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薦讀 | 二戰時期日本文部省的校園思想統制政策

王美平

作者介紹

王美平 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暨歷史學院教授

顧斯卿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

內容摘要20世紀20年代末，日本文部省為防范馬克思主義滲透進校園，開始設置學生部、學生主事等專職部門與人員從事校園思想統制工作，實施指導教官與特別講義制，設置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調查研究思想問題。九一八事變后，文部省為配合法西斯化運動，將統制范圍擴大到自由主義，確立了以闡發“日本國體”與“日本精神”清理外來思想的統制模式，并貫徹“天皇主權說”，設置教學改革評議會商討改革事宜。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日本政府將文部省的思想統制模式擴展至全民。為應對勞力與軍力不足，文部省強調“學行一體”，建立學校修煉組織、教學煉成所，動員學生參加勞動生產與軍事訓練。文部省的校園思想統制政策對日本構建總體戰體制，發動和擴大對外侵略戰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鍵詞國體 日本文部省 馬克思主義 自由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 思想統制

文部省作為主管日本教育的行政機構，在二戰時期推行校園思想統制政策，對日本法西斯總體戰體制的構建與維持發揮了重要作用。日本學界從機構設置、參與人員、政策決定等角度較為深入地研究了該問題，而國內尚缺乏對二戰時期日本文部省校園思想統制政策的研究。本文利用 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國立公文書館、外交史料館、國立國會圖書館等資料，簡析戰時日本文部省的校園思想統制政策及其影響，揭示日本法西斯體制與總體戰體制中教育的支柱面相。

一、肅清校園馬克思主義思想

20世紀初，隨著日本工人運動的蓬勃發展，馬恩著作傳入日本。十月革命的勝利、20年代日本共產黨的成立及重建，促使馬克思主義滲透進學校，引起日本統治者的高度警覺。

日本教育機構在20年代不斷擴張，在讀學生數量不斷增加。1922年，日本全國24所學校的左翼學生組織成立“學生聯合會”，其后進一步擴大為“日本學生社會科學聯合會”(簡稱“學聯”)，將 馬克思主義作為其指導方針。在日本政府看來，馬克思主義引導學生結社、斗爭，從事社會運動，甚至號召推翻“天皇制”與資本主義制度，影響社會穩定，屬于“危險思想”。1925年日本政府頒布《治 安維持法》，為制裁變革國體或否認私有制者提供了法律依據。同年4月“京大事件”爆發，日本政府首次依據《治安維持法》對被捕“學聯”人員進行審判。1928年3月15 日，在眾議院選舉之際，日本共產黨在全國各地散布傳單，遭到內務省和司法省的逮捕。被捕者中出現了大量官、私立學校的學生，被告人中帝國大學特別是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的學生占據大多數。在4月16日的樞密院會議上，田中義一首相主張“今后最需改善的是教育”，強調預防馬克思主義在校園擴散的重要性。由此，負責教育事務的文部省開始采取相應對策。

1928年4月17日，文部大臣水野煉太郎向直屬學校校長、地方長官發出“關于貫徹善導大、中學生思想方法”的訓令，認為“外間詭激之徒，鼓吹不符國體之思想，誤導學生，這不僅是大、中學生 的不幸，更有破壞國家存立根基之憂”，為“根絕極端偏倚的思想浸染”，需讓學生“理解建國之本義，明征國體觀念”。其后，文部省采取了一系列預防馬克思主義思想滲透進校園的措施。

其一，在中央及地方設置專職部門與人員，防范馬克思主義思想傳入校園。1928年9月1日經內閣決議，在文部省專門學務局設置學生課，主要負責調查國內外社會思想、學生思想、學生運動等。1929年7月，日本政府第二次大舉逮捕日本共產黨后，文部省將學生課升格為學生部，獨立于專門學務局。學生部下設學生課和調查課，前者的任務是指導學生思想與思想運動等；后者的任務是調查學生思想、思想問題、國內外社會思想等。同時，學生部管轄的范圍從原先的大學、專科學校、高中擴展到初中。

隨著中央機關的設置，地方學校也開始設置專職人員負責預防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傳入。各帝 國大學與官立大學、大專院校、中學內部都設置了學生主事，其由校長任命，負責學生的思想指導和訓育。設置學生主事的目的在于防范當時頻發的共產主義事件。在1928年末第一次學生主事會議上，文部大臣勝田主計要求學生主事在履行職務時保持與文部省當局乃至內務省、司法省的緊 密聯絡，并定期召開會議。

