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走了很多路，只做“內容人”

嗅態

觀察商業榜樣，輸出榜樣觀察

作者 | 石燦

8月，李翔住在杭州未來科技城的一座公寓里，正在日以繼夜地為下一本《詳談》系列書籍而努力。

他留著一頭卷曲的頭發，眼鏡架在高高的鼻梁上，襯著眉眼間的幾分文氣；身上一件印著趣味圖案的白色T恤，搭配淺藍色牛仔褲，整個人松弛得像他筆下那些娓娓道來的文字。

推開嵌著編號的門，簡約現代的兩居室格局呈現在眼前，光線從大窗戶毫無保留地涌進來，給客廳的沙發、茶幾都鍍上一層亮。但最具“作家氣質”的還是工作區，桌面上堆滿了書籍、筆記本電腦和散亂的筆，書架上塞進更多未讀或已讀的書本，層層疊疊，像思緒的延伸。

廚房臺面上，燒水壺旁立著個黑保溫杯，他寫累了會泡普洱，也會喝咖啡；衛生間洗漱臺擺放著牙刷、牙膏等洗漱用品，換下來的臟衣服已經被丟進智能洗衣機。角落里的行李箱拉鏈半開著，像在等下一個選題召喚他奔赴外地。

這是一個作家暫時的生活場所，也是一種寫作狀態的隱喻。安靜、凌亂、忙碌又松弛，李翔始終在其中進退自如。正如他的文字，源自當下的商業世界，又不斷指向更遠的地方。

01

杭州

陽光把未來科技城那家星巴克的玻璃窗曬得透亮，空氣里飄著烘焙咖啡豆的焦香。上午10點30分，李翔與我準時見面。作為《詳談》系列圖書的作者，他已經在杭州待了近兩個月，住在星巴克旁邊的一棟公寓里，方便他隨時跟訪寫作對象公司，收集那些藏在“企業成長”里的真實素材。

現在的李翔不再有固定公司的束縛，是以個體戶的身份工作，身邊只有兩名同事幫忙，所有工作都圍繞“項目協作”展開。做《詳談》的素材收集，他不跟出版社搶運營，只負責蹲點訪談、整理故事；跟騰訊視頻合作視頻節目，也只關心內容，視頻制作的活兒全交給第三方公司，用他的話說，“努力想只負責自己的板塊”，不想被那些協調、管理瑣事牽絆。

他不用打卡，沒有KPI，每天的節奏全憑自己安排：上午大多在住處看書、梳理前一天的訪談筆記，遇到沒理清的企業管理細節，就翻出參考書籍，琢磨怎么把“瑣碎日常”寫出深度；下午要么約著寫作對象公司的人聊天，從高管到普通員工都聊，要么就去公司旁聽他們的會，連員工下班后的閑聊也愛聽，偶爾還會跟著開夜會，卻也不勉強自己全程熬著，“看看情況”，累了就先回住處整理素材。

這次為《詳談》收集素材，李翔想做點不一樣的。以前的《詳談》多是跟CEO一對一聊天，這次他想加進更多“活的場景”——比如公司高管辦公室里，大家下班后天黑了還在聊“中型公司難在哪”的樣子，比如公司創始人提到“以前百十人隨便做點業務就能養活公司，現在一千多人卻怕扛不住流量變化”時的語氣。他知道這些細節瑣碎，卻覺得比“年營收多少億”的數字更有價值，只是現在還沒完全想好怎么呈現，“還在收集素材，想挑戰一下自我”。

在杭州待久了，李翔也摸清了這里的商業脾氣。他發現杭州的生意人跟北京、上海太不一樣，飯桌上聊的都是“怎么搞錢”，不像北京總說宏大敘事，上海又帶著點國際化的含蓄。他覺得這種對機會的敏感，正是杭州能趕一波又一波商業浪潮的原因——從早年的娃哈哈、魯冠球家族，到后來的阿里巴巴、農夫山泉，再到現在的直播電商和硬科技，“城市空氣里都飄著找機會的勁兒”。

他住的地方離寫作對象公司近，公司里的人都跟他熟了，進門不用反復登記，這種“融入又保持距離”的狀態讓他舒服。他笑稱，自己像“一個組織里的游客”，雖然感受著組織的喜怒哀樂，但卻不需要對公司的任何業務負責，不用深陷其中，能以觀察者的視角去看那些真實的故事。

比起前幾年的職業周折，現在的李翔心態松了很多。那時候做《詳談》趕上經濟結構調整，反壟斷、資本無序擴張的政策一來，企業家們都不敢說話，文章寫了發不出來，壓力大到靠跑步、看書緩解。現在不用再擔心這些，不用被平臺規則推著走，也不用應付復雜的公司管理，只專注于“跟人聊天、寫東西”。偶爾也會焦慮，比如想不好《詳談》新形態該怎么落地，比如看著受訪公司高管為流量、成本發愁，自己也跟著揪心，但這種焦慮是可控的，跑跑步、翻幾頁書就能平復。

他現在的收入靠的是項目制，跟出版社合作《詳談》拿出版相關的收益，跟騰訊視頻合作視頻拿項目報酬，偶爾還會參加商業活動、接些廣告，再加上之前工作時享受過時代紅利的饋贈，不用為物質需求操心。不用開沒完沒了的會，也不用卷入跨部門的拉扯，更不用在意流量。

聊天散場時，我們一同走出星巴克。午后陽光熱烈，斜斜灑在李翔肩上，把他的影子拉得輕淺又細長。我跟在他身后，看著他蓬松的卷發貼在頸后，風一吹就輕輕晃，偏偏身形又瘦，那團柔軟的卷發和清瘦的肩線湊在一起，倒生出種溫和又執拗的反差感。

本文作者石燦（左）與李翔（右）

我們順著人行道走，到十字路口時停了停。綠燈亮起，他先邁了步，我跟著他踩過斑馬線——陽光落在白色的漆線上，亮得晃眼，他的鞋尖偶爾蹭到線邊的光斑，步子不慌不忙。

我忽然想起件事，跟他開了句玩笑：“我剛入行那陣，讀過一位新聞學教授譯的書，寫美國非虛構作家的，說他們啃一個選題能耗大半年，白板上畫的思維導圖纏得跟線團似的，當時特別羨慕那種充裕的創作空間。”

