1945年《大公報》記者朱啟平的文字：

“今天這一幕……我們將來也要講給子孫聽，代代相傳。我們別忘了百萬將士流血成仁，千萬民眾流血犧牲，勝利雖最后到來，代價卻十分重大。”

▲受降儀式上，何應欽（左）接受岡村寧次（右）降書。

1

日軍決定無條件投降的消息，也使得偽滿洲國皇帝溥儀憂心忡忡。

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過中立國瑞士政府，宣告將無條件向同盟國投降的消息傳開后，第二天（8月11日），溥儀即在日本關東軍的安排下逃離長春。8月13日，溥儀一行抵達中國與朝鮮邊境臨江縣的大栗子溝，到了8月17日夜晚，偽滿總理大臣張景惠向溥儀表示：

“事到如今，對滿洲國來說，已是失掉了依靠和存在的意義。我想應由皇上自動退位，來給滿洲帝國最后的終結。”

隨后，溥儀宣布“退位”，在日本扶植下存在了14年之久的偽滿洲國宣告覆滅。不久，溥儀在試圖經沈陽逃亡日本時，被蘇聯軍隊俘獲，隨后押往蘇聯。

作為日本人的傀儡，末代皇帝溥儀的帝國夢碎東北，但部分殘余的日軍并不甘心。

1945年4月，日軍糾結25萬大軍進攻湘西，企圖穿越雪峰山，奪取中國芷江空軍基地，進而奔襲重慶。中日雙方展開雪峰山大會戰，最終中國軍隊痛殲日軍第20軍主力，擊斃日軍12000多人，擊傷日軍23000多人。中國軍隊在此次戰役中則有7700多人陣亡，12000多人受傷。

在1944年底豫湘桂戰役的慘敗中，中國軍隊逆勢崛起、奮勇還擊，將湖南境內的日軍追擊到邵陽城下。大概1945年8月13日下午五六時許，日軍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傳來，此時正在邵陽城外圍攻日軍116師團的中國軍隊中，駐守前線的第100軍63師188團團長劉安泰也接到了軍長李天霞的來信，命令188團告知日軍投降。

盡管日本的裕仁天皇已經下令投降，但邵陽城內的日軍116師團仍然負隅頑抗，于是，188團團長劉安泰派出自己的黃副官（具體名字已經遺失）前往通知日軍繳械投降。抵達日軍陣地的黃副官被日本人用黑布蒙眼，押到一群日本軍官面前：

“黃副官這時看清楚了：屋子里的人都是鬼子的軍官，個個穿著軍服，腰間掛著軍刀，叮當叮當地作響。有的似乎在發怒，咆哮著，嘴里哇呀哇呀地叫喊著；有的鬼子竟拔出了所佩戴的軍刀在桌子上狂拍，呈現一片混亂、嘈雜之景象。黃副官略一回顧，從廂房的窗口，看見一個鬼子軍官正在廂房外面的小花園里切腹自殺……

又一會兒，翻譯進了廂房，對他們兩人說：

你們到這里來過了，我們這里的情形你們也都看見了，照規矩，我們要把你倆的眼睛挖掉，才能放你們出去，但由于你們是軍使，這個規矩就不執行了，你們回去，告訴你們的長官，我們日本軍隊是決不會投降的。”

在講述同僚黃副官親身經歷的這段生死往事時，188團3營迫擊炮排排長饒平如說，當時，困守在邵陽城內的日軍又掙扎了一個多星期，最終才決定出城投降。

但并非所有的日軍都甘心情愿，在浙江西部的千里崗，100多名殘余日軍仍然拒絕投降。1945年8月16日，第一次出征的學生兵、江西瑞金陸軍軍官學校第三分校步科大隊的士兵余立，就跟隨著戰友們從江西輾轉進入浙江，并奉命追擊這支小股日軍部隊，“潛逃的日軍官兵已到了浙西山區的上方鎮，在那里搶劫糧食和家畜、家禽，奸淫擄掠……”

