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讖流傳與“五胡亂華”

魏晉時期, 北方少數(shù)民族內(nèi)遷使夷夏之辨、夷夏之防思潮有所強化, 鄧艾、江統(tǒng)、郭欽等人提出處理民族關系的“徙戎論”。不久即出現(xiàn)所謂“五胡亂華”現(xiàn)象, 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進入了劇烈的沖突與漫長的互融階段。夷夏之辨對夷夏君臣觀也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認為華夏為君, 夷狄為臣。西晉時期“夷狄不足為君論”就是這一思潮的反映, 它認為胡人為臣子則可, 為帝王則自古未有。深受夷夏之辨和夷夏君臣觀之影響, 入主中原的少數(shù)民族在建國過程中, 遇到超乎尋常的阻力和制約。

值得注意的是, 這一時期與少數(shù)民族相關的謠讖大量流傳, 有關謠讖與少數(shù)民族政權之關系, 學界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 從謠讖所反映的民眾對少數(shù)民族內(nèi)遷之擔憂、少數(shù)民族政權首領對謠讖的宣傳與利用以及謠讖促使少數(shù)民族政權轉(zhuǎn)向德政等方面入手, 考察謠讖流傳與少數(shù)民族政權建立之關系, 以期深化對魏晉南北朝政治史和民族史的認識。

一、謠讖反映的中原百姓對少數(shù)民族內(nèi)遷之擔憂

反映中原地區(qū)民眾對少數(shù)民族內(nèi)遷之擔憂的謠讖, 多發(fā)生在西晉時期, 早在晉武帝太康年間即已出現(xiàn), 晉惠帝朝及以后更是屢出不斷, 至東晉末期仍然存在。這些謠讖的編制者和傳播者, 或為普通民眾, 或為精通陰陽天象之術士。這些預言多為后來史實所證實, 成為讖言。

最直接反映中原地區(qū)民眾擔憂少數(shù)民族內(nèi)遷的是“中國必為胡所破”謠讖的出現(xiàn)。語見《宋書》卷三〇《五行志一》:“太康中, 天下又以氈為絈頭及絡帶、衿口。百姓相戲曰, 中國必為胡所破也。氈產(chǎn)于胡, 而天下以為絈頭、帶身、衿口, 胡既三制之矣, 能無敗乎。”出現(xiàn)這一謠讖, 與當時中原地區(qū)和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民眾之間社會生活的密切交往有關。

晉武帝時期, 胡漢文化交流頻繁, 北方少數(shù)民族生活用具、飲食、服飾以及風俗深受中原士人喜愛, 如以胡床、貊盤、羌煮、貊炙為代表的北方少數(shù)民族生活用具、飲食風俗傳入中原地區(qū)后, 就深受西晉上層士人的喜愛, 成為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如“貊炙, 全體炙之, 各自以刀割, 出于胡貊之為也”。少數(shù)民族服飾同樣被中原民眾廣泛穿用, 如絈頭及絡帶、衿口。元代馬端臨認為:“南楚、江淮之間曰帕頭, 自關以西, 秦、晉之郊曰絡頭。《字書》:‘帕, 頭巾者也。’”絡帶, 就是一種束腰帶。衿口, 古代衣服的交領, 或服裝下連到前襟的衣領之處。魏晉時期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傳入中原, 與中原漢文化實現(xiàn)交流互融。一般來說, 在兩種不同類型的文化接觸過程中, 首先受到影響的是生活方式, 其次才是意識形態(tài)的轉(zhuǎn)變。正常的文化交流, 被百姓戲為不祥之兆, 它實際上反映了民眾對少數(shù)民族文化充斥中原的擔憂和無奈, 也反映了漢人對少數(shù)民族政權進入中原內(nèi)地的危機感。

