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蟲之辨：西方給中國貼的分裂標簽，早已被歷史碾成粉末?

文 / 李義勇

當 80 后們在童年記憶里翻找，總會發現幾句像幽靈般盤旋的話——其中陰魂不散的一句便是“一個中國人是龍，三個中國人是蟲”。我曾在父親酒后的嘆息里聽過它，在 90 年代引進的港臺影視劇里見過它，甚至在某本自詡“看透國民性”的暢銷書里讀到過加粗排版的解讀。當時的我們尚未意識到，這句被包裝成“國民性診斷”的斷言，實則是西方輿論工廠精心調制的認知毒藥。

追溯這句謬論的源頭，不難發現其與 19 世紀殖民當局“東方學”工具箱之間清晰的血緣關系。1894 年甲午海戰之后，英國《泰晤士報》首次拋出“華人松散論”，彼時正值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這種將中國人定義為“個體精明卻群體渙散”的論調，恰恰為其分而治之的殖民策略提供了理論依據。就像當年在印度炮制“印度人無國家觀念”的話術一樣，殖民者太清楚：要瓦解一個文明，必先摧毀它的團結記憶。

然而歷史總在打造謠者的臉。1937 年盧溝橋槍聲響起時，那些被斷言為“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毅然用血肉之軀筑起了萬里長城。川軍穿著單衣徒步出川抗日，南洋華僑捐獻的物資堆滿了滇緬公路，上海弄堂里的工人把機床搬進租界制造武器——這種在亡國滅種危機前爆發的凝聚力，讓來華考察的英國記者貝特蘭不得不修正其報道：“中國人的團結不是統計數據里的冰冷數字，而是危難時刻從骨髓里滲出的本能。”

當代西方的輿論作坊顯然繼承了殖民先輩的伎倆，只是包裝得更為精致。他們一邊對著鏡頭驚嘆中國基建的“奇跡速度”，一邊在專欄里質疑“這樣的效率是否犧牲了個人自由”；他們既羨慕中國脫貧攻堅中“全國一盤棋”的動員能力，又在學術期刊上鼓噪“集體主義導致創新乏力”。這種近乎精神分裂的敘事邏輯，在 2020 年新冠疫情中暴露無遺：當中國以“一省包一市”的對口支援機制快速控制疫情時，某些西方媒體卻忙著給“方艙醫院”扣上“侵犯人權”的帽子，而他們自己的國家內部，竟上演著各州截留鄰省防疫物資的鬧劇。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炮制“中國人不團結”神話的西方世界，恰恰最需要補習“團結課”。看看美國國會山騷亂中參議員的狼狽逃竄，瞧瞧英國脫歐談判中歐盟成員國的互相拆臺，再數數法國“黃背心”運動中被點燃的警車——這些場景堪稱對西方所謂團結合作價值觀的解構。然而，當中國工程師在非洲鋪設友誼之路，當中國醫療隊在東南亞踐行人道精神，當“一帶一路”沿線的合作項目繁花似錦時，西方輿論卻集體患上了選擇性失明癥。

中國的團結從不是靠口號堆砌的幻象，而是扎根于歷史深處的深厚傳統。從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凝聚的蜀地先民智慧，到紅旗渠開鑿者用鋼釬與錘子在太行山創造的工程壯舉；從塞罕壩三代造林人在風沙里寫就的綠色史詩，到脫貧攻堅戰八千多個日夜駐村書記與村民的同甘共苦——這種源于農耕文明的協作基因，早已融入民族的集體記憶。那年河南暴雨，全國志愿者自發組成的救援車隊綿延數百公里；中國空間站建造征程中，31 個省市科研團隊在精密測控網絡中默契協作。這些鮮活的現實畫卷，哪一個不是對“龍蟲論”最響亮的反駁？

西方長久以來真正恐懼的，從來就不是單個中國人的才智。當乾隆年間廣州十三行的商人用算盤精準結算全球貿易盈虧，當詹天佑在八達嶺用巧思繪制“人”字形鐵路藍圖時，西方世界并非驚慌失措。他們懼怕的是：一旦這無數個體的智慧與力量擰成一股繩——那便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文化慣性，是14億人同心同德時迸發而出的磅礴文明偉力。于是他們翻新殖民時代的陳年老調，將中國的團結污名化為“集體主義的壓迫”，把中國的協作機制曲解為“個性的湮沒”，正如童話里的巫婆，妄圖用思想的毒蘋果讓這蘇醒的東方巨人再度沉睡。

如今的 80 后們早已洞悉這套話語把戲的底層邏輯。我們目睹過汶川大地震廢墟之上13億人的托舉之手，見證了疫情期間穿梭于樓宇間的“快遞小哥”和網格員構筑的生命防線，感受過北京冬奧賽場志愿者臉上那溫暖一致的真誠笑容。這些刻骨銘心的集體記憶，比任何艱深理論更具說服力地宣告：中國從不是“龍”與“蟲”的分裂體，而是涓涓細流匯聚而成的浩瀚江海。那些處心積慮試圖以話語筑壩、離間我們同胞之情的人終將意識到，當長江、黃河、珠江都澎湃不息地向東方奔涌，任何強行構筑的分裂堤壩，最終只會化為歷史的塵埃，被不可阻擋的時代洪流徹底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