在追擊多日，最終全殲這支殘余日軍后，余立又跟隨部隊轉赴杭州城內，接受日軍投降，“（老百姓）提著水壺，端著粥飯、熟雞蛋，在每個圩鎮的路口慰問我們這些抗日官兵……我們在民眾的歡迎中，唱著黃埔軍校校歌、抗日戰歌，踏著整齊的步伐昂首向前進。杭州百姓看見這支部隊，無不歡欣鼓舞，敲鑼打鼓，鳴放鞭炮歡迎！”

為了慶祝這光復的時刻，在江西，為了迎接進城受降的國軍，九江市民則幾乎炸光了全城的鞭炮。

1945年，10歲的劉堂鑫就親身經歷了這場盛況。

當時，劉堂鑫的父親本為九江海關職員，九江淪陷后，不愿投降日寇的劉堂鑫的父親隱姓埋名，在城中開了一間雜貨鋪謀生。1945年9月3日，國軍進入九江城內受降：

“天一亮就有人放鞭炮，遠遠近近地不停地響著。突然街上人聲大了起來，人群往西門口涌去，鞭炮聲也越來越響。這時我們店三位柜臺先生赫爾兩個學徒都在忙，開始鞭炮是一封封地賣，后來有人一堆堆地買著去，開始五百頭賣得多，現在千字頭，兩千頭，大炮竹都是搶著要。

站頭柜的先生熱得長衫都脫了，學徒累得打赤膊。還有女人也來買鞭炮。從西門口傳來的人聲，鞭炮聲越來越大，店里的廚子都幫著賣鞭炮，有的人把錢往柜臺里丟，搶著鞭炮就走，后來搶購的人太多，聽到入城的國軍越來越近。父親這時大聲說，‘把所有爆竹箱全抬到街中心來，不收錢了’。

只見學徒和柜臺先生，從箱子里拿鞭炮往人群里拋，這時廚子將樓上兩箱，五十頭小爆竹，也扛到了父親身邊。只見父親將火柴劃著了，往箱子里一丟，不一會全箱爆竹都響了，有一箱的箱板都炸開了，還好沒有傷著人。

就在這時國軍入城的汽車來了，父親突然對著樓上喊：‘快放銃！老俵，快！快！快！隊伍來了，放銃！放銃！’這時我才發現店二樓窗子大開，我倆位住在鄉下的叔叔都站在桌子上，手里端著銃，旁邊還有幫著上銃藥的人。兩桿銃輪流地放，響聲很大，火光、火藥味，將國軍和群眾都吸引了。

卡車上全是整齊的國軍，還裝著重機槍，汽車過后是扛著輕機槍的國軍，當隊伍經過我們店時，聽到銃響，有位長官向著百姓喊了一聲，國軍敬了禮，接著國軍又齊聲喊‘一、二、三、四’。這感動人的場面，使得老婆婆們直擦眼淚，我發現國軍中有人也在流淚。”

▲1945年，重慶，狂歡的人群。

2

就在南方各大城市紛紛迎來光復之際，北方很多城市由于路途遙遠，國軍與八路軍（十八集團軍）一時難以趕到解除日軍武裝。但在天津，很多市民早已難抑心中的怒火，紛紛出面報復毆打日本人，甚至開始沖擊、搶劫日本商店。在天津市區的日本商場大丸商店，早在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公開宣布投降后，就已被迫關門歇業。

到了1945年9月18日，時值日本侵占東三省紀念日，此時國軍仍然未進入天津城受降，但憤怒的民眾紛紛組織示威游行，開始打砸日本商店和毆打日本人。駐扎天津及周邊的日軍雖然已經投降，但并未繳械，面對這種危險局面，尚未接受改編的偽軍警察局趕緊出面阻止。一直到十天后的9月28日，當第一支美軍登陸天津塘沽時，天津局勢才算明朗下來。由于中國軍隊并未及時趕到天津，當年10月6日，最終由美軍在天津主持接受日軍投降。

在東北，憤怒的中國人民也開始襲擊報復，在沈陽西塔的高麗人和日本人居住區，都發生了仇殺“高麗棒子”和日本鬼子的事件，當時，已經18歲，正在沈陽就讀奉天鐵道學院建筑科一年級的中國學生侯繼堯就回憶說：