中原民眾的這種擔憂, 也會以童謠的形式出現(xiàn), 比如, 晉惠帝時期出現(xiàn)的兩首童謠, 就反映了民眾對少數(shù)民族內(nèi)侵的擔憂。其一是關于劉淵的童謠, 記載于《玉臺新詠》和《樂府詩集》, 《玉臺新詠》為南朝徐陵所編的一部詩歌總集, 所收詩歌具有廣闊的社會背景和深刻的人文內(nèi)涵;《樂府詩集》為宋人郭茂倩所編, 是兩漢魏晉南北朝民歌精華所在。二書均記有“鄴中女子莫千妖, 前至三月抱胡腰”的童謠。《玉臺新詠》卷九在此童謠后注引《晉書》曰:“惠帝時洛陽童謠云云。明年而胡賊石勒、劉羽反。”《樂府詩集》卷八八《雜歌謠辭》載此童謠后注引《晉書》曰:“惠帝時洛陽童謠, 明年而胡賊石勒劉羽反。”兩書均引《晉書》所載, 認為該童謠產(chǎn)生于晉惠帝時期的洛陽, 且第二年胡人石勒和劉羽反叛。查閱中華書局校點本《晉書》, 不曾發(fā)現(xiàn)有關該童謠記載, 兩書所引《晉書》應非房玄齡等撰之《晉書》, 而是流傳于南北朝時期的眾家《晉書》之一種。按, 劉羽, 為劉曜之誤。該童謠流傳不久, 劉淵部將劉曜攻陷鄴城、洛陽等地, 建立少數(shù)民族政權, 包含鄴城在內(nèi)的中原女子多為之所擄。換言之, 《晉書》作者將“鄴中女子莫千妖, 前至三月抱胡腰”這一隱晦讖語與其后的劉淵建國對應起來, 預示鄴城女子將為其所俘獲, 中原之地將為其所攻占。《玉臺新詠》和《樂府詩集》編者均將該謠讖收入書中, 充分反映了西晉民眾對少數(shù)民族內(nèi)侵的擔憂。

其二是關于石勒的童謠, 記載于《太平御覽》卷一六一《州郡部》引《晉書》中:“初童謠曰‘古在左, 月在右, 讓去言, 或入口’。古在左, 月在右, 胡字也, 讓去言, 為襄也, 或入口, 為國也, 尋為石勒所都。”《太平御覽》卷五〇〇《人事部》引《鄴中記》曰:“石勒字世龍, 上黨郭季子奴也。勒未生之前, 襄國有讖曰‘古在左, 月在右, 讓言退, 或入口’, 襄國字也, 遂治襄國。”《太平御覽》所引《晉書》和《鄴中記》均將“古在左, 月在右, 讓去言, 或入口”解讀為“胡人據(jù)有襄國”之意, 石勒于是趁機據(jù)襄國為都。可是, 該童謠如何與石勒發(fā)生聯(lián)系了呢?史載石勒殺王彌后, 逐漸擺脫漢劉聰?shù)目刂? 向南進軍, 但并不順利。劉琨《與石勒書》:“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 略地而不有其土。”“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 百戰(zhàn)百勝而無尺寸之功。”劉琨一再強調(diào)石勒沒有根據(jù)地和立足點, 促使石勒集團慎重考慮立足點的選擇問題。經(jīng)過兩次南征失敗, 石勒考慮在北方發(fā)展。但到底在何處立足, 謀士張賓認為應占有鄴城, “鄴有三臺之固, 西接平陽”, “伐叛懷服, 河朔既定, 莫有處將軍之右者”。但當時鄴城守衛(wèi)堅固, 無法輕易攻下, 需要新的據(jù)點, 于是襄國就成為合適的選擇。如何順利占據(jù)襄國、如何利用襄國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 成為石勒亟待解決的棘手問題。“古在左, 月在右, 讓去言, 或入口”這一讖語, 很可能為石勒集團為占據(jù)襄國而刻意改編和傳播的, 所引《鄴中記》載該童謠流傳于石勒出生之前不足為信。石勒利用早已廣泛流傳的童謠, 據(jù)襄國為都, 獲取穩(wěn)定的立足點, 這就為建立后趙政權奠定了基礎。

中原地區(qū)民眾對少數(shù)民族內(nèi)侵的擔憂, 不但表現(xiàn)在少數(shù)民族對土地的占領, 還表現(xiàn)在其對漢文化區(qū)的占領上。如西晉滅亡后, 涼州成為中原士人重要的避難地, 保存了較多的漢文化。不久卻出現(xiàn)了“中國將為胡夷之所陵滅”“胡夷將震動中國”等謠讖。西涼為漢人李暠所建, 曾接受東晉冊封, 采用東晉年號。時至李士業(yè)為主, 嚴于用刑, 繕筑不止, 群臣苦諫。《晉書》卷八七《李玄盛附李士業(yè)傳》載主簿氾稱諫曰:“日者太陽之精, 中國之象, 赤而無光, 中國將為胡夷之所陵滅。”“又狐者胡也, 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 南面而居者也。”“地者至陰, 胡夷之象, 當靜而動, 反亂天常, 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 中國若不修德, 將有宋襄之禍。”值得注意的是, 氾稱解讀的依據(jù)來源于中國古代將“天象”與“人事”對應起來并發(fā)生聯(lián)系的觀念和傳統(tǒng)。《史記·天官書》將天上星官與人間職官建立了對應關系, 且天官的變動會影響到人間的禍福, 發(fā)生了某種程度的天人感應。

