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桃Onsite在場對話：血和泥里長出來的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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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桃，中國內地紀錄片導演，攝影師，世界游牧影展發起人，中國獨立影像年度展年度十佳紀錄片獲得者，亞洲電視最佳紀錄獎獲得者。作為當下風格最獨特的華語紀錄片創作者之一，顧桃在本次的采訪中，分享了他和鄂溫克族結緣、回到內蒙開始自己的紀錄片拍攝生涯的故事，也討論了他對紀錄片創作的獨特看法——顧桃覺得，好的紀錄片不是學出來的，是土地上生長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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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site 在場是一檔由全球影像場景產品生態開創者樂其創新 SmallRig 主辦的全球影像大師訪談節目，在全球范圍內邀請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人物，分享個人創作動機、創作故事、創作心得、靈感來源等。

01

父親的感染，森林的召喚

多年以后，面對在場欄目的攝影機，顧桃回想起了20年前，帶著父親寫的介紹信，回到獵民點尋找鄂溫克族人的那個遙遠的時刻。

從那個時刻開始，顧桃決定了自己要從事紀錄片創作。

Onsite在場的采訪現場，顧桃對鄂溫克人居住的那片森林的喜愛之情呼之欲出：“那里的森林，還有這個鹿鈴的那個聲音，還有夜晚的篝火，還有冬天那種被白皚皚的雪覆蓋的那個森林，在我看來它也是一幅畫，也是一部電影，就是那種叫沉默的森林，人的渺小，獵人的那種傷感，它可能是一首很長的詩，很傷感的畫，很悲情的一部電影。”

那天，獵民點附近的路上沒有人，只有寥寥幾聲狗叫，父親顧德清曾經認識的很多鄂溫克族人都已經離世，只有一位名叫瑪麗亞索的老人還認識顧德清。為森林而生的瑪麗亞·索是鄂溫克部落最后一任女酋長，也是小說《額爾古納河右岸》的主角原型。2003年春節，顧桃去拜訪的那個時間點，對于瑪麗亞·索來說，正是艱難的時刻。鄂溫克族人需要進行生態移民，無論是人還是鹿，都必須從山上下來，獵槍也要上交，過去的狩獵生活將徹底成為過去時。

仰賴于大小興安嶺獨特的自然環境，鄂溫克族人世世代代都以狩獵為生，衣食住等各種生活資料幾乎全部從自然界直接獲取，他們就是森林的一部分，長久以來一直保持著氏族社會的原始狀態。但隨著社會環境的發展和大興安嶺自然環境的變化，鄂溫克族人們依靠狩獵維持生活的習俗幾乎已經不再可能實現，狩獵，逐漸成為一種遙遠的過去時。

▲顧桃和他的鄂溫克族兄弟們

顧桃來尋找鄂溫克族人的最初目的，是想用自己的攝影師身份，給父親的書《獵民生活日記》拍幾張紀念性的照片。20世紀80年代，顧桃的父親顧德清機緣巧合，與大興安嶺森林里的鄂溫克族人有了密切接觸，開始了對鄂溫克人生活的觀察、體驗和記錄，顧德清的書《獵民生活日記》至今都是了解鄂溫克族人的非常重要的一本書。從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方向，到看完父親的書、看到過大興安嶺的鄂溫克族人生活狀況后決定開始拍攝與鄂溫克族相關的紀錄片，冥冥中，父子二人都被同一片森林的魅力吸引。父與子之間，巧妙地完成了一場思想上的共鳴和精神上的延續。

下定創作決心后，顧桃又花了兩年的時間做準備，在兩年之后終于鼓起勇氣，拍攝了相關的紀錄片。但過了兩年，顧桃顯然已經錯過了記錄鄂溫克族人們生態移民的絕佳機會，回想到這部分往事，顧桃依舊感到遺憾，彼時他還沒有非常明確清晰的紀錄片創作視角與方法論，但還好，一切都不算太晚，遺憾有時候也能轉化成經驗。《敖魯古雅·敖魯古雅》《雨果的假期》《犴達罕》……直至今天，顧桃的攝影機都是公眾了解鄂溫克族生存近況的重要媒介。