其二，實施指導教官制度，發放思想工作專門訓育費。在設置學生主事的基礎上，文部省進一步考慮實施指導教官制度，讓“教官和學生親密接觸，通過教官的人格與學術，健全學生的思想”。教官包含教授、副教授、講師和外籍教師。以姬路高中為例，全校每約二三十名學生分屬一位指導教官。這實際上是讓全體教職人員都參與學生思想工作。文部省要求學校召開加深師生間感情的懇談會、座談會，采取有助于思想訓育的演講等措施，“增加師生接觸的機會，以便于日常指導學生，了解學生的思想傾向、生活狀況等，以期取得指導訓育的效果，啟發學生的思想人格”。為貫徹這一制度，文部省從1928年開始向大學、高等專科學校等撥發大量訓育費。

其三，實行特別講義制度。為培養學生對一般思想問題、社會問題的“批判能力”，避免只傾心于外來思想，同時使其更好地理解日本精神，文部省“委托各學校的學者、專家，每學年開展6—12小時的特別講義，讓全校學生聽講”。1930年，該制度從官立高中開始實施，翌年擴展至官立專科學校、官立實業專科學校、高等師范學校、大學預科。被邀請作講座的學者、專家包括大川周明、平泉澄、新渡戶稻造、河合榮治郎等，內容涉及日本精神文化、外來思想、社會經濟等，1932年后還增設偽滿洲國、滿洲問題等時事題目。

其四，開展教化動員運動。1929年9月，為應對國民思想動搖和財政經濟窘迫，“明征國體觀 念、振興國民精神、謀求經濟生活的改善及培養國力”，文部省在直屬學校、公私立大學等開展教化動員運動，培養學生樸實剛健、勤儉力行的品質，以期“成為國民之儀表”。與此同時，文部省還采取對學生增設福利設施、獎勵“穩健”的研究團體、確立圖書推薦制度、印發各種調查物、在地方開設思想問題講習會等措施。

通過上述舉措，日本政府自認為在預防馬克思主義思想進入校園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指導教官制度加強了教員和學生之間的關系，促使指導教官進一步了解學生的思想傾向與品行。特別講義制度等增強了學生對所謂“危險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判斷力，進一步充實了福利設施，加強了學校和家長之間的溝通。初中以上的各級學校充分了解了左翼運動的方法和狀況，使其能夠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處理相關問題，促進了日本政府對校園極左秘密團體與同盟罷課等問題的取締與管理，強化了文部省與內務省、司法省等相關政府機構的聯絡。

然而，隨著世界經濟危機的發生與九一八事變的爆發，1928—1931年間，馬克思主義對校園的影響仍呈上升趨勢，左翼學生運動事件從47件增至355件，被捕人數從120人增至1119人，被起訴者從28人增至32人，被處分者從284人增至984人。在此背景下，文部省采取措施進一步強 化思想統制政策。

其一，1931年6月，文部省設置學生思想問題調查委員會。文部省學生部的規模進一步擴大，并得到貴族院和樞密院的支持，增加思想調查費和臨時調查費，其中部分用于設置學生思想問題 調查委員會。

1931年6月，文部省設置學生思想問題調查委員會后，文部大臣向其咨詢學生左傾的原因與 對策，經反復商討后，該委員會于1932年5月向文部大臣提交答復。答復從社會形勢、思想界與學 界傾向、教育缺陷、馬克思主義的性質、左傾運動以及青年的心理、境遇及素質等七個方面，詳細闡述了學生左傾的原因：對國體觀念認識不足；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馬克思主義擁有完善的理論體系，符合學生要求社會公正合理的心理。基于上述分析，學生思想問題調查委員會提出如下建議：闡明“我國國體與國民精神的原理”，發揚國民文化，批判外來思想，建設足以對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以此為目的，設置有力的研究機關；將教育重心置于培養健全的人格，避免偏重知識，重視陶冶情操與意志；以改善學校教育中教授、訓育的內容與方法，完善學校制度、組織、設施等為目的，設置重要的調查機關，改善教師的培養以及檢驗方法等。由此，文部省決定增設督學官人數，并新設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