此后兩漢書《天文志》均沿用天象與人事相對應的理念, 從天象之演變來觀察人事之變化。“天文”與“人文”密切相關, “天文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它滲透到其他各個文化領域”。因此, 氾稱將天象與人事對應的解讀, 反映了漢人傳統(tǒng)的政治理念。據(jù)《晉書》卷八七所載, 氾稱上疏李士業(yè)在東晉末年, 而《十六國春秋》更將此事系于西涼嘉興三年 (419) , 即劉裕代晉前夕。當時少數(shù)民族早已在北方建立民族政權, 與南方之東晉處于對峙狀態(tài)。因此氾稱多次預言“中國”將為“胡夷”所破, 則此“中國”不僅具有地理上的空間概念, 而且具有文化上的抽象概念, 在當時尤其指漢人所建立之西涼及其文化傳統(tǒng)。因此, “胡夷將震動中國”之類謠讖, 不僅預測漢人政權西涼將為胡人所滅, 而且預言漢文化區(qū)將為夷狄所占據(jù)。

二、少數(shù)民族政權對謠讖的宣傳與利用

受傳統(tǒng)夷夏君臣觀的影響, 被稱為夷狄的少數(shù)民族政權, 為何能夠建國, 其首領有何資格稱帝?這是當時漢人普遍所質(zhì)疑的, 也是少數(shù)民族首領自身的疑慮。因此少數(shù)民族首領在建國稱帝過程中, 重視謠讖的作用, 宣傳、利用和改造對己有利的謠讖, 使其政權披上神圣的合法性的外衣。

1. 拓跋鮮卑與慕容鮮卑對讖言的爭奪與利用

永嘉之亂后, 在北方廣大地區(qū)流傳著“真人出東北”的讖言。《晉書》卷九五《藝術·黃泓傳》載永嘉之亂后, 黃泓勸人投奔慕容氏, 引用當時北方流傳“真人出東北”之讖言。何謂“真人”?一般說來, “真人”指道家或道教稱呼那些存養(yǎng)本性、修真得道的人, “自來就是道家方士一類人物時常提及的稱謂”, 亦泛稱“成仙”之人。本處所引“真人”, 還有特殊涵義, 即能夠統(tǒng)一天下、獲取天命的“真命天子”。不管“真人”何意, 該讖語有意無意地利用了道教因素, 借以宣揚天命。少數(shù)民族內(nèi)遷之際, 鮮卑各部分居多處, 其中拓跋鮮卑居于北方, 慕容鮮卑居于東北。按照當時政治形勢, 慕容鮮卑居于東北, 慕容廆更是其代表, 因此“真人出東北”為鮮卑慕容氏崛起之讖語, 預示慕容廆及其子孫將建國稱帝。

雖然“真人出東北”有較為準確的地區(qū)是東北, 但居于北方的鮮卑拓跋部仍與慕容部展開了激烈爭奪。“真人出東北”流傳后, 不久就出現(xiàn)了“真人起于燕代之間”的說法, “太祖皇始元年夏六月, 有星彗于髦頭。”“慕容氏太史丞王先曰:‘當有真人起于燕代之間, 大兵鏘鏘, 其鋒不可當。’”雖然王先早期身為慕容氏之太史, 但“真人起于燕代之間”的燕代地區(qū)為鮮卑拓跋氏所居, 則此“真人”非鮮卑拓跋氏莫屬。田余慶認為, 北魏道武帝之興, 曾動員很多方士為其制造輿論, 王先借天象所云“真人起于燕代之間”作用最大。另據(jù)《魏書》本卷校勘記, 《天象志》三及四均非《魏書》原文, 乃后人取他人所撰以補之, 這更為我們提供了“真人”對應主體由慕容氏轉(zhuǎn)移至拓跋氏的蛛絲馬跡。至此可以確定, “真人出東北”之讖語流傳初期, 鮮卑拓跋氏力量尚弱, 遠不如慕容氏強大, 故最初“真人”當指鮮卑慕容氏, 但當鮮卑拓跋氏后來漸強, 并最終統(tǒng)一北方, “真人”之稱號才由慕容氏轉(zhuǎn)移至拓跋氏。

