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遭遇“非SEP圍獵”：Empire攜手高校掀起專利暗戰

關鍵詞：NPE｜Empire Technology｜聯想｜德州東區｜高校專利轉讓｜非SEP訴訟｜5G終端｜出海合規
高校專利鏈條與NPE訴訟的新結合
2025年8月，美國專利主張實體（NPE）Empir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LLC在德州東區對中國終端廠商聯想（Lenovo）提起專利侵權訴訟，涉案技術覆蓋5G智能手機及相關終端設備的多項底層通信與射頻設計。此案不僅意味著聯想被卷入新的跨境專利戰局，也反映出Empire在美系NPE圈層中訴訟活動的持續增加，其目標逐步擴展至中國科技品牌。
與傳統“買案即訴”的NPE不同，Empire背后擁有與多所美國大學（包括德克薩斯大學系統）的深度合作，其專利來源路徑更具隱蔽性。本次訴訟所涉專利，即源自高校科研成果經技術轉移公司再流轉至NPE的二次交易。這類鏈條繞開了FRAND（公平、合理、非歧視）許可義務，使得非標準必要專利（non-SEP）可以直接成為訴訟與禁令的抓手。
聯想之所以成為目標，與其全球終端市場布局高度集中密切相關。公開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聯想旗下摩托羅拉品牌在美洲市場的5G手機出貨量排名第二，覆蓋從中端到旗艦的多個系列機型。本案涉及的專利聚焦于天線調諧、電源管理、信號中斷保護等系統模塊，這些環節往往屬于終端設計中的“隱形環節”，在常規FTO排查中容易被忽視。Empire指稱聯想“故意”使用了相關專利，并要求法院裁定故意侵權（willful infringement）及陪審團審判。
Empire此前已在同一法院成功起訴三星（Samsung）并獲得高額賠償。此次轉向中資終端廠商，顯示其“復制型訴訟路徑”正被進一步運用與放大。對其他中國科技品牌而言，這一“高校授權 + 非SEP維權 + 德州東區法院”的組合模式，已在多起案件中被運用。其是否會在未來進一步擴展至更多中國科技品牌，目前仍需持續關注和評估。
德州東區的“原告優勢”再現
在訴訟選擇上，Empire延續了其慣用的“德州東區路徑”。該法院長期以來被視為NPE最偏好的訴訟地區之一，原因在于陪審團制度、動議審查門檻較高、程序推進迅速等，均使原告在早期階段擁有較強主導權。
從目前已披露的流程看，Empire不僅選擇陪審團審判，還加入了故意侵權指控條款，意在程序層面提高被告應對成本、增加和解談判籌碼。鑒于聯想尚未公開應訴策略，該案后續或將經歷更復雜的動態博弈。
三星、TCL、中興的防御鏡像
Empire的操作并非孤例。此前，其在對三星提起的訴訟中同樣主張終端設備“蓄意使用”涉案專利技術，并最終迫使對方進入和解程序。該案并未進入完整審判，反映出NPE普遍以“和解驅動”為終極目標，訴訟過程高度策略化。
其他科技企業的應對經驗同樣值得借鑒。例如，TCL與中興等公司在類似案件中，往往會采取兩種典型的防御機制。一方面，它們通過在美國專利商標局發起專利無效程序（inter partes review），直接挑戰涉案專利的穩定性，從源頭削弱NPE的訴訟籌碼。另一方面，則選擇在中國或第三國提起反訴，以此迫使對方進入交叉許可或和解談判，打破NPE單方面設定的訴訟節奏。
這兩類策略各有功能：前者是一種技術性防御，核心在于削弱NPE賴以維權的專利基礎；后者則屬于博弈性反制，通過多法域訴訟壓力建立談判對價。兩者結合，可以在程序與策略層面同時發力，顯著提升被告的議價能力。對于當前正加速出海的中資科技企業而言，這種“技術性挑戰 + 戰略性反訴”的雙重應對路徑，或許是應對未來非SEP訴訟鏈條的必備工具。