其二，1932年8月22日，經天皇批準，文部省增設督學官人數。面對日益嚴重的學生思想問題，文部省認為“充分視察、監督、指導大學等校園的實況、措施、設施等，是眼下不可忽視的任務”，遂決定增設相當數量的具備思想工作能力與經驗的督學官。督學官負責視察、監督如下思想事項：(1)視察學生思想的一般傾向；(2)視察左傾思想的影響情況，調查左翼秘密團體的組織及其活動狀況；(3)貫徹并實施文部省有關思想問題的方針及對策；(4)監督學校關于思想問題的處置及設施；(5)從思想角度視察各學科的教授工作。

其三，1932年8月22日，文部省設置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其任務是對日本獨有的國體觀念、國民理想進行學理性研究，分析、批判外來思想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向日本國民廣泛普及研究成果；研究、指導師范學校及其他學校教員的思想與訓育工作；收容并指導大學、高中、專科學校因思 想問題受到處分的學生。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由文部大臣管理，掌管有關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指導和普及事務，實際上由學生部負責管理，下設研究部和事業部。研究部負責國民精神文化的研 究，并普及研究成果。該部在研究方面分為歷史、文學、藝術、哲學、教育、法政、經濟、自然科學、思想九科。為保持各科研究的有機關聯，研究部組織各科研究會、聯絡研究會、全體研究會、所員會等。在成果普及方面，研究部發行《國民精神文化研究》《國民精神文化類輯》《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所報》，開設講習會、演講會，每月就教育、思想問題召開座談會，參加者包括師范學校、官私立初高中、小學的校長，批判、討論教育、思想、社會問題。

事業部下設教員研究科和研究生指導科。教員研究科負責指導教員的研究，研究員即教員為學校教師，通過校長或地方長官推薦，由所長決定。該科通過講義、座談會、懇談會等方式，讓研究員理解“日本國體與國民精神的真髓”，試圖通過弘揚日本文化，防范馬克思主義思想對學校師生的滲透。完成規定研究的教員歸任后，無論在校內還是校外，都將推動有關國民精神文化新設施的建設，或參與有關思想指導的各類工作。隨后，研究員的招收逐漸擴大到高中、專科學校。研究生指導科負責研究生的思想指導工作。原則上，該科的研究生為大學、高中、專科學校因思想問題而喪失學籍的學生。截至1934年11月，在所研究生25名。其指導方法如下：(1)根據個人的經歷、問題等，進行個別指導；(2)開設歷史、哲學、經濟講義；(3)在主任的指導下進行個人研究，每周向主任提交報告；(4)開展共同研究，批判馬克思主義書籍，分析黑格爾等人的著作，或由數人組成哲學、經濟學、自然科學等部門，每周由一部門召開聯合研究會，發表其研究成果；(5)召開座談會；(6)旁聽教員研究科講義；(7)寄宿。此外，畢業研究生和在所研究生組織清明會，以加強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與已畢業研究生的聯系，相互啟發思想修養，創設機關報《清明》。通過上述方法，研究生指導科試圖“使研究生努力反省過去的生活態度，從理論上批判馬克思主義，并進一步研究日本國體、國民精神，以樹立作為日本人堅定的生活理念”。通過上述舉措，長期在所者在情感上發生轉向，在理論上判斷馬克思主義并不完全適合日本，從而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實現所謂的“思想轉向”。完成學業者中也有部分學生獲得再入學的許可。

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還在地方開設國民精神文化講習會。從1934年開始，每年從小學、實業 補習學校的教員中選拔二三十人，召開長達四周以上的講習會，灌輸日本精神，促使其在學校普及日本精神，自覺抵制馬克思主義思想進入校園。各縣講習的題目、科目并不相同，講師中含有在該所教員研究科結業的教員。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不僅注重對學生的思想教育，也試圖通過對身為教育者的教員進行再教育，以進一步加強各地的思想統制工作。

文部省對校園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統制強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作用，日本的左翼學生運 動事件從1931年的355件減至1933年的105件，逮捕人數也從1119人減至507人，并促使30年代中后期左翼思想在校園銷聲匿跡。

二、清理校園自由主義思想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為推行對外侵略政策，日本經過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等右翼政變，逐步確立了軍部法西斯統治體制。反對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是法西斯的重要特征，與此相對應，文部省為清理校園內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一，五一五事件后，文部省制造瀧川事件，將思想統制對象擴展至自由主義，日本內閣協商決 定設置思想對策協議會，文部省將學生部升格為思想局。