2. 慕容俊對石虎所造讖語的涂改和利用

慕容俊為慕容皝第二子, 其在位時期, 前燕不再向東晉稱臣, 史載慕容俊曾對東晉使臣說“汝還白汝天子, 我承人之乏, 為中國所推, 已為帝矣”。慕容俊既然敢于擺脫東晉冊封而自行稱帝, 則其必定擁有了稱帝的籌碼。慕容俊一方面利用傳國璽, “蔣干以傳國璽送于建鄴, 俊欲神其事業(yè), 言歷運在己, 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 賜號曰‘奉璽君’”;另一方面利用和改造對己有利的讖語。《晉書》卷一一〇《慕容俊載紀》載:“初, 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 得玉版, 文曰:‘歲在申酉, 不絕如線。歲在壬子, 真人乃見。’及此, 燕人咸以為俊之應也。”

由此可知, 石季龍曾派人在華山得到玉版, 上有神秘的文字, 提及兩個重要年份。其中“歲在申酉”記載有誤, 根據(jù)天干地支紀年法, 沒有“申酉”之說。“歲在壬子”, 按慕容俊所處時代, 指晉穆帝永和八年, 即公元352年。“真人乃見”為神秘的讖語, 預言在“壬子”年有“真人”出現(xiàn)。前文已論, “真人”就是指能夠統(tǒng)一天下、獲取天命的“真命天子”。石季龍遣使得到的玉版文字讖言, 卻被慕容俊所利用。慕容俊在得到“傳國璽”后, 于晉穆帝永和八年稱帝, 該年恰為“壬子”年, 故“燕人咸以為俊之應也”。慕容俊利用傳國璽, 又主動對應該讖語, 讓民眾認為慕容俊確為“真人”。

對于該讖語, 《十六國春秋》卻有兩條記載, 分別將之對應于慕容俊和石虎。《十六國春秋》卷二七《前燕錄·慕容俊下》:“初石虎使人探策于華山, 得玉版, 文曰:‘歲在申酉, 不絕如線;歲在壬子, 真人乃見。’及此, 燕人咸以俊之應也。”該記載與《晉書·慕容俊載紀》大體相同, 均認為該讖語被慕容俊所利用。《十六國春秋》卷十五《后趙錄·石虎上》:“使人采藥于華山上, 得玉版一枚, 其色黑, 文曰:‘歲在申酉, 不絕如線;歲在壬子, 真人乃見。’虎以為應符之兆。”該記載與《晉書·慕容俊載紀》不同, 表現(xiàn)有二:首先, 前者所載“探策”, 后者所載“采藥”。“探策”就是求簽, 占卜算命之意, 有明確的目的性。“采藥”則為普通的偶然發(fā)現(xiàn), 沒有明確的目的, 暗含無意間發(fā)現(xiàn)了該玉版。“探策”和“采藥”體現(xiàn)了石虎不同的政治態(tài)度和行為, 二者有較大差別。其次, 前者認為該讖語被慕容俊所利用, 后者認為被石虎所利用, 即石虎以為自己受天命之征兆。同一個讖語, 不同的政治集團可以有不同的解釋, 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讖語就是神秘的預言, 模糊性、不確定性、解釋性為其主要特點。慕容俊和石虎應該在不同時期都利用了該讖語, 因此《十六國春秋》將該讖語分別對應于慕容俊和石虎。

上引三種史料均明載是石虎遣使華山得到刻有神秘文字的玉版, 因此我們相信, 該讖語最初確實與石虎有關, 是石虎為了獲取天命、建號稱帝而精心設計的活動。但是, 所載“歲在申酉, 不絕如線;歲在壬子, 真人乃見”之讖語, 對石虎稱皇帝究竟有何幫助呢?前已說明, “申酉”記載有誤, “壬子”年在公元4世紀, 當指晉穆帝永和八年, 即公元352年。按本文前載, 石虎在晉成帝咸康五年, 即公元339年已經(jīng)做了皇帝, 完全沒有必要遣使華山接受預言自己多年后 (即“壬子”) 為“真人”的玉版。因此合理的解釋是, 石虎在沒有稱帝前, 確曾精心布局, 遣使華山占卜算命、尋求天命, 但所得玉版的文字與“歲在申酉, 不絕如線;歲在壬子, 真人乃見”之語并非完全相同, 起碼真人出現(xiàn)的時間有別。該讖語應該為后人尤其是慕容俊集團所涂改和利用, 成為其擺脫東晉冊封、建號稱帝的天命宣示。