“（奉天鐵道）學院學生宿舍監督官山本一郎，因為經常打罵學生，我們罵他叫‘大驢’的大個子日本人，全家老小五口全被殺光了。（我們建筑科班主任）佐藤家因為人緣好，同中國人親善，對學生好。當老百姓挖防空洞時，他還從三樓拋床席幫助。‘亂殺’時中國老百姓將他們換上中國服裝，躲藏在中國人家中而幸免于難。”

盡管十四年抗戰，3500多萬中國軍民傷亡受害，但寬容的中國軍民，仍然以博大的胸懷，對待這些放下武器的侵略者。曾經親身經歷石家莊受降經過的國軍第三軍參謀處中校科長龔克智回憶說：

“當時已進入初冬……此時日本官兵還穿著單衣，在刺骨的寒風下不斷地顫抖。當時我們炮兵營的地點也在西營，和他們住在一起，我看他們這個樣子，也可憐他們。我們經常和部下講：‘他們來中國打仗，也是受政府欺騙，放下武器，也是老百姓，他們也是人。’出于人道主義的考慮，我向軍里請示，為他們也發了棉衣。”

接受改編的偽滿軍官施明儒，則在1945年12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

“（唐山）街頭有幾處寥寥的小販，都是日本婦女及小孩兒，提籃子叫賣糖果、煙卷等，衣衫襤褸，窮相至為可憐！回想日本加給我們十四年的壓迫和侮辱，我又覺得中國人待他們太寬大了。同時我有感覺到亡國的可怕，‘亡國之民不如喪家之犬’，然而這是他們侵略的下場！”

日本于1945年8月10日通過中立國瑞士，表達接受盟國指令無條件投降。此前一日（8月9日），蘇聯百萬紅軍也由西伯利亞南下，開始對盤踞中國東北的關東軍發起迅猛攻擊，名義上擁78萬兵員的關東軍迅速潰敗。從1915年開始，受到日本政府招徠，前來中國東北搶奪土地、強行耕種的30萬日本人開拓團，也遭到了日本軍隊的無情拋棄，為了防止日本開拓團僑民落入蘇聯紅軍之手，日本人關東軍甚至不惜對自己人大開殺戒。

作為開拓團一員，當時年僅23歲的山村文子回憶說，蘇聯紅軍南下進攻關東軍后，她與其他開拓團成員慌不擇路、四散逃命，在抵達哈爾濱后：

“一個難民老人撫摸著我兒子的小手說道：‘我的小孫子也是這么大小，我們開拓團的人看到蘇軍坦克從遠處開過來時，老人和小孩子趕忙換上好衣服，閉上眼睛等著被坦克軋死。可就在那時，日本刀從我們背后砍了過來……我立即用兩只手護著我的孫子，可是……’他說著說著聲音哽塞。我默默地聽著，什么也沒說出口。那時我已聽說過日本人集體自殺的傳聞，但聽了老人這樣直接敘述后，我的心像是被冰凍起來。

（那位老人繼續講述說）殺死的人都被擊中到開拓團部，然后防火燒掉了那座房子和死者的遺體。我跟另一個人合手配合著，總算從那里死里逃生，一路上逃過了蘇軍的追殺，逃過了暴徒的襲擊，好不容易逃到了這個地方。我一定要回到日本去，哪怕是游水渡過日本海，也得回去，好把這里開拓團的慘劇告訴天皇和那些大人物。不把這個消息傳回日本絕不能死！老人說到這里，就默默地離開了人世。”

在經歷一路逃難，小兒子不幸夭折后，山村文子在長春奇跡般地遇到了自己南下逃亡的丈夫，他們得以幸運地被中國政府遣送回到日本。后來，山村文子回憶說：

“在難民生涯中，我曾遭到過中國人的唾棄和叫罵，由于我對日本傷害中國的事略知一二，所以受到叫罵時的心情，比受關照時還要好些。至今我依然這樣認識：日本對中國的所作所為，報應到作為日本人的我頭上，理所當然，我愿意承受這些報應。”

