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萊有個海中小島，堪稱宋代“人間煉獄”，到了這里基本活不了

在中國古代社會，有一種懲罰犯人的制度就是流放，比如流放幾千里、流放某地。流放總比死刑好，可是為什么當犯人被判處這種處罰時，往往如喪考妣，痛哭流涕？流放到底是一種什么刑罰，會讓人談之色變？

一、流放的起源與發展

流放是將犯人流放到偏僻荒涼的遠地加以懲治的一種刑罰。我國流放制度起源于秦的遷徙制。秦從一個邊鄙小國發展成為大一統國家的過程中，出現了大量邊地、新地。為了控制這些地區，便大規模征發百姓戍邊，或者是移民戍邊。疆域的擴大使得流放變成一種制度性懲罰有了可能。對于犯人，遷徙遠地就是一種懲處手段。

商鞅變法時期，曾將一些議論變法的百姓遷于邊地。昭襄王時代，遷徙罪人的現象增多。比如武安君白起被遷至陰密。秦律中也將“遷”定為一個明確的刑種。“遷”又叫作“適”。秦始皇三十四年，下令遷徙“天下有罪適吏民”至“南海故大越處”。這些“有罪適吏民”就是初期流放者。

武安君白起

因為秦代流放是源于一般性的移民戍邊，還屬于輕罪范圍內的處罰，與后世將流放列為僅次于死刑的地位遠遠不同。秦代對流放也沒有明確的量刑與執行規定。以流放地為例，秦代流放犯人是根據國家的需要，而不是依照犯罪情節輕重而劃定流放地的遠近。

到了漢代，流放制度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刑級上升，僅次于死刑，突出表現是減死罪一等。也就是說，死罪減一等就是流放，分三種情況：一是上層官吏減死罪一等；二是犯重罪官吏的家屬流放；三是對死囚的特赦減罪。

在漢代，流放雖然上升到了僅次于死刑的地位，但沒有被列入主刑，在實際執法過程中應用也不算普遍。北魏時，流放作為一種刑名正式出現，與死、徒、杖、鞭并稱五刑，一直襲用到清朝。到北周時，流放形成了系統的刑名體系、量刑標準。流放分為五等，按照罪行輕重，最遠者流放四千里，最近者流放兩千里，每等相差五百里，至此流放制度完全形成。

到了唐朝，流放制度臻于完備，流放距離有所改變，分別是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三個等級。這三等又稱作“三流”，三流都要居役一年。對于重犯又設加役流，一般是“流三千里，居作三年”。三流和加役流一直沿用到清朝。宣統二年（1910年），《大清新刑律》頒布，流放制度從法律上得以正式廢止。

二、流放地點有哪些

關于流放之地的選擇，一個整體的原則就是“惟得就遠，不得就近”。不同朝代流放地點不同。唐朝流放地集中在嶺南、黔中與巴蜀一帶，西北的天德軍一帶會收容罪行重的流人。

宋朝的流放地首選是沙門島。沙門島在今煙臺蓬萊區，即廟島群島中的南北長山島，現在是旅游圣地，那會可是一個人人不愿提及的恐怖所在。沙門島是海中孤島，在宋朝屬于邊遠之地，被流放到這里，基本沒有生還希望。

宋仁宗時，王元舉上書揭露了沙門島的黑暗，朝廷一年流放到沙門島者約300人，10年就是3000人。除去自然死亡者，應該還有2000人，但實際上只有180人活著。沙門島堪稱大宋的“人間煉獄”。《水滸傳》中，盧俊義被管家李固陷害，就是被發配到沙門島。要不是燕青在途中出手相救，盧俊義到了沙門島后活著的可能性為零。

盧俊義

元朝則是南北對調，主打一個水土不服。南人流放到遼陽等北方之地，北人則流放到湖廣一帶。

明清兩朝對流放地的規定更加詳細，各省對應不同的流放地點。如直隸人流放陜西，廣東人流放福建，江西人流放廣西。

清朝對于重刑犯，還將他們流放到位于東北的寧古塔、卜魁（今齊齊哈爾）等地。清朝之所以將東北作為流放地點，主要是為了對當地進行開發，充實邊防。畢竟流人就是免費的牛馬。《甄嬛傳》中甄嬛的父親就被判流放寧古塔。寧古塔路途遙遠，氣候寒冷，年紀大的人很可能在半路上就丟了小命，所以甄嬛才十分恐慌，不顧身孕向雍正求情。

甄嬛父親

三、流放如何執行

犯人被判流放后，先被“決杖一頓”，然后帶上枷鎖，由吏卒押送到流放地。押送制度以清朝最完備，先是“解到流徙人犯各該司確查姓名籍貫并犯罪緣由，男婦各幾名口，應流某處地方”，填寫明白，然后“查明呈堂發遣，發遣之時，每四人取車一輛，并押解官兵馬匹數目填注起解日期”，“換站遞送該地方交割”。要是犯人是夫妻，就用一條鐵索，其他人則是男女分開押解，每二人用一條鐵索。押送制度并非無懈可擊。要是有人為犯人打點，他們在押送途中待遇會好一些。

在押送途中犯人也有相關待遇，保證餓不死，活著到達流放地。比如明代規定，每天要給犯人提供一升米，要是生病還要請醫生醫治。

到達流放地點后，犯人都要強行配役一段時間，也就是強制勞動。唐朝規定“諸犯流應配者，三流俱役一年”，加役流居役三年。宋仍唐制，重犯是配役十年。明朝配役時間長于唐宋，三流拘役三年。

配役期間，流放者要在吏卒的監督下進行無償勞動。唐朝設立役院，規定不能隨意出入。宋代犯人除了一般性的勞作外，還要應對繁重的鹽亭役、軍役。女性流犯也要配役。流犯居作期間，多由所在地牢城管理。宋代流人發配至某州牢城者非常普遍。

文史君說

流放是一把雙刃劍，對個人來說的確是一種摧殘，流放地點通常偏遠荒涼，流人長途跋涉，缺衣少藥，再加上心情抑郁，還要受押送吏卒的打罵，不少人在途中喪命。所以很多人聽聞被判流刑就大為驚恐。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流放人群中有不少是讀書人出身，所以流放也極大地促進了不同地區的文化交流。許多邊疆地區因為流人的到來而出現了文化教育繁榮的局面。比如韓愈被貶潮州八月，興辦鄉校，使得當地蔚然向學；蘇軾謫居海南三年，培養出了海南歷史上首位舉人。有些文人也因流放而得以實現人生蛻變。王陽明流放貴州修文縣，在龍場悟道，成為一代心學宗師，為后人所景仰。

參考文獻

馬新：《論中國歷史上的流放》，《山東社會科學》1992年第1期。

王云紅：《清代流放制度研究》，中國書籍出版社2020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微雨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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