說到這兒，我朝他的方向偏了偏頭：“你現在不就是這樣？”

他聞聲側過頭看我，眼尾先彎了彎，沒接話，只輕輕笑了笑。

往前走了沒幾步，就到了他居住公寓大廈樓下，從電梯走出來，再繞過一個走廊，便抵達他的公寓房門口。他推開門時，風裹著清冽的氣味撲來，創作臺上放滿書籍、筆記本、水筆、充電器。我知道，他對選題的思考都放在筆記本電腦里了，那些沒說完的故事、沒捋順的細節，都會在接下來的日子里，慢慢在電子文檔里長出來。

02

家鄉

延綿不絕的王屋山從河南境內一直向西行至山西，濟源市處在河南南部靠近山西的地界，向西望去，山脈輪廓在遠處若隱若現。

1982年，李翔出生在濟源市天壇街道。它位于市區邊緣，既不是純粹的城市，也算不上真正的農村。小學時，家里還有塊地，能種玉米、小麥，黃瓜和西紅柿順著架子爬得老高。菜地和正經耕地隔著條小路，界限分明。

可到了初中，挖掘機開來，地沒了。城市化的腳步碾過，他得到城市戶口，心靈卻依舊住在那片無法確定身份的尷尬地帶。

父親早逝，母親是個裁縫，后來做起小生意。她會組織十幾個人一起做衣服，指揮著大家裁布、縫制，做完了交給上游組織，再賣到別處去。母親還在集市上賣過衣服，開過小餐廳，路邊攤也擺過。

李翔小時候是個很外向的人，總幫著母親吆喝，碰到同學也不會不好意思，只覺得新鮮好玩。

母親忙著生計，沒太多功夫管他。他放學回家，要是門鎖著，就往鄰居家鉆，張家嬸子給碗面，李家大爺分塊饃，自己也學著生火做飯，因為不熟練會被嗆得直咳嗽。

小學在村里的學校念，流動書商常背著大包袱來學校，鋪開一地的書。他蹲在地上挑，買些文章合集，母親雖心疼錢，卻從不反對他看書。五年級時，一個鄰居帶回來不少書，海明威的，還有些世界名著，他借來看，好多字不認識，也囫圇吞棗地讀得入迷。鄰居里有位河南日報的記者。這讓李翔知道，除了工廠工人、小生意人，還有“記者”這樣討生活的角色。

初中進了職工子弟中學，那是為附近工廠子弟辦的學校，他成績好，考上的。學校距離小城的中心更近了，那里有的是書店。那時候去新華書店，得隔著柜臺說想看哪本書，店員拿過來，他站著匆匆翻幾頁就得還回去。

高中進了濟源一中，校門口的校名是郭沫若題的，字寫得蒼勁有力。這所高中管得嚴，得住校，寢室按時熄燈，熄燈后誰說話就得被批評。但嚴有嚴的好處，初中常見的打架、霸凌，在這里幾乎絕跡。校長是個厲害的管理者，刻意讓大家活在平等時空里，限制家長來探望的次數，誰優誰劣，只看遵守紀律的程度和考試成績。

他高三時選了文科，物理成績不好，大概是上課走神斷了檔，再補就難了。但他喜歡歷史和英語，英語老師姓彭，是河南師范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才二十出頭，總借他簡寫版的英文世界名著，狄更斯、哈代的故事塞滿了課余時間。老師還在課堂上放張雨生的歌，說這是“高級的流行文化”。

新鮮文化駐足的地方擁有古老的文明，濟源作為“愚公故鄉”，有王屋山、太行山的地理背景，官方也更喜歡用愚公移山的故事構建本土敘事。但濟源也藏著與豪俠相關的歷史印記。他后來知道，《史記?刺客列傳》里的聶政、郭解都出自這里。作家張承志曾寫過，這么多年過去，當地的普通人依然知道聶政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物，甚至記得他用過什么樣的兵器。

這種記憶并不是主流官方的意識形態或敘事去鼓勵的，畢竟他是一個刺客、豪俠的人物。郭解也是如此，后來在漢武帝時期，朝廷要求各地的豪門大族和有勢力的人全部遷到都城附近居住，才有了郭解后面的歷史故事。

李翔對內容的理解從高中就開始了。那時候沒什么娛樂，除了看書，就是聽磁帶。隨身聽是高中買的，開始用來練英語聽力，后來也偷偷聽些搖滾樂。

他就在這樣的地方長大，城與鄉的縫隙里，地慢慢沒了，書漸漸多了，日子像王屋山的影子，悄悄拉長，推著他往更遠的地方去。

離開家鄉多年，他也不想念家鄉，“肯定是城市更讓人感知到自由。”

03

蘭州

多年以后，李翔頂著一頭卷發，出現在鏡頭那側，略帶嬉笑地回憶起人生中最驚險的一天。那天的早晨似乎與后來的每一個重要早晨一樣，平靜中帶著不確定。

“第一門考語文，睡過頭了，遲到了。”他后來回憶說，“就挺逗的。”

2000年6月的高考第一天，他氣喘吁吁地沖到學校門口，幾乎要被時間吞沒。校門口一群家長替他著急，進入考場，坐下來驚魂未定，手還在抖，拿到試卷深吸幾口氣才穩住，可答得太急，考完總覺得心里發虛，連平時拿手的作文都沒底。

“答得過于快了，最后就實在忍不住提前交卷了。”李翔回憶說，“語文確實考得不好，數學反而考得挺好，英語還可以，最后總分好像考了779，總分是860。”

填志愿的日子同樣揪心。分數沒出來就得填，他原本想報武漢大學，那是名牌大學，且競爭沒北大清華激烈，又恰好有“新貴專業”新聞學。但班上兩個同學也報了武漢大學，老師提醒他各地區錄取名額有限，扎堆容易落榜。盯著志愿表半天，他翻開學校發的介紹冊，看見蘭州大學寫得不俗：論文數量、國際排名都不錯，也有新聞系。他便改填了蘭州大學。

等通知書的日子像熬湯，一天天煮著焦慮。先在學校張貼的名單看到自己的名字，心里才落了一塊石頭，可真正的信封遲遲不來。直到快開學，那封印著錄取通知書的信才遞到他手里，摸著硬挺的紙張，之前的擔心都顯得多余。