3. 力量弱小少數(shù)民族部落對讖語的利用

一些力量弱小的少數(shù)民族, 也會利用讖語, 積蓄力量以稱帝建國。如在北方少數(shù)民族建立政權的刺激和影響下, 氐人苻洪也欲稱王建國。當時苻洪勢力尚小, 一方面接受東晉所封官號, 另一方面利用讖語, 積極發(fā)展力量。《晉書》卷一一一《苻洪載紀》載永和六年, “時有說洪稱尊號者, 洪亦以讖文有‘艸付應王’, 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 遂改姓苻氏, 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該史料涉及兩個讖語:其一, “艸付應王”, 即“苻”氏應當稱王;其二, 苻洪之孫苻堅背有“艸付”二字。另據(jù)《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紀上》:“其母茍氏嘗游漳水, 祈子于西門豹祠, 其夜夢與神交, 因而有孕, 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 隱起成字, 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由《苻堅載紀》可知, “艸付應王”細化為“艸付臣又土王咸陽”, 明確指出應由苻堅 (苻堅) 稱王于咸陽。對此, 呂宗力先生認為, “艸付”字樣不過暗示苻氏家族的命運, “艸付臣又土王咸陽”則特指苻堅個人的命運。這由簡而詳?shù)难葑? 可能顯示出苻堅個人地位的改變, 也顯示出苻堅或其左右對背文讖言作人為加工的可能性。

不管苻堅后來如何改造, 苻洪在積極發(fā)展勢力的過程中, 確曾利用了“艸付應王”之讖語, 并與其孫苻堅發(fā)生了聯(lián)系, 暗示由苻洪家族來完成氐人建國大業(yè)。苻洪始終沒有放棄稱王建國之理想, 臨終前仍告誡其子苻健, 舍中原, 取關中。苻健“永和七年, 僭稱天王、大單于”, “八年, 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苻健在其父苻洪接受東晉封號的第二年稱天王, 再一年稱帝, 建立前秦政權。由接受東晉朝廷冊封, 到稱王稱帝, 僅僅經(jīng)歷二三年光景, 時間如此緊湊, 足見“艸付應王”之讖語在苻氏建國、獲取天命中的作用。

三、謠讖促使五胡政權轉(zhuǎn)向德政

在漢人傳統(tǒng)政治語境中, “以德配天”思想濃厚, “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勉修其德, 能配天而行之”等記載均為其反映, 只有那些德行高尚、為天下蒼生思慮者, 才能獲取天命的眷顧, 成為真命天子。少數(shù)民族首領為建國稱帝, 積極宣揚和利用謠讖, 就不能不受到漢人傳統(tǒng)政治觀念和德政政治文化的影響。少數(shù)民族首領利用和改造讖語, 最主要的目的是宣揚天命在我, 天意屬我, 我當為天子!

石虎曾積極主動對應當時流行的“天子當從東北來”讖語, 為自己稱帝披上德政外衣。《晉書》卷一〇六《石季龍載紀上》:“季龍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 于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按胡三省之解釋, “天子當從東北來”之讖語, 是預示鮮卑慕容氏“將從遼、碣入中國”。環(huán)顧當時北方的政治和軍事形勢, 所稱慕容氏當為前燕之創(chuàng)建者慕容皝及其繼任者。由此觀之, 該讖語本與石季龍無關, 但其主動附會該讖語, 親自備法駕從東北來, 對號入座, 宣示自己是真正的天子。