今天，當公眾每每還在談論與鄂溫克族相關的歷史時，顧桃都絕對是那個繞不開的名字。他的鄂溫克族三部曲毫無疑問是21世紀以來，關于鄂溫克族生存狀況的最重要民族志影像。在這個不創造文字，僅僅以口頭語言延續歷史文脈的民族面前，顧桃的攝影機極大程度地幫助他們向外界展示自己的真實生活狀況，在官方文字史料之外，鄂溫克族最真實、鮮活、客觀的一面得以被更多人看到。

▲顧桃的父親顧德清，曾在80年代到訪鄂溫克族和鄂倫春族，拍攝了上萬張族群的照片

父親顧德清在看到顧桃拍的一些影像素材后，曾經表態并不希望顧桃走自己曾經走的路，20年前，當他選擇踏入這片森林后，他深知這條路有多么的艱苦，收入有多么的拮據。但顯然，無論是顧德清還是顧桃，被森林吸引，被鄂溫克族人的故事吸引，都不是因為收入和報酬，在那片森林里，原有比這更野性、更重要、更迷人的理由。

發生在顧桃父子身上的故事，以及他們記錄的那片土地、歷史和土地上的鄂溫克族人，總能讓人聯想到一種《百年孤獨》式的寂寥——再熱鬧繁華的馬孔多，都逃不脫被歷史拋棄與遺忘的命運。而努力記錄下這段歷史，讓歷史在人們的記憶中繼續延續下去，就是顧桃和他的紀錄片作品的最關鍵意義。

02

攝影機、酒精與失去獵槍的獵人

當一個導演選擇走進敖魯古雅的深山，放下攝像機、扛起斧頭，長生天便睜開了一只眼睛。

“森林里不需要藝術家，他們更需要一個勞動者”。在SmallRig斯莫格的《Onsite在場》訪談現場，顧桃一語道破了鄂溫克族人對于他這位紀錄片導演，以及更遼闊的外部世界的態度。森林里有太多的事情要做，關心外部世界日新月異的科技變化，遠沒有關心如何在林中找回走失的駝鹿更重要。

采訪過程中，顧桃給人的最大印象就是靦腆，有啥說啥。他很少會讓自己表現得像一個刻板印象中的紀錄片大師那樣，對各種理論與藝術侃侃而談，也很少能夠制造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金句，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平和地敘述自己的創作經歷。就像一位回到了森林里的獵人，重新找到了潛藏在自己血脈里的沉穩、冷靜與寡言。

骨子里，顧桃也是一名獵人。他向往草原、向往足夠自由的生活，比起成為一個循規蹈矩的影像工作者，這種始終游離在主流之外，更自由、更依從本心興趣出發的創作與生活方式也更適合他。只不過，他的槍，是他手中的攝影機。攝影機讓顧桃覺得自己不卑微了，就像獵人舉起獵槍，準備進入叢林一樣。

與父親書中側重的主觀感受不同，借助攝影機，顧桃讓公眾看到的，更多是關于鄂溫克族的蕭索、凜冽的現實。

▲顧桃（左一）最開始介入拍攝時，給大伙生火做飯

對于顧桃來說，攝影機是他介入這群牧民的生活，幫助他自己，也幫助公眾了解真實的鄂溫克人的重要方式。但對于獵民們來說，攝影機暫時還沒有那么容易適應，它代表著一種外來的、未知的、狩獵經驗之外的產物。

所以，顧桃工作中非常有挑戰性的一項內容，就是要去不斷地和被拍攝者進行磨合，讓他們盡可能習慣攝影機的在場——就像過去這數十年來，獵民們不得不逐漸習慣其他現代化的東西介入他們原本傳統的生活一樣。

比起顧桃帶來的攝影機，獵民們有自己更好的消愁方式——喝酒。

顧桃覺得，喝酒是森林里的日常，你到了那里，看到那樣的景色，經歷那樣的生活，就會自然地想要找酒喝。酒精讓人變得不清醒，但太過清醒時，沒有獵民有勇氣應對這蕭索的現實。至少，酒精還能幫助他們懷念起曾經的狩獵時代，在對過往的回憶中但愿長醉不復醒。