高考制度把他送往他鄉，但去蘭州的路并不容易。濟源是小站，他要先坐汽車到洛陽，然后再換乘火車，車窗外的山漸漸換了模樣：王屋山的綠褪成土黃，樹越來越稀，石頭越來越多。過了西安，坡上的草貼著地生長，山像被啃過的骨頭，裸露出巖層。一路過去，濕潤的空氣被干燥取代，濟源的水汽，換成了蘭州的沙氣。

初到蘭州，這座被黃河劈開的城市先給他上一課。西北城市并非貧瘠，物價不低，黃河水日夜奔流不息，搖滾樂也扎著深根。高中買的隨身聽在大學派上用場，從磁帶聽到CD，從老牌樂隊唐朝、黑豹，到新銳的新褲子、冷血動物，國內樂隊幾乎遍聽一遍。音樂雜志帶來國外樂隊盜版CD，蘭州音像店總能淘到讓他雀躍的新貨。忽然覺得，這座城市比想象中更懂年輕人的躁動。

新聞學課堂之外，他大部分時間泡在文字里。宿舍床鋪上攤著王小波、黃仁宇、米蘭·昆德拉，圖書館老書架前翻閱新聞史相關舊書，黃河邊的風里都混著書頁翻動聲。書店流行什么就看什么，余秋雨的散文、昆德拉的小說都讀，也去圖書館里啃大衛·哈伯斯塔姆寫的《掌權者》，老書紙頁脆得像風干樹葉，卻讓他讀得入迷。

在這樣的閱讀和音樂環境里，李翔逐漸把自己投向一個更抽象的世界。他并不滿足于課堂上的知識點，而是不斷追問社會運轉的邏輯、人性的復雜與思想的深度。

如今，李翔依舊保持著長期閱讀的習慣，甚至還會寫書評發表在他的個人公眾號“李翔李翔”上面

他開始在抽象里找答案，把自我安放在一個看似虛無卻更可靠的精神空間。這種抽象化的訓練，讓他習慣從更深處思考社會與人性。久而久之，他形成了獨有的思維方式，也為日后新聞寫作中那種“洞察全局”的視角埋下伏筆。

“在那里待著比較舒服，不然還要跟人家去消費，用金錢的多少來劃分社會層級，或者要去和學校的一些人搞好關系，我也不愿意做這種事情。”他說，“從大學就開始變內向了，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書、聽音樂，我覺得挺好。”

課堂上的知識總顯得模糊，系里的教學似乎還沒跟上行業的腳步。看著學長學姐們大二就開始跑實習，他也跟著動了心思。

第一次實習在《濟源日報》，兩周里沒寫出像樣的稿子，每天看著編輯部的前輩們喝茶看報，才明白課本里的“新聞理想”離現實還有段距離。直到2003年大三去北京，站在《經濟觀察報》的小樓前，他才真正摸到了職業的門。

他在財經部實習，跑市場和金融新聞。每天打開“大智慧”查看公告，若有上市公司出現人事變動或重組，他便打電話給董秘聯系采訪。然而大多數回應都敷衍而冷淡，讓他很難真正觸摸到一家公司的內部脈絡。這種新聞寫作帶來的成就感并不強。

倒是一本《財經》雜志出版的《黑幕與陷阱》讓他感到震撼。書中關于銀廣廈、藍田、顧雛軍的調查案例，讓他意識到財經報道也可以直指人心、揭開黑幕。但相比這些尖銳的調查，大多數金融報道并不能激起他的興趣。

北京的實習像場猝不及防的暴雨。第一次采訪就迷了路，在陌生的街道上拿著地圖轉圈，最后只能紅著臉給采訪對象打電話改時間。身處偌大北京城，眼前車水馬龍，李翔大約會突然想念蘭州宿舍里那堆盜版磁帶——至少在那里，他能掌控按下播放鍵的節奏。

幸好有師兄郭宏超拉了他一把，不僅帶著他跑新聞，還讓他住在家中合租的小屋。夜里聽著師兄和同事討論選題，他趴在桌上抄錄采訪筆記，鉛筆尖在紙上劃過的聲音，和蘭州宿舍里翻書的沙沙聲漸漸重合。

也是在北京，他第一次嘗到被認可的滋味。大三時，他寫了一篇分析《21世紀經濟報道》和《經濟觀察報》年終特刊的比較文章，發表在一本傳媒行業的雜志上，被時任《經濟觀察報》總編輯何力貼在編輯部的公共區域。

“我在《經濟觀察報》還是有一定的群眾基礎的。”他開玩笑說。

04

新聞

實習時，李翔常去打籃球。球場成了意外的社交場，他因此認識了時任《經濟觀察家》評論部主任何軍。臨近畢業，他鼓起勇氣給何軍發短信，問能否加入他負責的《觀察家》版塊。

他被錄用了。

2004年，大學畢業季，出身河南的李翔，曾漂泊到西北求學，如今再次背起行囊，北上北京，走進《經濟觀察報》，開始自己的職業旅程。

進入評論部后，他很快發現，這里并不僅僅是寫評論，還承擔著報道任務，常常與學者、思想界和文化圈的人物打交道。與財經新聞的冷硬不同，這里讓他第一次真正體會到人物寫作的深度和魅力。

工作沒多久，他就遇到一個現實問題——買電腦。那時候電腦價格不低，剛畢業的他手頭并不寬裕，正犯愁時，同事許知遠看出了他的窘迫，主動借錢給他，讓他順利置辦了人生中第一臺電腦。

許知遠（左）和李翔（右）

還有一次，李翔付完房租后，突然陷入經濟困境，手頭緊得厲害。同事鄧瑾得知后，沒有多問緣由，只是隨手把包里的現金遞給他，幫他渡過難關。

“很多人都很熱情。”李翔說。

初入《經濟觀察報》編輯部時，還沒有人系統地教他新聞寫作的方法，也沒有人告訴他一篇好稿子應該如何開頭與收尾。站在畢業的十字路口，他身后是剛剛興起的高校新聞學專業教育，身前也是剛剛興起的市場化媒體環境——新鮮、熱烈，但缺乏明確的規范和固定模板。