石季龍此舉源于其對“天王”與“皇帝”二者的區(qū)別有清醒的認識。他說:“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 德協(xié)人神者稱帝, 皇帝之號非所敢聞, 且可稱居攝趙天王, 以副天人之望。”所謂“天王”者, 可以靠武力奪取, 與一般王侯無異。所謂“皇帝”者, 必需獲取天命和民心, 而要獲取天命和民心, 更需要有“道”與“德”, 即“道合乾坤”和“德協(xié)人神”。稱皇帝必需獲取天命, 否則就是僭逆, 這是漢人早就廣泛認同的政治觀念。石季龍對皇帝的認知, 代表了少數(shù)民族對漢人政治文化的認同。石季龍“居攝趙天王”三年后, 改稱“大趙天王”;之后有人進獻玉璽, 群臣“謹昧死上皇帝尊號”;再其后“以其太子宣為大單于, 建天子旌旗”, 才算正式稱帝。正是由于其對漢族政治觀念的認同, 所以他在稱帝過程中, 才會特別爭取利用“天子當從東北來”的讖語為自己正統(tǒng)地位鋪路。他的這一行為, 也有蓄意破壞慕容氏崛起之嫌疑, 猶如當年秦始皇東游以壓“東南有天子氣”讖語一樣。石季龍自導自演的應讖行為, 成為其獲取天命和民心的有力輿論宣傳, 對其由“天王”向“皇帝”名分的轉(zhuǎn)變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德受天命”“惟有德人據(jù)三臺”等讖語多次提及“德”, 更與五胡政權的統(tǒng)治政策和政治文化的轉(zhuǎn)變有關。慕容德為南燕政權建立者, 在其建國之前, 北方政治形勢對其并不利, 當時北魏出師中山, 正在進行統(tǒng)一北方的行動。《晉書》卷一二七《慕容德載紀》載:“會劉藻自姚興而至, 興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 并圖識秘文, 曰:‘有德者昌, 無德者亡。德受天命, 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 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 惟有德人據(jù)三臺。’于是德之群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 魏師盛于冀州, 未審寶之存亡, 因勸德即尊號。”后秦姚興太史令遣使所送之玉璽, 上有“有德”“無德”“德受天命”之神秘的文字, 反復提及一“德”字。“德受天命”既是預言慕容德將受天命, 又是宣揚有“德”者才能受“天命”。其后的謠言, 以“惟有德人據(jù)三臺”一句寓意最明, 意為有“德”之人將據(jù)有鄴城。從玉璽文字和謠言之內(nèi)容看, 慕容德自然是最符合該圖文的, 它有意無意地昭示天下, 應由慕容德受“天命”。因此慕容德眾臣以其名字有“德”而勸其受天命、稱帝號。雖然慕容德當時并沒有立即答應稱帝, 但不久其正式稱帝, 建立南燕政權, 由此可見“德受天命”“惟有德人據(jù)三臺”等讖言對慕容德建國之影響。

上述謠讖中的“天意”“天命”“真人”和“天子”等用語, 本身包含著濃重的道德評判和道德引導。少數(shù)民族首領主動附會、對應這些飽含道德價值判斷的讖語, 必然會對其自身德行和統(tǒng)治政策產(chǎn)生影響。眾所周知, 內(nèi)遷少數(shù)民族政權多崇尚武力, 推行軍事殺戮, 造成很大的社會問題, 引起漢人的激烈反抗和其他民族的抵制。隨著時間推移, 十六國后期的少數(shù)民族政權, 必須向天下民眾論證本政權的合法性和正義性, 這就必須采用周秦漢以來漢人認可的“德”政, 以“德”來感化和招誘民眾。這些讖語刺激、激發(fā)和促使少數(shù)民族首領轉(zhuǎn)變征伐策略, 由過去單純倚重軍事征伐轉(zhuǎn)向德行和武力并行。少數(shù)民族首領這一系列政治舉動, “透露出十六國政權的政治文化并未遠離華夏帝國的傳統(tǒng)”。當然, 謠讖流傳只是促使少數(shù)民族政權轉(zhuǎn)向德政和華夏政治文化傳統(tǒng)的原因之一, 對此我們不應夸大。

西晉時期編造并傳播的“五胡亂華”之讖語, 與“徙戎論”大體同時存在, 兩者互為表里, 互為論證, 意在宣揚和警示即將到來的胡漢民族矛盾和沖突。魏晉時期宣揚的“夷狄不足為君論”與少數(shù)民族首領利用并改造的建國稱帝之讖語存在前后關系, 后者是對前者的否定, 顯示出少數(shù)民族和漢人對于政權合法性的不同理解。

更為重要的是, 在謠讖的宣傳、利用過程中, 少數(shù)民族首領認識到民眾的作用與天命的神圣, 刺激、啟發(fā)和引導著他們由單純倚重武力征伐而轉(zhuǎn)向武力與德行并重的策略, 以此達到對天命的獲取。這種轉(zhuǎn)變對于少數(shù)民族政權的治國理念和政治走向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 引導著胡漢民眾對少數(shù)民族政權的看法和心理預期, 并對南北朝國家由分裂走向統(tǒng)一的進程, 烙下了深刻的痕跡, 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節(jié)選自《中州學刊》，2017年第2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