當狩獵成為一種過去時，游牧文明能夠給予鄂溫克族人的精神信仰也在逐漸瓦解，依賴酒精、醉生夢死、今朝有酒今朝醉正在成為大多數鄂溫克族人無可奈何下被迫選擇的生存方式。在顧桃的多部紀錄片里，都能看到大量的獵民酗酒鏡頭——透過那些鏡頭，即使是沒有狩獵經歷的觀眾也可以非常輕易地感知到鄂溫克人內心的愁苦與空洞。

在紀錄片《犴達罕》里，醉酒之后的維佳總喜歡自言自語地念一首奇怪的詩：“我從弓與箭的文化環球，來到了原子彈的時代，他們把我拋出去，我們的文化正在消失，語言和制度也在消失，還有四個獵民青年，被帶上了法庭，這是對狩獵文化末日的審判，審判吧，審判。”

▲顧桃，《犴達罕》靜幀，圖中為獵人維佳

曾經，維佳也努力嘗試過追尋一段穩定的愛情，并為了愛情前往海南生活。但最終，他發現自己唯一能適應的，依舊是大興安嶺森林里的生活。在這里，這片森林不再屬于這些獵人，不過他們好像也沒辦法重新找到一個屬于他們的地方，所以他們只能回到森林，就這么別扭地活著。

《敖魯古雅，敖魯古雅》里，維佳的姐姐柳霞用一種更直接粗暴的方式表達自己酒后的不滿——當維佳拒絕再幫她拿一瓶酒時，她就舉起凳子，狠狠地砸維佳的腦袋，砸到頭破血流后才被周圍的族人勸住，而類似的憤怒時刻，對于酗酒的柳霞來說，顯然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柳霞是一個詩意的母親，她給每一頭馴鹿起名字

柳霞的丈夫在車禍中去世，姐姐醉酒溺亡，她自己靠劣質的白酒麻醉自己，兒子雨果也被送去了無錫的寄宿學校讀書。她痛苦、絕望、茫然無措，對酒精的依賴越來越重，但她的諸多生活習慣，還都停留在更傳統的模式里，她不知道怎么走出這片森林，不知道怎么買火車票，怎么轉車，所以她甚至沒辦法離開大興安嶺，去看遠在千里之外的兒子雨果。

2007年，柳霞的兒子雨果和顧桃一起，踏上了從無錫前往大興安嶺森林的五十多個小時的火車。就像曾經顧桃在父親的召喚與引導下重新回到這片森林，找到自己畢生的創作目標一樣。在《雨果的假期》這部紀錄片中，雨果也在顧桃的陪伴下，重新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大興安嶺。越往北走，越接近森林，越接近部落與母親所在的地方，雨果骨血里的鄂溫克血脈仿佛就蘇醒得越多——在雨果身上，在顧桃身上，這座森林如同童話故事里描述的那般，彰顯著它的強大感召力與魅力。

森林就在這里，它是鹿鈴聲響，是夜晚的篝火，是冬日白雪，是沉默與無聲處，獵民日復一日重復的生活。如實地紀錄森林里發生的一切，你就能拍到自然的壯麗、人的渺小與獵人的傷感，能拍出詩意與畫意，而不需要虛構與擺拍。用顧桃自己的話說，就是以人本身的呼吸感去記錄、去面對森林里曾經的獵人。

03

血和泥里長出來的紀錄片

當《Onsite在場》的主持人問到顧桃關于紀錄片創作的看法時，顧桃頗有信心的給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有時候我也跟年輕人說，紀錄片沒那么復雜，但如果你去學怎么拍紀錄片，你就變得復雜了，你就變得有模式了。你就要考慮構圖，你就要考慮光線，你為什么就不去考慮人的情緒呢？ ”

在顧桃的作品中，技巧始終都不是最關鍵的部分，相比之下，他更關注被拍攝者的情緒是如何呈現出來的。當然，與此同時，作為創作的一部分，他這個創作者的情緒，往往也很重要。拿著攝影機，還沒有進入森林，光是在出發去火車站的路上，顧桃就能感受到一股呼之欲出的情緒。

“一想到要進入那個森林，我的雞皮疙瘩就起來了。”他一次又一次地帶著這種濃烈的情緒與感受進入森林，將獵民們充滿生命力的生活用紀錄片呈現出來——整個過程，就像獵人進入山林巡獵，捕捉一切讓自己感到興奮的獵物。