那棟樓位于北京和平里的興化東路，一條狹窄的街，兩邊是銀杏樹。每到秋天，葉子鋪滿人行道，金黃的光暈讓這條本不寬闊的街道生出幾分開闊感。報社就在這條街上的一棟小樓里，一兩百人擠在里面寫稿、改版、吵架、做夢。

報社里的前輩，大多出身于體制媒體，比如《中華工商時報》，甚至《人民日報》。他們身上帶著宣傳口徑的紀律性和嚴謹性，卻又在摸索市場化媒體的可能性。版面要學《金融時報》，財經新聞要看《華爾街日報》，有人模仿新聞的硬朗敘事，有人迷戀特稿的文學性。

那是一個全體學習的年代，上到管理層，下到初入行的小記者，大家都在翻譯、在模仿、在碰撞。國內市場化媒體的興起，提供了試驗場和容錯率；國外媒體的范本，提供了模仿的參照物；個人的閱讀積累和表達沖動，則讓他在新聞寫作中加入了屬于自己的色彩。

李翔的學習方式是自學。他買來美聯社的寫作指南，翻閱《華爾街日報》的故事寫作手冊，同時琢磨著《南方紀事》這樣的新聞特稿。那本書讓他印象深刻，作者出身美國南方窮困的白人家庭，字里行間充滿命運的沉重感和對細節的敏銳捕捉。李翔看得如癡如醉，也隱隱覺得自己寫作的路子或許可以是這樣：不只是傳遞信息，還能把人物的命運、社會的矛盾和時代的暗流寫進新聞。

他還迷戀過“美國記者之父”大衛·哈伯斯塔姆。哈伯斯塔姆的寫作繁復、厚重，不像同時代記者所追求的極簡風格。他寫人物、寫事件，常常要用密密麻麻的細節和背景，把一整段歷史鋪展出來。李翔被“華麗繁復”的敘事吸引過，有一陣子他也刻意在稿件里練習第三人稱的寫法，把新聞寫成某種非虛構文學。直到后來，他才逐漸淡化這種“炫技”，讓文字回歸樸素和清晰。

學習的過程不只是個人的模仿和摸索，也和報社內部的氛圍相互作用。比如，有一次許知遠去采訪德隆創始人唐家兄弟之一的唐萬里，寫回來的稿子完全偏向人物敘事，他甚至問唐萬里怎么看待鄧小平的漸進式改革。這種寫法在當時引起軒然大波——編輯部有人覺得這完全偏離了新聞核心，沒有回應外界最關切的資金鏈和風險問題；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種新鮮的嘗試，代表著《經濟觀察報》的風格探索。

李翔在多元的爭論聲中耳濡目染，逐漸明白新聞不只是“有無對錯”的技藝，它還意味著選擇立場和寫作方法。

與此同時，李翔的閱讀經驗也在潛移默化地作用于寫作。大學時期，他就讀過大量文學著作，訓練了語言的節奏感。著名的編輯于威曾經開他的玩笑說，幸虧你以前評書聽得多，所以寫稿子帶著節奏和轉折，能把讀者引下去。這種文學性的“痕跡”，后來也出現在他為人物寫作的特稿里。

李翔迅速成長的時代，是中國市場化媒體最為開放的一段時期。正因為環境沒有現成的權威，他才能在不斷的比較和嘗試中形成自己的風格。

他承認，那些繁復華麗的痕跡至今還殘留在他的寫作里，雖然不再刻意追求，但在潛意識里依然存在。新聞與文學的結合，對他而言不只是形式的選擇，更是一種內在的傾向。他始終相信，新聞寫作不僅是傳遞事實的工具，還能成為一個人理解社會、講述故事的方式。

2005年至2008年，李翔離開過一段時間，先后在《生活》雜志和《東方企業家》雜志工作。他對商業世界實踐的起點始于在《東方企業家》擔任高級記者期間。當時，他圍繞經濟學家做了大量選題，由此逐漸建立起對商業的基本常識和整體輪廓。

2008年下旬重返《經濟觀察報》后，李翔逐漸進入一個更大的商業報道的世界。外界記憶最深刻的，是在上海采訪馬云，但在他看來，那只是被時間放大的一個坐標點。早期，他把更多筆墨用去寫知識分子與歷史學者，曾在“個人歷史”欄目里，記錄袁偉時、崔衛平、謝勇的思想與日常，寫鄭淵潔的工作空間。

那是一段社會文化氣息濃厚的時光。但很快，他的寫作對象徹底轉向商業人物。轉向的原因并不復雜。彼時中國社會最具活力的場域正是商業。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們，以驚人的速度攀上財富的高峰，他們個性鮮明，講話犀利，兼具冒險精神與組織才能，總是以具體的實踐對世界產生影響力。商業人物的故事，天然帶有張力，也更貼近時代的脈搏。

最活躍的舞臺始終是政治與經濟，做記者，總要去感受和接觸那些與時代脈搏共振的領域與人物。

21世紀初，中國經濟處于騰飛上升期，文藝要體現現實，新聞報道也要反映客觀環境，李翔一腳踏入《經濟觀察報》的大門，也搭上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列車。不算長的時間里，他見過沈文榮、潘石屹、王石等一眾極具代表性的企業家，從他們身上汲取靈感，感受經濟的裂變。

只是，后來公眾記憶只留下了馬云，就像人們談起香港電影時，只記得梁朝偉、周星馳，卻忘了當年同樣活躍的其他明星。

長期以來，人們熱衷討論李翔采訪馬云的內容，以至于對話體逐漸成為他個人品牌化的重要表現手段，并衍生出《詳談》系列作品。但在早期，真正體現他文本敘事能力的，卻是他在《第一財經周刊》擔任總主筆時撰寫的《風暴中的宋衛平：賣地保綠城》一文。

李翔從宋衛平的個人決策入手，描摹他在賣地籌資過程中面臨的道德困境、商業壓力以及公眾期待的沖突。通過細膩的場景描寫和關鍵人物的心理刻畫，既有財經報道的硬信息，又有文學敘事的流暢感，文字漂亮，卻又不失鋒利。