1932年末，文部省認為瀧川幸辰教授11月在中央大學的演講存在“危險”內容，但京大校長和 法學部長認為該演講“極富理想主義，并未發現文部省所擔心的問題”。1933年1月，政友會議員宮澤裕在議會提議揭發東京、京都兩所帝大的“赤化”教授問題，文部大臣鳩山一郎回應稱，若有赤化教授，將“斷然處分”。對于瀧川教授，文部大臣以其《刑法讀本》等著述容忍通奸罪和內亂罪為由，迫使京大校長令其辭職。京大校長和法學部長多次拒絕文部省的要求，5月26日，內閣命令 強制瀧川教授停職。此舉導致京大法學部教授全體辭職，并引發一系列學生運動，學生、教授要求大學自治、學術自由。值得注意的是，文部省在給瀧川停職處分之前，對瀧川著作的批判理由經過三次變更，包括“客觀主義刑法論”“帶給學生和社會惡劣影響”和“根本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文部省最終使用了自由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溫床”這一論點。由此，文部省思想統制的范圍從原本針對馬克思主義，擴大到自由主義。

在瀧川事件發酵之際，1933年4月11日，日本內閣協商決定，“為樹立中正堅實的思想對策，協調相關各廳的聯絡，調查審議必要事項”，在內閣總理大臣的監督下設置思想對策協議會。該會委員由內閣書記官長、法制局長官與內務、陸軍、海軍、司法、文部各省次官及相關各廳敕任官組成。7—10月，該協議會糅合陸軍、內務、文部三省意見，提出四項具體方案：《關于教育與宗教的具體方案》《思想善導方策具體案》《思想取締方策具體案》《關于社會政策的具體方案》。《關于教育與宗教的具體方案》主要仍是對高等教育、師范教育、初等教育及實業教育的“改善”，重視學生人格、德育的培養，加強對教員任用的管理與培養。《思想善導方策具體案》強調要“闡明、普及作為國家指導原理的日本精神”，擴充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并在地方設置其分支機構，保護、資助日本精神研究者及研究指導團體，查明、修正所謂“不穩思想”。《思想取締方策具體案》強調改善現行取締法令，“以進一步強化取締，完善對不穩思想的預防鎮壓”。《關于社會政策的具體方案》則是從經濟、就業、醫療保險等方面穩定社會。

隨后，文部省基于上述提案著手擴充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并于1934年5月末將學生部升格為思想局，下設思想課和調查課。該局除延續學生部的一些職能外，增加了指導、監督社會教育團體的職能。

其二，在“國體明征運動”中，文部省為鏟除校園自由主義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美濃部達吉主張的“天皇機關說”作為自由民主主義的典型代表，在教育、學術、政治等領域有著極大的影響。日本軍部及右翼為徹底打倒以該學說為理論根基的政黨政治，建立軍部法西斯統治，于1935年發動旨在打倒“天皇機關說”的“國體明征運動”。1935年4月10日，文部省訓示各級學校校長及府縣知事：“當務之急是基于建國大義，振興日本精神，以期提高國民素養……明征我國尊貴國體之本義。基此謀求教育的改革和振興，以指明民心所向”，要求教育相關者“嚴加戒除引發對國體本義之疑惑的言論，保持發揚國體精華的觀念，致力于自我鉆研，培養學生素養。”7月20日，文部大臣在學生主事會議上訓示：針對共產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想問題，“必須大力改革大學等學校的教學和訓育內容。改善之根本在于我國國體，藏于日本精神”，對于明治以來傳入并已長期而廣泛地滲 透進國民思想文化的西洋文化，要探討其實質，“參照日本精神，匡正其謬誤，或排除之，或醇化攝取之”。可見，文部省企圖通過改革教育，闡明日本國體和日本精神，“修正”自由民主主義。由此，文部省采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

