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了，云南人還在賭命嘗鮮？拿命吃菌子？

2021年7月，馮燕的婆婆從山中采回三朵菌子，炒熟后與家人分食。當夜，12歲的孫女開始劇烈嘔吐腹瀉，隨后馮燕和69歲的婆婆相繼倒下，醫療救援未能挽回婆婆的生命。

在盈江縣，同樣的悲劇更為慘烈：早某某一家四口因誤食致命鵝膏菌全部死亡。一朵“白毒傘”足以致命，他們卻吃下了整整一盤。

網絡輿論場中，“云南人還在賭命嘗鮮？拿命吃菌子？”的調侃如野火般蔓延。社交媒體上，有人戲謔地唱著“紅傘傘，白桿桿，吃完一起躺板板”，將云南人描繪成“認不認識都敢吃，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的“神人”。

可根據現有數據來看，云南全省因食用野生菌中毒的發病率僅為1.25%。這個比例不僅低于潮汕地區喜好功夫茶人群1.30%的食道癌發病率，更遠低于廣東順德高達50%的魚生相關寄生蟲感染率。因此，“拿命吃”并非云南人的“特產”。這組數據背后，揭示的其實是云南人延續千年的生存智慧與文化堅守。

當雨季的雨水滴落橫斷山脈，云南人與野生菌的年度之約如期而至。見手青、牛肝菌、雞樅從山林走向市場，2022年全省野生菌消費規模膨脹至195.3億元，29萬噸野生菌涌上云南人的餐桌。

“菌中之王是雞樅，味道鮮濃，無可方比”，作家汪曾祺在《昆明的雨》中這樣寫道。在云南人眼里，雞樅的地位無可撼動。這種表面黑褐色、傘蓋邊緣呈輻射狀裂開的菌類，古人形容為“紛披如雞羽”，故而得名。

雞樅的誘惑曾讓明熹宗朱由校為之傾倒。為品嘗這一山珍，他效仿唐明皇為楊貴妃運送荔枝的做法，設立驛站快馬急送雞樅菌到京城。據傳他對雞樅的偏愛甚至到了不讓正宮娘娘分享的地步。

明代狀元楊升庵被流放至保山途中初嘗雞樅，不禁贊嘆：“海上天風吹玉枝，樵童睡熟不曾知，仙翁近住華陽洞，分得瓊英一兩枝”。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也記載：“雞樅出云南，生沙地間之覃也”。

清代趙翼入滇后第一次品嘗雞樅時驚呼：“老饕驚嘆得未有，異哉此雞是何族？”。作家阿城走遍世界后仍堅持：“說到鮮，食遍全世界，我覺得最鮮的還是中國云南的雞樅菌”。

當然，除了雞樅，青頭菌、松茸、干巴菌等野生菌類在云南人心中也是不遑多讓，早已超越食物范疇，成為連接古今的情感紐帶。在昆明傳統家宴上，主人家親自烹調的青頭菌被視為待客的最高誠意；松茸貴如金不再是一句戲謔，是云南山林里村民蹚出的一條振興之路；干巴菌則留存著西南聯大學者們的青春印記，從抗戰烽火中嚴楚江教授首次將其納入真菌課堂，到上世紀80年代真菌學家臧穆為其正名，再到如今身價始終高居千元/公斤以上，干巴菌與云南人的“交涉”已近百年。

“雨季一到，諸菌皆出，空氣里一片菌子氣味”，汪曾祺筆下描繪的不僅是自然現象，更是云南人融入血脈的季節儀式。在云南人眼中，沒有野生菌的夏天是不完整的，這種情感被一位云南網友精準表述：“我們吃菌子就像吃應季菜一樣，它就是眾多菜肴里的一種，稀松平常。”

再者，不得不承認，菌子能給云南人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在宜良縣推行的“包山拾菌”機制下，1.5萬畝林地經營權被集中流轉，承包款70%反哺農戶，實現了“護林者即受益者”的良性循環，曾經的菌窩變成了真正的“金窩”。