他總能在不同利益、不同關系、不同價值觀之間找到切入點，將信息、情感與邏輯交織呈現，使故事既有商業分析的理性，又有文學敘事的張力。正是這種能力，讓他的作品不僅停留在新聞報道層面，更升華為一種對商業生態、人性抉擇和社會趨勢的整體觀察。

值得注意的是，二十八九歲的李翔在《經濟觀察報》后期并不僅僅是一名主筆記者。他進入管理崗位，擔任總編輯助理，掌管評論部。他一方面繼續寫作，一方面也要參與報紙的選題策劃、版面統籌、內容方向的討論。

這段經歷，既讓他在新聞采寫上獲得了深厚的訓練，也讓他比同齡人更早接觸到媒體運作與管理的復雜性。

05

轉場

然而，職業軌跡很快發生了轉折。

2011年，李翔離開《經濟觀察報》，接受許知遠的邀請加盟《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擔任副主編。他負責雜志的特寫編輯與選題策劃，嘗試將經濟學思維與財經報道結合。隨后，李翔短暫加盟《第一財經周刊》，擔任總主筆。

接下來，是另一場職業的開端。2012年的某天，他接到Esquire中文版《時尚先生》的邀請。推薦人是一位資深媒體人。時尚傳媒集團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市場化媒體集團之一，在北京世貿天階有專屬辦公區時尚大廈，內部氛圍復雜而活躍。《時尚先生》并不需要一個“時尚編輯”，他們希望找一個有硬背景的人，把商業視角注入這本以藝人和視覺為核心的雜志。

李翔接受了邀請。

許知遠聽到消息后，特別反對，“許知遠一直認為我墮落了。”

或許是命運的安排，一次面試之后，他內心的答案更確定了。李翔坐在時尚傳媒集團核心決策人劉江、瘦馬和蘇芒面前，迎接不斷拋出來的問題：“你能給這個雜志帶來什么東西？哪些地方需要改變？”

“能不能把生活方式之外的內容帶到這本雜志里面？比如商業和文化的內容、報道。”李翔回答。

2012年，《時尚先生》在中國大陸的處境并不輕松。它的執行主編的位置已經空置有一段時間，它必須要面對《GQ智族》剛剛進入中國所帶來的正面沖擊，在都市男性讀者群體中形成競爭。與《時尚先生》同樣強調“時尚+深度報道”的《GQ》，背靠CondéNast，擁有強大的全球資源和品牌聲譽，一經亮相便迅速吸引廣告客戶和社會關注，幾乎與其形成針鋒相對的格局，瓜分了中產男性的部分注意力與廣告投放。

與此同時，女性大刊如《Vogue》《Elle》《Bazaar》在時尚資源與廣告市場上也有很大優勢，與男性雜志在明星、大片和奢侈品廣告上存在競爭。再加上互聯網媒體和微博的興起，紙媒整體權威感受到挑戰。

多重壓力之下，李翔挑起重任。

踏入時尚傳媒的辦公室時，他的身份是執行主編。和記者時期最大的不同，是從“寫作”變成了“統籌”。剛到任的首要任務竟然是讓雜志按時出刊。月刊的組織紀律性遠不如更高頻的新聞編輯部，經常到了該上市的日子，版面仍未做完。

“我熬夜熬最多的時候就是在《時尚先生》。”李翔回憶道。他們在辦公室里討論的選題雄心壯志，“要做這個時代最重要的雜志，那么，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知識分子或者企業家一定要記錄。”

李翔試圖帶來新的氣象，也確實為《時尚先生》注入了他在職業成長期和人生上升期飽滿的精力與野心。他與中國市場經濟一樣，都處在騰飛階段。2013年3月，當“財富特輯”的字樣被印在雜志封面頂格，中國時尚雜志一改明星主導的傳統風格，吳敬璉、柳傳志、馬云、馬蔚華等12位商界名人的集體合影亮相，把中國熱土上鮮活的經濟轉型期核心力量呈現在大眾面前。市場群星閃耀，一本國內男性時尚雜志的商業敘事和內容敘事也隨之改變。

視野進一步打開。跟隨全球化浪潮，李翔作為主編全程參與中國企業家俱樂部代表團出訪歐美，貼身記錄企業家考察國際企業、參與經濟論壇的過程，將中國企業家的國際化形象傳遞給讀者。一種“商業觀察+人文記錄”的新敘事模式，在時尚雜志圈落地生根。

通過“頂尖人物拼圖”的方式，他讓雜志站上當代語境的高點，進一步證明時尚雜志不僅可以是消費主義的載體，更能成為商業文明與社會思潮的記錄者。

但是，要將這些新敘事落到實處，李翔面對的是比寫文章要復雜的人際關系與組織管理問題。

在李翔剛接手《時尚先生》的那段日子里，他最先意識到的一件事很簡單——團隊的重要性。無論創意多么出彩、想法多么新穎，如果沒有一支能夠執行的人，所有的計劃都只是空想。

他說：“開始進去的時候，其實最大的挑戰，就是搭好團隊。團隊搭好了，就不用再為這個事情去擔心了。”

搭建團隊，看似簡單，實際上卻是一門復雜的學問。李翔回憶道，雜志行業尤其講究分工與協作。

“你不懂的領域，就必須找到領域內最出色的人來填補空白——如果你不懂時裝，就找市場和時裝最懂的人去聊、去談；如果你重視拍攝和視覺效果，就找到視覺總監那個負責拍攝創意的人。”他說，方法看似直白，但其中的難點卻隱藏在每個人的關系網里。

即便是一個小雜志社，內部的人際關系也足夠復雜。李翔提到，封面人物的確定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理論上，這個決策權在他手里，但實際操作中，它牽扯的不僅是視覺總監和時裝總監，還有專題總監以及明星編輯，每個人都要處理自己的分工，同時還要顧及與他人的協調。視覺總監要負責拍攝創意，時裝總監要給封面人物搭配造型，專題總監要安排內容，明星編輯要對接藝人。每一個環節都存在微妙的利益關系和潛在摩擦。

更復雜的是，新員工與老員工之間的關系。李翔找來新的生活方式總監、時裝總監，他們不僅要履行職責，還要處理與原有團隊的互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慣性和既得利益，這就意味著，團隊建設不僅是找對人，更是讓人能在關系網中順利運作。