在憲法學方面采取直接舉措。文部省召開地方長官、學務部長、校長會議，傳達文部省4月訓令，特別是讓校長領會憲法的“真正精神”。文部省還調查了帝國大學、公私立大學法學教授及講師的著述、講義、論文等，基于上述調查，召集學校負責人，說明“有問題教授”的思想，給予警告。文部省加強了對教授與講師等的選任、講座變更、講義內容的控制，清理了一些所謂“不當”的法制經濟教科書。事實上，在文部省發布4月訓令前后，各大學已采取了相應措施。中央大學于3月宣布今后不再采用美濃部的憲法論，4月將其辭退。一些大學對涉及“天皇機關說”的講義、著述，根據《憲法義解》進行文字修改，或者絕版不用，甚至辭退主張“天皇機關說”的教師。文部省還鼓勵校園講授“天皇主權說”，為此，從7月15日開始，文部省召集官公私立高中、專科學校的校長、法制修身科教員、學生主事與帝國大學及官公私立大學的學生主事，召開為期5天的憲法講習會，分發“天皇主權說”的憲法教育資料。為使教育人員徹底理解《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天皇主權說”本義，文部省委托十余名“權威專家”執筆解說，印刷分發。僅被廣泛分發至大學、地方官廳、公立圖書館的金子堅太郎的演講筆記就達60萬部。

設置教學改革評議會，商討為掃除一切不利之外來思想而進行教學改革事宜。1935年11月，為鏟除西洋思想文化的弊端，發展日本文化，“以國體觀念與日本精神為本”，尋求學問與教育的改革方法，文部省設置教學改革評議會。該會由大學校長、海陸軍軍人與文部省、內務省、司法省官僚組成，根據文部大臣的咨詢進行有關教學改革重要事項的調查審議，并向文部大臣提出建議。1936年10月，教學改革評議會基于文部大臣的咨詢，就“改革、振興教育之方策”提出如下建議：(1)設置改革教學的中樞機關。政府設置文部大臣管轄下的有力機構，維持、發展日本教育的根本精神，掌管教學改革，監督重要事務，加強與相關方面的聯系；設置權威研究機構，“闡明國體與日本精神的真義，促進各種精神學的基礎性研究與發展”；設置由學者、教育者、有識者及相關官員組成的參與機關。整合三機關，使之一體化。(2)制訂實施教學改革的必要方針。在闡明國體、日本精神方面，展示歷代詔敕，特別是《教育敕語》中的國體精神，并與歷史對照，同時明確近代西洋思想的本質，包括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權威主義、理性主義、觀念論及唯物論等，批判其影響；在教育教學改革方面，重新認識日本乃至東洋的思維方式，振興東洋教育與東洋文化，但仍要“醇化攝取歐美文化”，避免排斥或輕視歐美文化。(3)教學改革必要的實施事項。在學術研究方面，在學術體系中闡明日本國體和日本精神，“發展擁有獨特內容和方法的精神諸學”；在大學教育方面，從學生的指導教育、教授的選任、教員的培養、學科內容等方面進行改革，重視人格的陶冶，改革考試制度、體育教育、女子教育、社會家庭教育。(4)有關督學、人事制度及教員再教育的實施事項。在督學、視察制度方面，以適應實際的指導為主，將重點置于學術的精神與內容上；在人事制度方面，教育行政官吏的任用需特別留意其學識經驗，同時改善地方教育行政官吏任用方法；在教員再教育方面，為使校長、教員擁有作為日本國民的人生觀與國家觀，規定初中以上的教員與小學教員分別在教學改革的中心機構、各府縣國民精神文化講習所接受有效的再教育。

1936年9月8日，文部省設置日本諸學振興委員會。其目的是基于日本國體與日本精神的 “本義”，研究、批判各種外來學術的內容與方法，推動創造、發展日本“獨特”的學術、文化，助力教育改革。該委員會由委員長及常任委員組成，共30人，委員長由文部省官僚擔任，常任委員主要由大學教授、校長擔任，召開常任委員會及專門委員會，舉辦教育學、日本文學、歷史學、哲學、法學、經濟學、藝術等學科部門的學會、公開演講會。1936—1937年，日本諸學振興委員會召開教育學、哲學、日語與日本文學學會各一次。

其三，編纂、發行《國體的本義》等文獻書籍，宣揚神國思想與皇國觀念。1935年10月，陸軍省軍事課在“政府為明征國體所應采取措施”方案中，提出“擴充國體研究機構，給國體本義信念賦予科學基礎，確立明征國體的準則”。文部省在1936年制定了為擴充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增加職員的預算。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在繼續履行前文所述職能的同時，搜集編撰有關日本文化的基本文獻。文部省社會教育局出版了由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人員參與編輯的《國民精神振興叢書》三輯，分發3.5萬部。