2025年南華縣“松茸杯”定向賽中，千人穿越松林尋菌，直接拉動消費925萬元，菌子甚至都能成為文體旅游融合的媒介。終點處的野生菌文創雪糕與DIY獎牌引爆朋友圈，賽事旅行團串聯起菌宴、溫泉與非遺歌舞。當冠軍隊伍捧著11.5公斤“戰利品”大笑時，勝負已不重要，因為菌籃里早已盛滿綠水青山兌換金山銀山的實證。

如今，菌子的經濟魔法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超越餐桌。玉溪通海云龍村的閑置公房里，村民模擬林下生態種植鹿茸菇，單菌包可創收200元。而一款名為“見手青可樂”的飲料在云南悄然走紅，上市5天售出7300瓶。通過專利萃取技術分解毒素后，曾經危險的見手青化作掃碼即現的AR“野生菌小精靈”，讓年輕人無需冒險也能品嘗。

最后，在云南本地人中，認識各種菌子，能上山找菌子的人，大部分采摘、吃菌都很謹慎。“每個上山的采菌人都有幾個不為人知的刷新點”，不認識的，拿不準的都不吃。畢竟，這事關生死，沒人會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開玩笑，況且每年因食毒菌離世的人，大多是誤將毒菌認成可食用菌，而非明知有毒還冒險。就像見手青，這味備受青睞的菌子與四季豆相似，烹飪熟透則無毒，若火候不到便暗藏風險。否則，要真是認不認識的都敢吃，以云南人吃菌子的頻率，怕是全省已經沒人了。

那為何網絡上還普遍流傳著“云南人都在用生命吃菌子”的錯覺？

一是，幸存者偏差的放大效應：真正因劇毒菌類喪命的人，無法分享他們的經歷。能在網上講述“中招”故事的，通常是中毒癥狀較輕、尤其以產生幻覺為主的案例。那些因腸胃毒素導致劇烈上吐下瀉、痛苦不堪的經歷，也鮮少有人愿意拿出來娛樂化分享。

二是，官方宣傳的“過度謹慎”：官方并非鼓勵吃菌，相反，近年一直在倡導“少吃慎吃”，并制作了大量毒菌識別圖冊。問題在于，出于絕對安全考慮，這些宣傳材料往往過于謹小慎微——將見手青、黃羅傘等老百姓常吃且掌握安全烹飪方法的菌種，也一概列入“毒菌”范疇。這反而導致了宣傳與民間實踐的脫節，讓老百姓覺得“不靠譜”、“城里人瞎搞”，降低了官方宣傳的公信力。

因此，對“吃菌中毒”現象過度娛樂化的，多是對云南食菌文化缺乏深度了解的外地人，他們僅通過網絡片段，誤以為中毒不過是場奇幻冒險。當然，現在也有不少云南本地人（尤其是昆明人！）加入了這場“娛樂化”的討論（無意冒犯昆明朋友，雖然在路邊買到“茭瓜牌雞樅”確實值得調侃）。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許多昆明人缺乏上山采菌的實戰經驗，日常接觸的多是市場售賣的、相對安全的菌種，身邊因誤食劇毒菌致死的情況較少。但對于世代與山林相伴的云南鄉村居民而言，食用野生菌是現代社會里為數不多仍在進行“自然選擇”的活動。那些不夠謹慎、什么都敢嘗試的人，其基因傳承的鏈條往往已被切斷。即便是僥幸存活或留下后代，也必然會從慘痛教訓中汲取了刻骨銘心的經驗——即敬畏自然，謹慎為先。

綜上，“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菌”，菌子經濟學從不相信浪漫主義幻想，所以別再說“云南人還在賭命嘗鮮？拿命吃菌子？為何不躲開這點風險？”生存策略的選擇，從來由經濟基礎與文化基因共同書寫。當一團菌子能換半月口糧，誰還顧得上討論概率？就人的天性而言，厭惡風險甚于博取收益，然生計所迫，盤中珍饈，便是博弈的深意。這，便是名為“有一種叫云南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