時尚雜志往往是名利場的交匯點，權衡明星和藝人關系也一直是時尚雜志特有的挑戰。明星編輯和欄目編輯都需要與藝人頻繁打交道，而介入的方式、溝通的節奏，都可能影響合作效果，甚至影響雜志聲譽。

李翔回憶，一位高管曾給他一個建議：“重要的拍攝你都要去現場。”

但他沒有完全照做。原因很簡單，現場拍攝已經有負責的同事，如果他總是介入，反而會妨礙他們的工作。他明白，有時候放手讓專業的人去做，反而是更好的選擇。

回頭看那段經歷，李翔坦言自己并沒有完全處理好內部的關系。公司內部的層級關系、藝人與行業關系，以及時尚圈特有的審美和文化關系，他做得都并不好。

“那時候年紀小，ego比較大，急于證明自己。”李翔回憶說，“我應該靜下心來，更多地了解他人，更多地了解公司，更耐心地了解行業。”

06

產品

2016年，春天，北京的空氣里彌漫著移動互聯網最后的狂熱。微信公眾號創業正值巔峰，資本市場的熱情仍舊高漲。幾乎每天，總有人拎著商業計劃書，奔赴投資人的辦公室，渴望在“內容創業”的浪潮里分得一杯羹。

就是在這一年，李翔完成了身份的轉折——從職業媒體人轉向創業者。年初，他從《財經天下》周刊離職；4月，產品雛形成型；6月，在“得到”平臺上線完整的知識付費產品《李翔商業內參》。

此前的履歷，仍停留在傳統媒體的軌道上。離開《時尚先生》后，他加入新創刊的《財經天下》，擔任主編。那是紙媒尚有余溫的歲月，然而行業環境已在松動：公眾號寫手們正快速擠壓財經媒體的敘事空間，信息的傳播邏輯發生徹底改變，紙媒在下坡路上急速滑行，大量職業媒體人選擇出逃。

李翔心底也生出焦慮，但同時有一種躍躍欲試的沖動。他并不是最早走向互聯網的媒體人，卻和許多同行一樣，被迫面對一個直白的問題：未來的內容該怎么活下去？

羅振宇的轉型，為他提供了一種參照。羅振宇早年在央視擔任制片人和策劃人，傳統媒體衰落時，他沒有固守舞臺，而是把個人知識體系轉化為商業化產品。2012年，他在互聯網上推出《羅輯思維》；2015年，又創辦“得到”，“得到”后來以音頻課程和知識付費為主要產品。

李翔與羅振宇的交情可追溯到2005年。十年后，羅振宇做跨年演講時，曾請李翔幫忙組織內容。演講結束，李翔心里涌動著創業念頭，羅振宇和脫不花干脆騰出一間會議室，讓他直接帶著三人小團隊入駐，以便隨時溝通即將誕生的付費產品。

兩個團隊保持獨立運作，“得到”作為分銷平臺，李翔則是供應商。《李翔商業內參》由此誕生，背后帶著鮮明的時代印記。

創業初期，他一度拿到了投資人的支持。但是羅振宇跟他說，我們可以先預付你一筆錢，來支持你，還要什么投資呢？

那一刻，他意識到：媒體人自立門戶的“創業”，與真正意義上的互聯網創業，有著本質差別。融資、股權、資本化，這些對一個靠內容生存的團隊來說，并非最優解。

之后，李翔在集體亢奮的社會情緒中驗證過《李翔商業內參》的可行性，這款產品的成功和合作過程中的交往，讓他更加徹底地信任羅振宇、脫不花和“得到”的團隊。短暫猶豫后，2017年5月，他帶著“商業內參”團隊正式加入“得到”，進入更大的平臺和內容服務浪潮之中。

李翔的頭銜是“總編輯”，繼續主導《李翔商業內參》，不過，名字更改為《李翔知識內參》，定位也改為“你的私家知識秘書”，內容不再局限于商業領域，而是進一步拓展，關注的話題更加具有普適性。

聊起李翔在“得到”的日子，與其說他是在做“內容編輯”，不如說他是在琢磨“怎么讓用戶真正愿意看、看得懂、有收獲”。他沒什么玄乎的理論，所有想法都落地在“用戶要什么”“內容怎么傳得通”“團隊怎么跑得順”這幾件事上，像個產品經理一樣，把內容打磨到最適合市場用戶需要的狀態。

他做產品的第一步，永遠是先摸透用戶的心思，但又不跟著流量瞎跑。剛做《李翔商業內參》時，他就跟著羅振宇團隊一起琢磨：大家每天刷手機，哪有時間看長篇大論？所以，內參選了短音頻+精煉解讀的形式，碎片時間就能聽。

他還會盯著平臺的UV、PV數據，看用戶愛讀什么，慢慢發現“家庭教育”和“心理學”類內容特別火。前者戳中了家長們的焦慮，后者裹著點“科學味兒”，讀著像給生活解悶的小方子，很容易讓人有共鳴。

但他不被數據牽著走。比如發現某類內容流量高，他不會為了漲粉就堆一堆沒營養的話題，反而會提醒自己“別被用戶聲音帶偏了”。

只是，制作《李翔知識內參》那幾年很辛苦。每天睜開眼，他就要瀏覽信息、篩選內容，與同事溝通寫作，編輯修改內容，再錄制音頻、上傳更新。日更的節奏，讓人產生一種“在做日報”的錯覺。

團隊最初不過三個人，后來擴展到五個人。那是內容創業最原始的狀態，既要維持更新頻率，又要保證質量，還要不斷摸索商業化的路徑。

李翔的視野并不局限于國內。他去過硅谷，考察美國的內容公司如何運作。他看過Medium的長內容平臺，也研究過The Information這種訂閱制新聞網站，甚至注意到它背后有扎克伯格的早期投資。雖然清楚自己不可能復制技術驅動的模式，但他確信一件事：用戶為優質內容付費，是一條可行路徑。

那幾年，移動互聯網正進入紅利期，信息大爆炸，許多人因無法理解現實世界而焦慮。“得到”在這個背景下，用“知識可以變現、學習能提升階層流動”的敘事切中需求。用戶普遍相信，多聽一門課，多學一個知識點，可能就能把自己“武裝”起來，抓住時代機會。

