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立功”到“立言”，淺談明清文人士大夫的轉變與墮落

在閱讀此文前，誠邀您點擊一下“關注”，既方便您進行討論與分享，又給您帶來不一樣的參與感，感謝您的支持。

引言：

在作為文士的“巔峰時代”的宋朝滅亡，再經歷過元朝短暫的統治過后，到了明清兩朝，文人士大夫的“士風”也隨著時代的凋零而變化著，從明中后期到清末，大量文人士大夫選擇告別官場，從“立功”轉向“立言”。

留存官場中的士大夫們更是腐敗之氣盛行，從曾經社會繁榮的推手，墮落成只會給皇帝和宦官拍馬屁的機器。

在短短百年間，前朝文人士大夫的“風骨”和政治野望蕩然無存，這兩代之間究竟發生了什么呢？

從“三立”看歷代文士的追求

歷代精英階層中的傳統儒家士大夫都將“三立”理念視為一生的核心信仰和追求。三立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原文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因此三立也被稱為三不朽，而做到”立德，立功，立言“的儒士也就算是真正的精神不朽。

其中，立德為先。《春秋左傳·正義》中對立德的解釋為“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通俗簡單地理解即為樹立高尚的道德，并教化眾人。例如：孔子，乃是立德之典范。

在古時，講究禮法，施行的乃是德之優先。因此，對于統治階級掌權者和其執行者而言，修身立德具有無可比擬之重要性。

三者當中首先是立德，《春秋左傳·正義》中對立德的解釋為“立德謂創制垂法，博施濟眾”，其中解釋了立德的做法，是“對自己樹立道德標準并在同時教化他人”。

孔子被歷代士大夫認為是立德的典范;在古代儒士們普遍認為，善政優先于立法，德治優先于立功，對于擁有權力和負責執行政策的人來說，凡事的政治必須從美德出發，修身立德更是對于古代的士大夫有著非同尋常的重要性。

其次，三不朽中“立功”的意義為“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于時”，即只要做了正確的事情，通常都會有積極的影響，也就是功德，功業。

在廣義上，只要拒絕貪污受賄，做好本職工作，就可被稱為立功。從狹義上講，立功也通常指君王和官員在職位上取得的成就。

官員在追求立功方面更有機會，如為民眾做實事、幫助受冤屈者維護公義、做出政績、維護國家安全、守衛疆土等都可稱為立功。

其中立言為最次，“立言”記錄于《春秋左傳·正義》——“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而在古詩，“立言”主要有三種形式：寫書立論、寫文章、向皇帝提出意見和建議。

文人士大夫通過寫書或文章來表達他們的看法和意見，不僅有機會與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當遇到清明的政治環境時，還有可能獲得統治階級的認可和賞識。

由此，他們也能在朝廷的政務方面發揮作用，在某些特殊的時期，這也算是為國家服務的另一種方式，對于那些對自己的仕途不滿意、又不愿放棄報國抱負的人來說，是一條可以被踐行的道路。

而從現實來講，儒家學者作為社會的精英階層，自身的自我意識要比普通人高很多，有著齊家治家平天下的思想。

除了“立德“這種精神成就，由后人評判外，立功和立言都是可見可摸可以被追求的目標。

通常，那些能夠在朝堂之上得以立功的人也都能有自己的著作在歷史上流傳下來，像是宋代的王安石，范仲淹，在立功和立言上都做到了兩不耽誤。

而到了明清兩代，在愈發繁重的官場壓力下和被視為"犬馬"的現實之間，“立德”和“立功”卻變成了遙不可及的理想，在文人的茍且下，也只有立言還可以被追求。

朱元璋“畫餅”籠絡文人

朝代的更迭總是伴隨著流血和動蕩。元朝末年，成吉思汗一手建立的帝國在中華地區的統治徹底瀕臨崩潰，在此期間，國家陷入混亂，人民生活貧困。

當時許多的文人士大夫知道自己身處亂世之中，再無法涉足官場。于是退居山林，選擇隱世，而每天常做的事，也像是陶淵明一般，種田放牛，觀人間疾苦而寫詩創作，暫時放棄理想，過過小日子，活得也很自在。

當統一戰爭結束，名叫朱元璋的平民庶人，幾十年間從“放牛娃”到“一統全國”，用強大的軍隊從各地起義軍中脫穎而出，建立了明朝。

他在登上皇位之后，著手整頓士大夫和文人的風氣，力圖重建像漢唐盛世一樣的文治局面。

在當時，重新籌建新的朝廷，自然需要許多有才華和能力的人共同出力謀劃，在此背景下，朱元璋下令在全國招募人才。

為了進一步招攬文士，這位充分懂得籠絡人心的統治者，不斷打消文人的疑慮，開始著力宣傳儒家文化、價值觀和道德，還親自參與文學活動，鼓勵詩人和作家創作，給足了文人足夠的自由，滿足了他們對明朝未來的期待和向往。為他們的“三立”的政治理想和“重建治世”的普世理想都鋪出了一條道路。