文部省思想局也進行了相關文獻的編撰發行工作，特別是推出《國體的本義》一書。1936年6月，文部省委托學界權威編撰該書，文部省相關人員會同學者首先就編撰的方針和綱要進行審議，然后由學者寫成初稿，并在思想局思想課會議上經過數次修改，再交由局、部級會議進行討論和修改。1937年4月，最終編成《國體的本義》，印刷30萬部，由文部省或地方官廳向全國的官公私立小學、青年學校、初高中、專科學校、大學及圖書館等分發。文部省編撰該書的目的，在于促使學生、教員正確認識和理解日本國體及其精神，“糾正”西洋思想文化的“弊端”。該書強調日本國體的本義為“大日本帝國，奉萬世一系之天皇皇祖神敕，永受其統治。此為萬古不易之國體”，并從歷史文化角度對此加以闡釋。

其四，廢除思想局，新設教學局。文部省鑒于時局及教學改革的要求，聽取教學改革評議會有關設置教學改革中樞機構的建議，決定廢除思想局，在文部省外設置教學局。1937年7月20日，作為文部省外局的教學局成立，“受文部大臣管理，基于國體的本義，掌管教學的改革、振興事務”。教學局下設企劃部、指導部及庶務課。企劃部下設企劃課和思想課。企劃課負責教學改革 與振興計劃的制定；學校及社會教育團體教學改革與振興的調查；學術研究及其研究設施的調查和獎勵，并負責與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聯絡。思想課負責有關學校及社會教育團體的思想指導；監督和調查國內外社會思想等。指導部下設指導課和普及課。指導課負責教學改革與振興的指導；對學校及社會教育團體教學改革與振興的視察指導；對教職員與教育相關者進行教學改革與振興的再教育；地方國民精神文化講習設施的管理。普及課負責圖書手冊的編撰發行；圖書的調查、認定及推薦；學術和文化的介紹、普及等。較之思想局，教學局除對學校及社會教育團體進行指導、監督外，還增加了調查、獎勵文化普及與研究等職能，但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已不屬于其管轄范圍。

教學局內設“參與”一職，使其參與局務。“參與”從相關各廳敕任官或有學識經驗者中選出，由內閣任命。“相關各廳敕任官”主要由與思想統制相關的內務省警保局長、內務省刑事局長及陸海軍少將擔任，“學識經驗者”主要由大學教授、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成員等擔任。此時文部省的設想，是按照教學改革評議會的第一條答復設計，將教學局作為教學改革的有力機構，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作為研究機構，進行有關國體、日本精神的學理性研究，將教學局內設置的“參與”作為“有力 的參與機關”，謀求三者合體之效。

此外，文部省還對教科書的編撰進行審查，對學生、教員分別開設日本文化講義和日本文化教官研究講習會。

總之，九一八事變后，在日本走向法西斯統治的過程中，文部省為配合軍部與右翼的專制需求，在教育領域采取了清理自由主義等西方思想的一系列統制政策。但文部省對西方思想文化仍保留了“醇化攝取”的態度，而非簡單的完全排斥。

三、校園思想統制政策的泛化與強化

七七事變爆發后，日本走上全面侵華戰爭之路。1937年8月，為應對時局，日本內閣決議實施 “國民精神總動員”。在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中，文部省通過宣揚日本國體與日本精神，抵制馬克思 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的做法，泛化到整個社會。

在實施方面，國民精神總動員分成第一期、第二期以及強調周。以第二次強調周為例，其主旨是“明征作為國民精神總動員核心的國體觀念，振興日本精神，使之具體呈現于社會各個領域”，對于沒有經過批判而吸收的外國思想文化，特別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功利主義、唯物主義等，“立足于日本精神的本義，使國民深刻反省”，努力匡正其弊害。在實施方法上，通過祝賀日本建國之紀元節、發行《周報》等手冊、學生愛國游行以及舉辦有關國體與日本精神的演講、座談等加以貫徹。此外，國民精神總動員實施的《有關國民教化運動宣傳實施基本計劃》規定，政府進行有關明征國體觀念、振興國民精神的系列宣傳。可見，通過國民精神總動員，由文部省在教育研究領域通過強 調天皇制國體與日本精神，以反對馬克思主義與自由民主主義的做法，擴大到通過日本政府向全國民眾進行宣傳。1938年，內務省制造河合榮治郎事件，以其《法西斯主義批判》等著作涉嫌社會主義及反軍、反戰思想，禁止發售。文部省以“否認國家思想，有違我國國體觀念”為由令河合辭去東京大學教職。1939年，右翼學者蓑田胸喜指責早稻田大學教授津田左右吉批判《古事記》與《日本書紀》，是“從根本上否認日本國體的建立淵源和上古神代的史實”，是“大逆思想”。翌年，內務省禁止發售津田著作，文部省令其辭職。隨后，津田及其著作出版商以褻瀆“皇室尊嚴”罪被起訴。