集體的心態轉向冷靜是2019年。資本退潮，內容創業的失敗者越來越多，人們不再幻想一門課程就能讓生活翻盤，而是追求長期、穩定的成長。“得到”也隨之調整。

5月，《李翔知識內參》停更，李翔轉向《巨富之路》，用洛克菲勒、卡內基、摩根等歷史人物來講述財富的長期邏輯。

身處其中，李翔切身體會到“內容公司”與“媒體公司”的區別。媒體有強烈的公共屬性，寫的是所有人都在談論、需要被放大的議題，容易“出圈”；而內容公司更多面向特定用戶群體，提供“對少數人有用”的產品，它能賺錢，但未必擁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力。

這讓李翔重新審視自己的職業傾向。骨子里，他依然更接近媒體人，渴望做具有公共性的東西；但現實的公司運作邏輯，卻要求他接受“內容公司”的邊界。

他半開玩笑地說：“我們做內容的往往不會賺錢。”

這句話里既有調侃，也有對現實的承認。

07

詳談

2020年前后，移動視頻正處風口，“視頻是未來”的說法隨處可見。某天，在“得到”的會議室里，羅振宇突然拋出問題：“現在還有沒有做一個視頻訪談類節目的空間？”

李翔沒立刻應聲，反而心里冒出兩個實實在在的疑問：一是這么多年，除了許知遠的《十三邀》，沒人能把“深度人物視頻訪談”真正做起來。明明資源、人脈、技術都不缺，成功案例卻少得可憐；二是要是大家都扎堆做視頻訪談，節目憑啥讓觀眾花兩小時來看，而非去看電影或者刷B站？

兩個疑問成了《詳談》的起點。在那之前，李翔不是沒做過內容，他做過產品，也寫過專欄，但都偏功能化、產品化，少了點松弛和趣味。

媒體人董師傅問過他，做專欄時會不會把自己的判斷、喜好放進產品里？李翔坦言，確實研究過內容格式，更多是想試試雜志文體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能不能行得通。可他很快發現，不少看似成功的長文章，評論區里讀者常說“看完眼已瞎”，很少有人夸“寫得好”。用戶的反應讓他明白，自己作為長文章創作者，社會價值正受著挑戰。他既希望作品有人讀，也承認得考慮用戶需求，最后還是停了專欄。他愿意當讀者，真要當生產者，實在扛不住那份累。

不過，李翔發現，移動互聯網時代，“信息量”早就不是媒體的優勢。碎片化新聞、短視頻、社交媒體把“知道”變成幾乎不用花錢的事，內容要想打動人，必須“打透”。與其在200頁的雜志里塞幾十篇文章，不如用180頁只寫一個人，把對方的故事、細節、想法揉成全景式敘述，讓讀者能一下子走進這個人的世界。

這想法聽著有點反常規——篇幅長、節奏慢，還非要做成紙質版。但李翔認準“媒介決定內容”的道理，短視頻適合傳遞瞬間的情緒，電影能讓人沉浸式體驗，深度人物故事，還是在紙上讀最舒服。于是，他給《詳談》的定位是，只講一個人的商業人物深度訪談冊。

選采訪對象時，李翔有自己的標準，既要看對方有沒有市場號召力，更要看對方愿不愿意花時間做深度對話。這事特別難，就算是資深記者，也常被拒絕。公司經營狀況、外部環境變化、個人時間安排，隨便一個理由，采訪就可能黃了。

李翔心里清楚，做《詳談》光有采訪技巧不夠，還得“強準備”。提前把采訪對象的過往翻個遍，列上百個能覆蓋全局的問題，還用模型化的方式梳理：采訪創業公司，按“人—錢—產品—創意”搭框架；采訪品牌公司，圍繞“用戶需求—定位—定價—渠道”設計問題。這樣既能保證訪談有邏輯，也能讓收集到的素材更有用。

鏈家創始人左暉是《詳談》系列第一位企業家。他們首次對話是在2017年的浙江烏鎮，2020年在北京東直門完成第二次訪談。那本173頁的冊子記錄下左暉的經營實踐與重構行業生態的野望，在2020年11月一經發布，就在中國商業圈引發一陣關注。

而且，《詳談》沒走“成功學”的路子。李翔會找到每個受訪者最該被放大的點：寫趙鵬，聚焦創業公司從0到1的每一個細節；寫楊浩涌，跟著對方的商業模式一步步看迭代；寫沈鵬，挖對方個人成長里的學習過程。這種差異化，一半靠往深了挖，一半也靠長期聽用戶反饋。

2024年，李翔采寫的書籍《折騰不止：西貝創始人賈國龍的成敗與藍圖》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他還提投資人張磊在《價值》里的話：先想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樣的內容生產者，再反過來規劃該找什么資源、用什么方法、按什么節奏做。對他來說，就是靠作品慢慢傳遞信號，讓更多合適的采訪對象愿意主動找過來。

確實，社會情緒也變“慢”了。隨著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加劇，過去，大家追著外部機會跑，想著“只要抓住風口，就能翻身”。但慢慢地，更多人開始關心：如何讓自己在變化中安頓下來？

內容付費群體的心態也隨之轉變。最早，大家買課，是希望“用知識突圍”，找一條快速成功的捷徑。后來，他們更看重的是“長期成長”，希望知識能幫自己建立穩定的節奏。知識付費從一種“投機工具”，變成了一種“自我修復”和“慢增長”的方式。部分受眾也不再眷戀頻繁更新的知識產品，開始追求更慢的節奏，希望在一個議題上花更多時間，知曉更完整的思考。

內容形態的長短由用戶需求驅動，《詳談》就是在這種社會心態下出現的。它不強調日更的速度，而是提供一次沉浸式的長對話。用戶可以放下緊張的心情，耐心地跟隨講述，把一個問題讀明白。相比“速食答案”，《詳談》更像是一種陪伴，讓人在混亂中獲得片刻安定。

可《詳談》的推進過程，荊棘坎坷。最頭疼的是2021年前后，反壟斷、控資本的政策突然出現，整個商業圈一下子靜了下來，企業家們都怕說錯話，一個個“噤若寒蟬”。好不容易采訪完，最后出版時卻可能卡殼。不光商業人物的稿子受影響，非商業領域的素材也很難，好幾本《詳談》拉長時間線，還是沒法按時跟讀者見面。