▲抱著同伴骨灰的日本士兵。

3

勝利的喜悅沖擊著每一個中國人，隊伍中的普通士兵，也不斷冒出想法。

國軍100軍在從湖南轉赴武漢受降過程中，士兵們也在不斷逃散：

“抗戰勝利后，士兵們都想回家，在路上，乘機逃跑者很不少，各連人員都減少了，第九連最慘，士兵聽說跑了一半。連長、排長都挑著槍走路，因為當兵的跑了，槍不會帶走的。這些槍只好大家分擔著挑。”

對于抗戰中國軍士兵的復雜來源，當時武漢大學學生齊邦媛回憶說，有一次在大后方的一艘輪船中，她親眼見到船頭捆綁了幾個國軍新兵，對此同船的國軍軍官說，這些新兵試圖逃役，因此才被捆綁起來。盡管抗戰中許多國軍士兵出于保家衛國的憤慨自發參軍，但也有不少國軍士兵，是因為家庭貧困想到部隊有碗飯吃、被強征兵役等各種復雜原因入伍，因為當抗戰勝利的消息傳來后，隊伍中的軍心難免發生動搖。

對此，時年僅21歲、任新一軍接收廣州先遣組成員的廣州人梁振奮回憶說，新一軍在緬甸大敗日軍、光復緬甸后，又被空運回國進攻侵入廣西的日寇，1945年5月后，新一軍在廣西戰場連連得勝，將日寇驅逐到廣西與廣東兩省交界地帶。就在此時，日本突然傳來投降消息，梁振奮作為當地人被新一軍委派作為先遣組成員前往廣州，準備新一軍進城受降儀式。

1938年廣州淪陷前夕，梁振奮與家人從廣州逃亡至肇慶。他的家人在肇慶暫時住下，他本人則投奔國軍抗擊日寇，在1945年從廣西坐船往廣州，中途船停肇慶時，梁振奮特地請假前往拜見母親：

“廣州淪陷后，我的母親帶著全家人逃難到這里……一別就是七年，我的母親和姐弟們都好嗎？正巧船到肇慶停下，準備上岸買柴火、補充給養。我趕緊向團長請假，要求去看望我的母親，團長很爽快地批準了。

我穿過市區直奔郊外的下瑤村……一進門就見到我的母親端坐在門口，好像知道我要來似的。她老了，頭發已經發白，一臉滄桑。我走到她面前，單膝跪下——因為我軍裝在身，不能雙膝下跪，給她磕了一個頭，她張開雙臂摟住我，一句話也沒有說，淚流滿面……我只在家中停留了不到一個小時，萬般不舍也只能依依惜別了。我告訴母親，我就要回廣州了，我們一家在廣州再見！

……（回到船上）雖然遲了點，但團長也沒有批評我。我這次探家在船上引起了一個小小的轟動，那天晚上，半夜起來‘上廁所’的人特別多，陸續有人跑到我的鋪位前來問長問短：怎么樣，見到媽媽了嗎？他們臉上的表情，一半是為我高興，一半是羨慕嫉妒加期許。大家都想家了啊！”

1945年9月7日，在緬甸和廣西戰場上接連擊敗日軍的新一軍進入廣州。這支清一色美軍裝備的王牌軍隊一律穿著皮鞋、打著綁腿，“通過大街小巷，以連為單位，高歌行進，步伐整齊……嚓嚓嚓的皮鞋聲、嘹亮的歌聲”，使得迎來光復的廣州市民激動不已。

新一軍官兵當時在印度和緬甸駐扎征戰三年，由于“平日所發薪餉全是印度紙幣盧比，幣值很高，一元印幣約相當于國內法幣二十元”，因此幾年下來，勇猛征戰的新一軍官兵們，普遍都積攢下了一點積蓄。在經歷戰火的洗禮后，見慣了生死離別的戰士們，都渴望有一個家：

“遠征軍回國之后，無論到上海（新六軍）到廣州（新一軍），都有一個普遍的現象，許多官兵急于交女朋友，準備結婚。事實上憑著他們英勇的事跡、健美的身材、筆挺的服裝，以及略有儲蓄的經濟基礎，交女朋友易如反掌。許多小姐對于凱旋回國的英雄十分欽佩，爭相結識，以交上遠征軍的官兵為榮，因此許多官兵都結了婚，有了美眷。”