總之，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繼續以“日本國體”與“日本精神”打壓馬克思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等西方思想。在統制方式上，右翼學者舉報當事者，內務省禁止發售著作，文部省令其辭職，司法省負責起訴當事者，由此形成了對學術研究的思想統制聯動方式。

為適應時局發展，文部省教學局在發揮其職能的同時，進行了一系列機構改組。

其一，教學官參與思想統制工作。在教學局設置之初，在官制上“教學官服從上級命令，負責教學改革與振興相關的調查及指導監督”，同時設置教學官后補。教學官從有職務所需知識與經驗者中選出，經高等試驗委員的權衡任用。一般而言，教學局按照《教學官學事視察規程》，令教學官視察、指導學校如下事宜：教育內容、組織、設備；學術研究、研究設施；學校及社會教育團體等的思想情況。教學局還通過教學官參與其他思想統制機構的工作，1941年教學局在日本諸學振興委員會增設教學官，教學官主要負責調查學說內容及學界現狀、籌劃召開學會、編撰發行機關報等事項。教學局在地方也設置相應的教學官。1940年教學局開始在北海道、京都、大阪、福岡等地設置地方教學官各一名，1942年因行政機構精簡，地方教學官有所減員，并改由地方管理。除教學改革相關事務外，教學官還負責學術研究的獎勵、學校的修煉組織、國民精神文化講習所、思想對策研究會等事務。可見，教學官可視為教學局的“觸手”，參與、管理中央和地方的各類思想統制工作。

其二，建立學校修煉組織。1939年6月，文部省為適應戰爭需要，動員學生參加生產，以彌補 勞動力的不足，并為將來輸送強健的士兵，利用學校假期開展所謂“心身鍛煉”運動，組織學生進行集體勞作、軍事訓練、參觀旅行、體育運動等。1940年10月，隨著戰爭的長期化、德日意三國同盟 的建立以及與英美關系的惡化，近衛文磨內閣開展“新體制運動”，以備發動對英美的戰爭。文部省認為“學生對當下時局的認識并不充分，生活方面仍有自由主義的殘留”，決定進一步加強校園思想統制，鏟除自由主義思想。為此，文部省倡導“學行一體”理念，要求建設“學生生活新體制”。文部省召開各類校長會議，商討決定首先在高等專科學校組織學校修煉組織，各大學根據實際情況與當局協商實施方法后推行。12月，文部省訓令“大學教授要致力于教學一體化，依據國體的本義，通過師生同行，學德一體的練習方式，致力于學生的熏化啟導”。

修煉組織以“排除自我功利思想，貫徹報國精神”為指導，由教學局教學官負責管理。各校修煉組織由全校教職員、學生組成，還包含校友會等團體，下設總務部、鍛煉部、國防訓練部、文化部和生活部。總務部負責各部事項的統籌；鍛煉部負責義務勞動、合宿訓練、體育運動等，通過身心鍛煉，培養強健身軀；國防訓練部負責學生的國防訓練，包括滑翔訓練、射擊、馬術、汽車駕駛等；文化部主要為學生組織所謂“健全”的娛樂文化，消除校內團體的“弊端”；生活部負責對學生校外生活的指導監督。文部省企圖通過學校、修煉組織和寄宿制度，構建學生生活的新體制。在新體制下，使背負國運的學生真正認識到戰爭時局的重大性及其自身的責任。

其三，組建地方思想對策研究會。地方思想問題研究會原本由各道府縣地方長官負責組織，研究、應對思想問題。戰爭長期化后，1939年7月，地方思想問題研究會改組為道府縣思想對策研究會，在地方教學官的指導下，在郡、市、町、村以及學校、公司、工廠等單位構建思想指導網，給予補助金支持。其主要活動內容：(1)培養地方思想指導者，培訓學校負責思想工作的教職員；(2)徹底強化思想上的國防，以學校、公司、工廠為單位，開設有關思想國防的研究會、讀書會；(3)激發普通國民的思想國防意識，學校職員起到啟發指導作用；(4)增強戰力，培養國民學校、青年學校畢業者的“皇道勤勞觀”。