在經歷過元代皇帝對士大夫的鞭笞盤剝和亂世無所作為的環境后，文人士大夫們也希望隨著統一的漢人王朝的建立，國家能夠逐漸穩定下來，恢復像宋朝一樣的政治環境，他們也將再次有機會 "為民立命，傳圣人之教"，同時為新王朝做出貢獻。

因此，文人志士們也響應政府的號召，開始了“雙向奔赴”，逐漸離開舒適的生活，積極投入社會建設，開始一段或長或短的仕途。

理想熬不過現實，重壓之下再難“立功”

正如所有獨裁的集權者通常的弊病一樣，對周邊人猜疑和不信任的感覺，在朱元璋統治的中后期變得十分嚴重。

隨著猜疑的日益嚴重，朱元璋的政策也開始轉變，他試圖在利用學者和文人的才能的同時，也希望他們能以更服帖的方式為朝廷服務。

若是將士大夫們納入這些既定的秩序就必須要采取某些措施，而這往往要以犧牲文人士大夫們的個性和自由為代價，于是當時的環境從最初的廣開言路，一下子就變得血雨腥風，而后則“再難聞其聲”。

很多當時的文士都有著共同的經歷，早年興高采烈地進入仕途，但后來發現仕途危機重重，對身邊的權謀、猜忌和危險有了深刻的感受，不再像以前那樣熱心，便開始渴望退隱山林，尋求心靈的安寧。

因此，隨著明朝走向更加集權和專制的統治，士大夫和文人在宮廷中的作用和地位再不能與前朝相比。

也就是從這時，明清時期的士大夫開始從 "立功 "開始轉變到 "立言 "，這也與當時的高壓環境導致儒士們的社會地位下降，從而社會主角意識也逐漸淡化，最終消失，有著直接原因。

這也是在明朝后期，出現了許多新的思想，包括王陽明在內的各種學派的原因。后來到了清朝，由于朝廷對讀書人的待遇越來越苛刻，包括實行文字獄等嚴格的法律，以及從八旗遺留下來的包衣奴隸制度的發展，大大降低了讀書人的地位。

而文士也和正常人一樣，不能只靠理想生存，當追求功名，將會帶來身體上的痛苦甚至死亡時，那不如選擇放棄。

從此，多數有風骨的文人士大夫，便開始遠離廟堂之高，開始在一屋一檐下追尋“立言”。

而留在朝堂之上的士大夫們，為了能在諸多的禍事和兇險的仕途中生存，也逐漸放棄了理想，曾經的詩文賦頌變成了大拍皇帝宦官馬屁的文章，從前的志氣也被官場中無邊無際的戾氣壓倒。

這一代士大夫也遺忘了曾經“三立”的追求，開始隨波逐流，在明清兩代的是非官場下，變成政治斗爭的工具，在制度和文學上幾乎再無建樹。

也從此，腐敗之風大肆盛行，失去理想的士大夫們，開始敗壞道德。和宦官串通一氣，更是從此時起，讀書人也開始愈發功利，遠離創新儒學，遠離詩詞歌賦，一心只為求得功名，在本來就已經足夠敗壞的官場上再多撈幾筆。

“立言”之轉變對社會的影響

三立之中，最次為“立言”，但到如今，似乎也只作為文士們唯一的選項，社會精英群體志向的變化，必然對整個社會產生綜合性的影響。

當時的文士，也正如當代的大學生，他們代表了這個社會的生機和活力。

明清兩代，士大夫的追求由追求政治上的作為，轉向以文字抒發自己的想法，也就是所謂的從“立功”到“立言”，其影響不可小覷，具體可分為正反兩方面。

一方面，更多的文士專注于寫作，推動了文化的繁榮，《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大型百科全書的編纂也是受了這些風氣的影響。

在明史的記敘中，我們也可見一斑："凡書契以來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雖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被皇帝下令刪除了許多當時敏感的成分，并且宮廷之事也少有記錄。此外，受此影響的如李贄這種江湖文人對于著書立說的追求，以及民間禁書的興起也反映了這一時期文化的繁盛。

但總的來說，在明清時期高壓的政治環境下，士大夫精英們的政治理想的轉變，造成的影響還是負面多于正面。

這種轉變最有害的方面之一是 "犬儒主義"的出現。

這個詞雖然是從希臘哲學中衍生的哲學術語，但卻可以精確地描述這一時期精英人士的態度，他們對社會感到失望。

但卻難以采取任何行動來改變它，活在憤世嫉俗之下，卻又不得不以每日無奈的放縱度日，看似是追求享樂，實際上則是徹徹底底的自暴自棄，其很多敘述的觀點和文學作品也多體現了這一點。

這種社會風氣，雖然是有其政治原因，也是文士之人對于當時黑暗的環境不得不采取的避世之舉，但它最終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理論的發展產生了負面影響。

結語:

顧炎武在其所著的《日知錄》卷十三《廉恥》一節中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文人和士大夫階層的興衰，帶動著整個朝代的社會發展和歷史進程，一個良好的文人時代，是古人和今人對于社會的共同期待和向往。

參考文獻：

《左傳》

《明史》

《明良論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