與士兵們相比，大量在抗戰中逃難到四川等大后方的民眾，則歸心似箭，渴望回到光復后的故鄉。此前，大后方的人們并未想到勝利會在突然間到來，所以大后方的民眾，仍然在以各種高價囤積著各種物品。然而，突如其來的勝利，使得物價奇跡般地降了下來，而最為緊俏昂貴的商品，變成了車票、船票和飛機票。

那時候，在經歷十四年抗戰的艱辛歲月后，無數跟隨國民政府西遷的人們，充滿了對故鄉和新生活的熱烈渴望，人們擠破頭，托著各種關系，付出比原價高出許多倍的價錢，還不一定能搞來一張薄薄的返鄉的票。

那時候，大后方的民眾幾乎全部赤貧如洗，盡管如此，無數的人們還是洶涌著，渴望踏上返鄉的道路。

著名作家葉圣陶，在他的《東歸江行日記》中，記述了他在重慶朝天門碼頭坐船返鄉的情境：

“上午，船仍不開，船主與棹夫議工價，攤鈔票若干疊于船頭……結果，每一棹夫得工價二萬八千元，到宜昌。十一時后，解纜撐篙，自此與重慶別矣。”

為了返鄉，無數故鄉本在長江下游的“下鄉人”賣掉所有家當，只為早日回歸故鄉。當時，年僅22歲的兵工學校學生曾昭崙，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坐在一只由小火輪拖著的木駁船上漂流直下長江：

“東下的路除極稀罕的航空外，只有一條長江水路，而船只非常之少，有一些投機商人搞到一只破舊小汽船略事修理，在其兩側各綁上一只比汽船大得多的、用四川廉價木材制成的駁船，用以輸送心急如焚的還鄉客人。他們高價賣出船票，到目的地把木駁一拆又高價賣出木材，兩頭獲利。”

由于長江三峽激流兇險，這些駁船經常翻船覆沒，造成船毀人亡。盡管如此，迫不及待想要返鄉的人們還是“幾乎人人都準備了救生圈、軟木背心等救生用品”，渴望著“千里江陵一日還”。

這種類似于長江漂流的旅程風險極高，但還是一票難求。就在沿著長江直下的旅程中，當時年僅13歲的學生顧慰慶回憶道：

“看到沿岸破舊的房屋，江中不斷出現傾覆的小船、浮尸和雜物，感到國家的貧窮落后……在岸上，遇見不少乞討的人群特別是傷兵，更使人痛心。”

對于這種戰后國家瘡痍滿目、百廢待興的局面，1945年時年僅20歲的高三學生林福伍，在考上河南大學后、從陜西坐火車返回河南的旅途中，看到的是這樣的景象：

“沿途的所見所聞，讓人心寒，農村一片破落，從鄉民的臉上，看不到半點勝利的喜悅，依舊是目光呆滯，滿面倦容。至于城鎮，則是斷壁殘垣，廢墟處處，沒有半點興旺氣息。當時正值寒冬，遍野灰蒙蒙的。‘古道、西風、瘦馬’雖不完全是眼前的寫照，可是荒涼蕭索和冷落，卻是眼前的畫面；愁苦、無奈和頹廢卻是眼前的情景。這大概就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征兆吧！歷史上逐鹿中原的故事，我是早有所知的。”

▲侵粵日軍受降儀式在中山紀念堂舉行。

4

故鄉滿目瘡痍，這也讓許多的人傷感，武漢大學外文系新生孫法理在1946年返回武漢后，滿懷著復雜的心情：

“我還見到過不少遺留在中國的日本戰馬。我曾去過湖北中部的一個小地方沙洋為同學代課。在那里我見到一些高頭大馬，四處游蕩。后來才知道，那是日本軍隊的戰馬。日本投降了，沒人飼養和理會，它們只好到處亂跑，在日曬雨淋中度日。據說已經死掉了很多。我可以想象它們當年的威風！而等待它們的命運也只能是陸續死掉——不知道為什么國民黨部隊不予收留，而老百姓也不肯牽回家使用。