其四，改組教學局，組建教學煉成所。首先，改組教學局的機構與職能。作為文部省的外局，教學局成立以來多次擴充。1942年9月，日本精簡行政機構，教學局成為文部省的內局，負責教學改革、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及國民煉成所、教育會等教育研究團體的相關事務。1943年10月，文部省撤銷教化局，將其負責的社會文化相關事務并入教學局。其次，設置教學煉成所。1941年10月，文部省為“使國民排除自我功利的思想，基于國體的本義，踐行挺身義勇奉公的精神”，主張“需培養各行各業的標兵”，提議設置國民煉成所。1942年1月，國民煉成所正式成立，受文部大臣管理，教學局成為文部省內局后，國民煉成所由教學局負責。該所由學寮、企劃課、庶務課和煉成會組成，指導官負責具體事務，大多從教學官中選出。學寮是培養單位，受訓者被稱為“寮生”。寮生是“高等專科學校、國民學校的相關教職員、教育行政人員，普通官吏與公務員，青年指導者，國民各階層的指導者”，多為教育或思想指導從業者。寮生每日有較為嚴格的日課，早上5點起床、班級點名、盥洗；5點半靜坐；6點集合、全體點名、升國旗、遙拜皇城、早會、體操；7點早餐；8點上課或演習；12點午飯；下午1點參加農業等集體勞動、武道訓練等；4點降國旗、入浴；5 點晚餐；6點舉辦研究會、座談會或自習；8點靜坐、唱“皇歌”、反省、晚會；9點點名、整理、就寢 ；9點半熄燈。其課程有國體本義、皇國史、東西洋思想、教育學、經濟學、自然學、國防學等，大多以“皇國”視角開展教學，教授有助于日本應對戰局的內容。

隨著太平洋戰場局勢進一步逆轉，1943年日本逐漸迎來本土作戰并走向戰敗，其人力、物力資源更加捉襟見肘。為應對時局，進一步強化國內防御體制，日本政府于9月22日發布《關于強化國內體制的閣議決定》，進一步裁減機構。11月1日，文部省將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國民煉成所合 并為教學煉成所，受教學局管理，“基于國體本義，負責研究教學，培養教職員等，作為國民先導”，其主要事務包括精神諸學、教育研究及教職員培養等。12月，內閣決議通過《關于確立戰時國民思想的基本方策綱要》，就貫徹國體本義和教學改革，要求“動員學者、思想家，闡明皇國之道；肅清學術與思想中的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或社會主義思想，確立貫徹日本精神的各類學問，使其深入實際 的教育教化”，并把“高度發揚精忠報國的精神作為第一要義”；就思想取締，要求“強化對共產主義運動、諜報活動、反軍思想、非合法直接行動等的防范鎮壓”，并防范其他擾亂民心、要求媾和等思想。盡管文部省在太平洋戰爭期間進一步強化對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統制政策，大力宣揚 “神國思想”與“皇國觀念”，但未能阻止日本的戰敗。

要之，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文部省通過強調日本國體和日本精神來加強對校園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等西方思想的統制，且因戰事擴大及國民精神總動員而將此種統制擴大到全體國 民。為適應戰時勞動力不足及輸送強健士兵的需要，在教育方式上，文部省對師生貫徹“學行一體”方針，強化師生參加勞動生產、軍事訓練活動，從而將學校師生裹挾至對外侵略的戰車上。在此期間，文部省放棄“醇化攝取”西方思想的主張，全面反對西方思想的趨勢日趨明顯。

結 語

文部省對校園的思想統制，區別于內務省、司法省的事后暴力取締，主要以引導、教育、培訓 等方式展開，重在預先防范。其核心內容是從思想上根植以“神國思想”與“皇國觀念”為根基的“日 本國體”與“日本精神”，抵御、鏟除馬克思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等西方外來思想，以強化日本國內的思想統一與團結，助力對外侵略戰爭。為此，文部省設置了學生課、學生部、思想局、教學局等一系列校園思想統制機構，組建了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國民煉成所、教學煉成所等一系列研究思想問題、培訓從事校園思想指導工作的教職員乃至改造“問題”學生、培養戰爭后備軍的機構。文部省的思想統制政策，為構建與維持日本的總體戰體制與法西斯統治，進而服務于對外侵略戰爭發揮了重要作用。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

·來 源：《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