高校—NPE合作鏈條的隱蔽威脅
Empire訴聯想案進一步揭示出，一條繞開FRAND機制、由高校轉讓平臺與NPE聯合推動的非SEP訴訟鏈條正在逐步成形。該模式具有透明度低、突襲性強的特征，使得被訴企業往往難以依靠傳統SEP預警體系提前識別風險。
更為值得警惕的是，涉案專利多源自基礎科研成果的轉化，企業在產品開發階段往往難以準確追蹤其最終歸屬或潛在訴訟風險。當這些專利被NPE集中打包主張時，便會直接跳過“許可協商”環節，迅速進入“排除+禁令”的高壓階段，往往使企業在極短時間內被迫投入高成本的人力與法律資源，陷入應對被動。
對于在美國市場高度依賴的中資終端品牌而言，這一鏈條極可能演變為系統性訴訟風險源。疊加德州東區法院持續存在的程序友好環境，若企業缺乏跨法域的合規響應機制，極易陷入“產品出海已久、專利風險滯后”的錯配困境。
正因如此，高校—NPE合作鏈條下的非SEP訴訟風險，已逐漸成為中資科技企業出海合規體系中的突出盲區與新型風險源，亟需在戰略層面得到正視，并通過制度化的合規機制加以預防與修復。
從預警到博弈的全鏈條布局
本案提醒我們，中國終端企業在美國市場的專利應訴壓力已不再局限于標準必要專利（SEP）領域，而是正向非SEP領域全面延伸。訴訟主體呈現出日益多元化的趨勢，訴訟策略也愈發系統化。尤其是NPE通過與高校技術轉讓平臺深度合作，正逐步構建起一條系統性的訴訟鏈條，專門針對中國出海品牌展開攻防。這種趨勢意味著，傳統依賴SEP預警體系與許可協商的防御思路，已經無法全面覆蓋現實風險。
在當前態勢下，企業若想避免被動卷入，必須提前進行合規戰略的整體預設，并保持靈活的動態應對。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著手：
首先，專利盡調的介入需要更早、更深。針對高校或研究機構的專利轉讓案例，特別是涉及美國大學體系的項目，應在產品研發前端引入FTO分析與關鍵詞預警機制，主動識別潛在風險，而非等到專利進入NPE手中才被動應對。
其次，德州東區的應對經驗值得刻意積累。這一法院在程序上長期偏向原告，因此企業應與熟悉NPE訴訟的律所建立早期溝通機制，提前規劃動議策略與調解時機，避免在關鍵節點完全陷入被動。對德州東區的司法文化形成長期觀察與實務積累，將是提升應訴韌性的關鍵。
再次，境內外反訴與無效程序不可或缺。通過在中國或第三國提起反訴、啟動專利無效程序，不僅能在技術層面動搖對方基礎，也能在策略層面增加談判對價，迫使NPE進入交叉許可或和解的博弈場景。這種“內外聯動”的布局，能有效削弱NPE單向施壓的節奏。
最后，行業級的信息共享機制需要建立。高校—技術轉讓方—NPE這一鏈條具有高度隱蔽性，單個企業往往難以及時掌握全貌。若能在行業層面構建風險圖譜，推動信息流通，企業之間便能形成“群體免疫”，避免在不同時間點重復遭遇同類風險。
綜上所述，合規預設并非單一戰術的提前部署，而是需要戰略前瞻、程序積累與行業協作的三位一體。唯有如此，中國終端企業才能在未來更加復雜的非SEP訴訟生態中，保持主動與韌性，而不是始終被動應對。
目前，該案仍處于初期推進階段，聯想尚未公開具體應對策略。結合NPE在三星案件中的既往表現，未來不排除在和解、交叉許可或反訴策略上出現更復雜的博弈。
該案仍在推進之中，我們將持續關注并及時推出深入解讀。歡迎關注海通國際知識產權研究院，以便獲取持續的跨境訴訟風險解讀與合規趨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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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