還有件事讓我們不高興。日本占領時期武漢大學的宏偉建筑是被他們當做首腦機關用的。他們就在珞珈山種滿了櫻花樹，那又是他們的殖民行為。我一見這些樹就生氣，恨不得立即全部砍掉。可細細一想，既做不到，也沒有必要。據說現在那櫻花樹已成為武漢三鎮的著名景點。陽春三月花開似錦，總能吸引大量游客來參觀。但這事是不能想的，至少我就不能想，因為一想就不愉快。”

對于親身經歷過抗戰的中國人來說，日本人遺留的一切，就像深深的刺，終生都刺痛著心窩。

而日本人也不甘心就這樣離開中國。參與光復臺灣的62軍炮兵營中尉何季元就回憶說：

“在接收日軍武器物資方面，據說日軍很狡詐，武器物資列冊點交表面工作做得很正規，點交的武器擺列整齊，擦拭干凈，但槍炮及軍用儀器、器材，要害部分不少已被破壞，不能使用；不少物資藏于山洞，將山洞口封蔽并加以偽裝，不列冊繳交，后經知情的臺胞揭發，才發現山洞內藏著許多武器、裝備、糧食、罐頭、食品等，是日軍準備長期抵抗所囤積的，拒不繳交，就是希望有朝一日再侵臺時取用。不少臺胞都聽到日軍官兵叫囂：‘20年后我們再回來！’

……日軍藏于山洞的物資不在點交冊內，因此秘藏于山洞的物資，部隊或政府組織只要留張取用多少的條子便可領用。記得我炮連也吃過不少分配下來的鳳梨罐頭。”

盡管對于勝利之后的現實，多少帶著遺憾，但是，作為100軍188團3營迫擊炮排排長的饒平如，還是對于戰后的重建充滿了希望。戰后到了1946年，他隨部隊駐扎在江蘇泰州，還曾經跟隨營長，到泰州城中跟隨一位英語教師學習英語。

“我們兩個‘上學’時，營長騎的是一匹粗壯的大黑馬，我騎的是一匹棕褐色的、35號（馬的臀部烙有號碼）澳大利亞種的駿馬。到了教師家中，把兩匹馬暫時栓在柱子上，兩匹馬昂首長鳴，門柱為之震動，老師倒大吃一驚。

我們的課本由老師選定。我們三個人坐在廂房的一張方桌上，每人坐一方，我還記得，第一課是‘The Earth’，第二課是‘Frankness’……我們都是為將考陸軍大學而做準備的。”

那時，每個人都在為和平建國積極謀劃，沒人細想過即將再次到來的硝煙戰火，到了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最終在蔣介石的一再邀約下，乘坐專機趕赴重慶談判，在機場，毛澤東向中外記者們，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演講：

“本人此次來渝，系應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先生之邀請，商討團結建國大計。”

當晚，蔣介石在重慶林園官邸設下飯局，靜靜等候毛澤東。

從1927年國共兄弟相戕以來，蔣介石與曾經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毛澤東，已經18年沒有見面了。

兩個人在重慶林園官邸握手，一起合影。旁邊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說了一句：

“好萊塢！”

這個如大片般的歷史性時刻，被照片定格下來。《大公報》的記者子岡對此描述道：

“毛澤東先生，52歲了，灰色通草帽，灰藍色的中山服，蓄發，似乎與慣常見的肖像相似，衣服寬大得很。這個在九年前經過四川境的人，今天踏到了抗戰首都的土地了。”

這一年，蔣介石58歲。

一番寒暄以后，兩個時代的巨人，彼此的稱呼又更親近了一些。

蔣介石重提起多年前的叫法，叫著毛澤東的字“潤之”；毛澤東則簡稱蔣介石為“委員長”。

10月11日，在重慶停留了45天的毛澤東返回延安。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

“斷定其人（毛澤東）決無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礙我統一之事業，任其變動，終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他哪里會想到，日后，國民黨會兵敗如山倒。

而在不斷遠去的歷史敘事之中，我們不斷探索、追尋一個民族在轉折時刻的脈搏與氣息。

致敬，1945；致敬，不斷浴火重生的中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