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共同富裕中的農村治理：當代農民的思與盼

——黨建引領、增收賦能與數字時代的治理新路徑

■王國燦

一、引言：治理現代化是鄉村振興的基石

在共同富裕目標指引下，農村治理已成為銜接鄉村振興戰略與農民福祉的核心樞紐。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統籌新型工業化、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標志著鄉村發展進入系統性重構階段。農民作為鄉村振興的主體，其訴求呈現從生存型需求向發展型需求的深刻轉變，聚焦于民主參與、經濟增收、公共服務三大維度。本文結合江蘇、浙江等先行區實踐經驗，融入發展心理學視角，剖析當代農民的核心期盼，探索治理現代化的實踐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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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農民之思：發展心理學視角下的三重核心訴求

1. 民主權利：從“被動管理”到“主動參與”的心理賦能

現實痛點：個別地方的部分村莊議事流于形式（如村民代表大會淪為“舉手會”），監督機制虛置，村民對集體資產處置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

心理需求：根據自我決定理論，農民渴望自主性和效能感，期待從治理客體轉向主體。

農民期盼：落實黨組織領導的村民自治機制，推廣“四議兩公開”等實踐，保障實質參與權；

建立可視化數字村務平臺（如浙江“浙政釘”村級版），實現集體“三資”變動實時留痕可溯。

江蘇啟示：全省村均集體資產超2800萬元，86%村經營性收入超50萬元（2024），但需警惕“數字形式主義”架空參與實質。

2. 增收保障：經濟安全感的集體建構

增收瓶頸：

資源約束：江蘇人均耕地僅0.72畝，種糧收益受成本擠壓持續下滑；

收入結構失衡：財產性收入占比不足10%（2023），產業鏈利益分配機制缺失。

心理需求：馬斯洛需求層次中，經濟安全是農民參與治理的基礎動力。

農民呼吁：

深化集體產權股份化改革，明確份額權能（如蘇州吳中區發放股權證）；

構建“大數據+網格化”防返貧機制，動態識別脆弱群體（如浙江低收入農戶庫）。

創新實踐：江蘇“五方掛鉤南北結對”機制，通過共建產業園實現跨區域增收共生。

3. 服務均衡：歸屬感與尊嚴的城鄉彌合

核心矛盾：優質公共服務城市化集中（如三級醫院縣域覆蓋率不足50%），鄉鎮服務空心化。

心理需求：埃里克森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強調，社會整合關乎農民尊嚴感。

農民愿景：

推動縣域醫共體、教聯體向村延伸（如浙江“雙下沉、兩提升”）；

探索“數字化服務下沉”：村衛生室遠程診療、5G+同步課堂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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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理之變：共同富裕的突破路徑與發展心理學嵌入

1. 黨建引領：組織認同的心理凝聚

機制創新：

壓實“五級書記抓振興”責任鏈條，建立市縣鄉三級述職評議制度；

“黨建+產業”實體化運作：黨組織領辦合作社（山東煙臺模式），鏈接龍頭企業與農戶。

效能提升：江蘇強化基層組織建設，村均集體收入達250萬元（2024），印證組織認同轉化為發展動能。

2. 產業賦能：內源動力的心理激活

三產融合攻堅：

科技驅動：設立農業科創基金（如江蘇種業振興計劃），突破智慧農業技術；

品牌增值：打造地域IP（盱眙龍蝦、陽山水蜜桃），延伸加工文旅鏈條。

農民受益機制：

訂單農業+二次分紅（溫氏模式）、土地入股（成都戰旗村），強化利益聯結；

浙江農村電商帶動網絡零售額突破3萬億元（2024），創業自我效能感（entrepreneurialself-efficacy）顯著提升。

3. 數字治理：跨越“新鴻溝”的心理適配

三重鴻溝：接入溝（農村寬帶滲透率73%）、技能溝（60歲以上觸網率不

足30%）、流量溝（農產品電商頭部效應）。

包容性破局：

村級數字服務站提供“代幫辦”服務（如江蘇睢寧沙集模式）；

開發方言語音交互APP（如浙江“浙里辦”長者版），降低認知負荷；

數字能力階梯式培育：從基礎操作到電商運營的分層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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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未來之盼：治理現代化的關鍵躍升

1. 人才振興：自我實現的心理召喚

引育并舉策略：

設立“鄉創客”專項資金，吸引企業家、技術人才下鄉（如江蘇“新農人”計劃）；

本土培育：涉農院校定向培養電商運營、農技推廣人才（浙江“千萬工程”經驗）。

心理機制：滿足人才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需求，構建職業發展通道。

2. 縣域聯動：城鄉認同的心理融合

江蘇探索：

“1+3功能區”推動產業向縣域集聚（蘇錫常都市圈）；

縣城基礎設施向鄉村輻射（公交、燃氣、污水管網），縮短心理距離。

發展心理學視角：通過空間公平促進地域認同（place identity）重構。

3. 治理數字化轉型：制度重構中的心理信任

大數據監測返貧、環境污染等風險，提升安全預期；

區塊鏈技術賦能村務投票（如浙江德清“鏈上村務”），增強過程可信度；

技術信任（technology trust）建設是關鍵心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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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以農民主體性重構丈量治理效能

共同富裕背景下的農村治理，本質是農民心理現代化的深刻進程。未來需實現三重系統性轉向：

1. 權力結構轉型：從單向管控到多元協同治理
傳統行政主導的"命令-服從"模式，正轉向黨組織引領下的多元主體共治。

2. 這一轉型通過落實村民議事會、數字化村務監督等機制，賦予農民對公共事務的實質決策參與權，在制度層面回應其自主性（autonomy）心理需求，使治理結構從"替民做主"轉向"由民做主"。

3. 發展邏輯躍遷：從輸血式幫扶到造血式賦能
以資源輸入為主的傳統幫扶模式，正在產業聯農帶農機制創新中升級為內生

型發展。通過集體產權股份化改革、三產融合增值分配等路徑，農民從產業鏈被動參與者轉變為資產所有者與價值共享者。這一躍遷顯著提升其自我效能感，在馬斯洛需求層次中實現從生存安全向尊嚴價值的跨越。

4. 技術應用升維：從效率優先到包容性共享
數字治理工具的應用邏輯正經歷根本性重構。針對老年群體數字鴻溝、偏遠

地區網絡覆蓋不足等問題，通過方言交互APP、村級數字服務站等包容性設計，將技術效率轉化為普惠性賦能。此舉不僅降低使用門檻，更在認知層面建構數字公平感，避免技術紅利成為新的分化工具。

正如江蘇實踐所昭示："促進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唯有將農民對民主權利、經濟安全、服務均衡的深層期盼，轉化為黨建引領下的制度內核：

以"組織認同"凝聚治理共識，激活集體增收動能；

以"內源動力"重構產業聯結，保障發展成果共享；

以"技術信任"彌合數字鴻溝，拓展公共服務邊界。

這條具有中國特色的鄉村振興治理新路，其終極價值在于：讓農民在心理歸屬與價值實現的雙重維度中，真正成為現代化進程的創造者與共享者，完成從"生存主體"到"發展主體"的歷史性跨越。

（作者：王國燦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法學會會員、資深媒體人、文化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