在顧桃看來，記錄本身就是在參與。從旁觀者、到親歷者、到引導者，顧桃作品最特殊的地方，恐怕就在于作為一名紀錄片導演，他早已高度參與進了他所記錄的鄂溫克族生活里。如果不能像一個鄂溫克人一樣生活，如果沒有在森林中飲酒、尋鹿、勞作，又該如何拍出鄂溫克人這種野性、疼痛與粗糲呢？顧桃的鏡頭既是客觀、冷靜的，但同時又充滿感情，他清楚地知道從鄂溫克人的視角出發，會如何看待周遭的一切，什么事是珍貴的，什么事是痛苦的，何時迷茫，何時激動，都被準確地記錄下來。

在采訪過程中，顧桃不止一次地感慨大興安嶺森林，以及生活在其中的鄂溫克獵民們的靈性與神性。他相信這種靈性與神性自有其可以創造的智慧，所以作為創作者，他的第一原則始終是不干擾，盡可能地將獵民們最本真的狀態展現出來。

顧桃不太想讓這種紀錄有特別鮮明的電影感，一旦太有電影的質感，觀眾就會不自覺地去關注景深、虛焦、構圖這些技巧性的，不那么與內容有直接關聯的部分。與其用一種理解電影語言的方式去理解影像，顧桃更希望觀眾能從更日常和簡單的方式去看待他的紀錄片作品。生活里多的是每天千篇一律的重復，但卻不是每個人都注意得到那些細節里不易察覺的變化，記錄的意義，就是捕捉那些日常里的細節。所以，在制作模式上，顧桃一直堅持用DV而非更專業的攝影設備來拍攝自己的作品，比起這些技術層面的迭代，他更關心的部分，是如何更準確直接地在紀錄片中呈現自己想要傳達給觀眾的那些情緒。

情緒，才是能夠幫助觀眾從日常生活里品味出滋味的關鍵所在。更何況，獵民們有太多需要被看到，被關注到的情緒，他們是一群非常內斂，不善于表達自己情感的人，飲酒、迷惘、整日消沉只是攝影機記錄下來的最表面的部分，但顯然，顧桃更希望觀眾能夠透過表面，看到獵民們立體、鮮活、復雜的一面。他們為何會傷感，何時會喜悅，何處遇到困境與困頓，何時是在表達幽默，只有這些情緒表達，能換來外界公眾對于獵民真正的理解與認同。

為了讓情緒能夠自然流暢地呈現出來，顧桃在影片中更多使用相對連貫的長鏡頭來記錄影像。長鏡頭讓影片整體的視聽節奏更有延續性和連貫性，足夠讓觀眾來得及慢慢地感受獵民與森林之間的微妙互動關系。在顧桃的紀錄片里，對情緒的真切具體的感受取代了先入為主的觀點輸出，顧桃作品的可貴之處，正在于他并不試圖在自己的紀錄片總結出什么觀點，也不打算讓觀眾完全只從單個片面的角度來了解鄂溫克族人，更不打算去消費鄂溫克人，將他們的生活描述成神秘而獵奇的民族傳奇。

▲現在社會進步了，狩獵文化消失了。維加說：永別了，獵槍

這些情緒，幫助觀眾撕掉對一個陌生民族的種種刻板標簽，看到更真實具體的人，這些離開了獵槍的獵民也會苦惱，也會困惑，也有人性的弱點和性格上的瑕疵。

《犴達罕》的劇情簡介里寫到：犴達罕是大興安嶺森林里體態最大的動物，威武，敏感，擁有尊嚴。近年生態的破壞，偷獵者的增多，犴達罕也更稀少。而這不是一部關于犴的片子。犴，也就是馴鹿，從來都不是顧桃故事里的主角，但卻始終是維佳、柳霞與其他族人與森林之間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尋找馴鹿，飼養馴鹿，像馴鹿一樣在廣袤的森林里漫游，已經成了如今鄂溫克人生活最貼切的寫照。

某種程度上，顧桃的創作同樣是一個尋找馴鹿的過程，和鄂溫克族人們一樣，他選擇帶領觀眾進入森林，找到馴鹿，觀察馴鹿。只有抵達現場，確保攝影機真正在場，和被拍攝對象一起呼吸，才能讓這些紀錄片真正保持住它客觀、柔和、立體的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