用戶和讀者雖然能理解，可“做出來的東西發不出去”的壓力，讓李翔那段時間特別焦慮，只能靠跑步、看書硬扛，甚至覺得“自己干的這事要黃了”。

他在想，“商業還重要嗎？”

摸索內容形式的過程中，李翔也糾結過。一開始，他就想讓《詳談》“和以前的訪談不一樣”。以前的訪談大多只跟CEO聊戰略，他想加更多工作場景，看受訪者怎么開夜會、怎么處理團隊矛盾，讓內容更有活味兒。可真去收集素材才發現，日常工作全是瑣碎事，“好多場景寫了也沒用”，怎么把這些碎片串起來，成了大難題。

他還琢磨過創新敘事方式，可試了幾版就發現不對，讀者還是習慣“從頭講到尾”的線性敘事，太復雜的結構只會讓人看得累。最后只能放棄這些花架子，老老實實用“訪談主線+場景補充”的簡單結構，“不想為了創新讓大家遭罪”。

還有個藏在背后的難，是收集公司素材時的“距離感”。《詳談》關注過不少中型公司，李翔發現，這類公司的難處特別具體：以前公司只有幾十人時，隨便做點業務就能養活團隊，現在人多了，管理成了大問題——管幾十人和管上千人完全是兩碼事，光工資成本就壓得人喘不過氣；可又沒大公司的抗風險能力，平臺規則稍微變一變，公司就得跟著慌。但要把這些難處寫透特別難。面對變化，人人壓力都很大，根本沒心情坐下來慢慢跟你聊。李翔只能“泡在公司里”，跟著開會、一起吃飯，甚至等大家都下班了，再跟老板在辦公室聊到深夜，一點點摳細節。他說自己那時候像個“游客”，“既要融進他們的節奏，又得保持距離觀察，挺別扭的，可也沒別的辦法”。

到了2022年底，麻煩又找上門。李翔在長沙感染了新冠，被隔離在酒店里，所有工作計劃全停了。疫情還攪亂了供應鏈，拖慢了工作效率，原計劃在2022年底發布的《詳談：蘆葦》只能延遲到2023年1月1日。原計劃一年出12本《詳談》，每月一本，可最后一本直到2023年4月才出完第一個系列。

他說，那段時間“壓力很大，我們也沒有辦法”。但他從沒說過“不做了”，反而覺得“能有機會挑戰自己，挺不容易的”。

08

拐點

2024年10月，李翔從“得到”App總編輯的位置上走下來。沒有儀式，也沒有告別長文。外部世界比辦公室里的空氣更讓他悶得慌。李佳琦直播間的一次口誤，瞬間點燃輿論場；阿里“老逍”的離場，也在朋友圈刷屏。他突然意識到，不管是頭部大V還是超級平臺的CEO，在系統面前都差不多，和外賣騎手沒太大區別，都是被運營和規訓的一環。組織的節奏、氛圍、規則，像繩子一樣，把人慢慢勒緊。他難道要一輩子被這套節奏推著走？

不久之后，他讀到一本采訪集，里面提到約翰·列儂。那一頁翻過去時，他愣了一下——列儂在40歲就去世了。他自己，剛好邁過40歲兩年。時間突然變得具體。它不再是哲學問題，而是分分秒秒的稀缺。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如果不跳出來，可能再也沒有機會了。

李翔的選擇在別人看來不合時宜。那時候，經濟環境不太景氣，創業氣氛也冷清，大家更愿意求穩。但他偏偏在這個節骨眼上轉身。他笑著用巴菲特的那句話來調侃：“別人恐懼時，我貪婪嘛。”

當然，這背后也有底氣。他想明白了自己側重于生活，還是工作。答案是工作。有了這個錨點，其它的不確定就都能扛。

自由身份開始后，他沒有立刻撲向短視頻，也沒有盯著流量排行榜。他說自己40歲以后的人生目標是“當大師”，像是開玩笑，但意思也認真：不再被物質目標卡死，不再看算法臉色。

他很清楚，內容行業不是發財的路，大多數人都像大衛·鮑伊形容的那樣：夢想當搖滾明星，最后可能掃大街。

但他并不怕，他是真的熱愛。

其實在離開“得到”之前，他就開始試水。2022年冬天，在北京SKP商場的咖啡館里，他和騰訊視頻尤里卡工作室的主創人員劉東嘯、徐嬋娟聊節目。落地窗外是人群，咖啡味苦得發澀，他們卻聊得興奮。大家很快否掉了“大佬訪談”的想法，那種東西既陳舊又不真。他更想做的是安福路的街道故事，農村的細微變化，直播電商里的小人物生存。他覺得這些才有勁兒。半年后，紀錄片《激流時代》上線，他走進了視頻世界。到了第二季，他干脆把自己更加徹底地放進節目里。

2023年夏天，他又開了播客《高能量》。起初只是找空檔聊著玩，結果很快成了投資圈的熱門。李豐加入進來，兩人從宏觀經濟聊到具體項目，再聊到創業者的日常。節目里有時候很正經，有時候也帶點火氣。雷軍唯一一次深度訪談，就放在了這個播客里，這讓節目徹底火了。

這些嘗試讓李翔的身份變得松動，不再是一張固定的名片。他會寫字，會錄音，會共創視頻，每條路都走得不算極致，但都保持興趣。他對短視頻沒有抵觸，卻也不急著跟風，反而在琢磨是不是能逆著來，做點和主流不一樣的東西。他說自己現在最大的自由，就是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節奏走。

說話節奏一定可以歸結在李翔的口語表達風格。回答時，他常把句子停在半途，停頓幾秒再補全。外人或以為敷衍，其實是在搜尋最準確的詞句。他的表達總是循環往復，不緊不慢。

43歲的李翔，說不上輕松，但比過去更篤定。他知道時間稀缺，也知道自己能力的邊界。他承認焦慮，但也承認這種焦慮逼著他去試更多可能。他不再糾結要不要成功到某個高度，而是問自己能不能做出心里認可的東西。

離開系統之后，他像從籠子里走出來的鳥，翅膀不一定能飛得多高，但空氣是真的新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