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強與羅世文，一次錯誤處分導致的恩怨和悲劇

川西驟雨：1931年的命運拐點

1931年夏的成都悶熱難當。時任四川省委書記的羅世文（1904-1946）在騾馬市街省委秘密駐地簽發了對原紅一師師長文強（1907-2001）的處分決定。

據《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載，此時正值中央特科顧順章叛變后三個月，全黨組織轉入高度警戒。雖具體處分內容至今未見于檔案，但文強在晚年口述中仍耿耿于懷：“所謂過失實為叛徒誣告，而世文同志未予甄別。”

這位毛主席的表弟、林彪的短期上級（1927年南昌起義時期），在得知處分后連夜溯江東下，欲向恩師周恩來當面陳情。

然歷史竟如此殘酷——當文強抵滬時，恰逢政治局主席向忠發叛變，中央機關緊急疏散。據《周恩來年譜》記載，周此時已潛往中央蘇區，文強最終在霞飛路空守半月后黯然離去。

軍統高參與獄中忠魂

脫黨后的文強經國民黨元老程潛引薦（見《文強口述自傳》），于1935年加入戴笠麾下。戴笠在日記中稱其“深諳赤黨機要，堪當大任”。至1940年文強任軍統北方區區長時，昔日的處分者羅世文卻因“搶米事件”被囚于貴州息烽集中營。

值得玩味的是，1942年國共談判釋放政治犯時，時任軍統局本部處長的文強正負責中共要犯甄別工作。

據臺灣“國史館”檔案《戴笠函陳共黨分子處理意見》記載，戴笠曾就羅世文等案征詢文強意見，文批注：“案情重大，需詳加審查。”此舉與中共代表團多次交涉未果直接相關（見《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

迷霧中的歷史因果

沈醉在《軍統內幕》中隱晦提及：“戴先生常借重文兄研判共黨干部。”雖無直接證據表明文強干預羅世文案，但1944年軍統局內部通報顯示，羅世文從息烽轉押重慶渣滓洞時，保密等級驟然提升至“甲等特管”（見《息烽集中營檔案匯編》）。

1946年8月18日，羅世文就義于重慶歌樂山松林坡。獄中遺墨“決面對一切困難，高揚我們的旗幟”現存紅巖紀念館。而彼時的文強，正以徐州“剿總”副參謀長身份統籌江淮戰事——直至1949年在淮海戰役被俘。

歷史棱鏡下的雙生軌跡

這兩位湖南同鄉（文強長沙人，羅世文湘潭人）的命運，在1931年岔路后竟形成詭異映照：

羅世文用空穴來風的肅反，阻住了文強日后成為開國將帥的道路，后者后來于淮海戰役中被俘，作為戰犯被改造26年，晚年任全國政協委員；而羅世文則在國共合作期間，一直被國方關押，犧牲在黎明之前，后被追認為烈士。

《羅世文傳》作者李思慎認為，當年處分可能源于肅反擴大化背景下“懷疑一切”的思維；而文強研究專家劉曉寧則指出，文強軍統時期的作為“既有歷史恩怨投影，更多是政治立場嬗變”（見《江蘇文史資料》第79輯）。

歷史的吊詭在于：當文強1991年重訪紅巖紀念館時，在羅世文展柜前駐足良久。據陪同人員回憶，這位耄耋老人最終未發一言，唯以手杖輕叩地面三下而去。

本文考據主要來源：《文強口述自傳》《羅世文傳》《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軍統局檔案選編》《紅巖烈士文獻集》及國共雙方相關人物回憶錄，部分細節仍待檔案解密佐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