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韓令」可能松動，但「韓流」再難回歸

在過去9年，這個實質上的貿易制裁措施在中韓兩國文化領域造成了深遠影響，它為崛起中的中國娛樂產業創造了客觀的本土保護環境，又在某種意義上加速了K-POP等韓娛產業向全球市場的進軍。

作者 | 符瓊尹（北京）

監制 | 張一童（上海）

6月28日，韓國偶像組合SuperJunior成員李東海、李赫宰在重慶舉辦見面會；7月以來，前東方神起成員金在中先后在上海、重慶舉辦見面會，已宣布城市中還有青島、重慶，其上海見面會舉辦方屹起文化，近期又官宣了另一位韓國藝人金賢重見面會的消息。此外，Twice、Seventeen等韓國偶像團體也先后在上海、青島等城市舉辦了規模不等的線下簽售活動。

今年以來，有關「限韓令」即將解除的傳聞不斷在中韓兩國輿論場中發酵。4月，有韓國媒體稱「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臺（CMG）向韓國演出策劃公司發送了關于邀請K-POP偶像團體聯合演出項目的合作公函」。央視亞太總站迅速否認了這一消息，但4月29日的外交部例行交流上，發言人郭嘉昆的回應報以開放態度，「我們對同韓方開展有益的文化交流合作持開放的態度，希望韓方與中方共同努力，推動雙方各領域交流合作向前發展。」

準確來說，「限韓令」在官方層面從未真正落于紙面，如今它的松動也和當初一樣，以心照不宣的方式進行。在過去9年，這個實質上的貿易制裁措施帶來的不僅僅是短期的行業震蕩，其在中韓兩國文化領域造成了深遠影響，它為崛起中的中國娛樂產業創造了客觀的本土保護環境，又在某種意義上加速了K-POP等韓娛產業向全球市場的進軍。

9年后的今天，從全球政治經濟局勢的變化，到韓國內部政壇的更替，從中國市場翻涌的線下內容消費需求，到韓流全球化在新階段的瓶頸，當雙方再次因復雜、多維的原因走近，在新一代內容消費者成熟的當下，客觀層面的放開無法打破精神層面已經形成的隔閡。

1寒流

變化是突然到來的。

2016年7月，可攔截導彈系統「薩德」確定韓國部署地點。7月28日起，港媒陸續傳出廣電總局向各大電視臺下令，不可邀約韓星演出或者上節目的消息。當時騰訊娛樂的記者隨即向各大電視臺多方打聽，但受訪者卻表示并未接到此類通知。

之后，韓媒報道了「限韓令」更多細節，包括「禁止新成立的韓國文化產業公司投資」「禁止韓國偶像組合進行萬名觀眾以上的公演」「禁止事前制作簽約之外的韓劇等韓國放映物（包含合資）」「禁止韓國演員出演中國電視劇」等。

黃致列宣布從《爸爸去哪兒》「結束實習」，其在電視綜藝《挑戰者聯盟》中的鏡頭全部被剪。《蓋世英雄》在第八期，IKON還和另一個男團一同登臺表演，等8月21日播出的第九期，則和著名歌手PSY一同被粗暴地打上了馬賽克，相關舞臺也全部被剪掉。粉絲憤怒地向節目抗議，要求節目道歉。

有媒體統計，在2016年，共有53部國產電視劇涉及韓星出演，其中包括用一線演員片酬請來李鐘碩的《翡翠戀人》，請來《鬼怪》后人氣暴漲的劉仁娜出演的《相愛穿梭千年》等等。而這一批劇集，絕大部分到今天都沒能播出，只有極少部分，比如《夏夢狂詩曲》通過「換臉」的操作勉強上市。

這一年之后，購買自韓國版權的節目紛紛替換了名字。《我是歌手》變成《歌手》，《奔跑吧！兄弟》變成《奔跑吧》，模糊了與原有版權之間的關系。曾經密集的韓國版權綜藝、韓國參演演員，甚至韓國節目攝影，都不見了蹤跡。

持續多年的韓流，一夜之間成了寒流。根據騰訊娛樂《貴圈》在2016年8月對韓國進行的實地探訪，有資深業內人士表示，「如果限韓令是長期的，韓國娛樂圈或有三分之一的從業人員會失業。」

這一結論并非危言聳聽，而是源于過去幾年中韓雙方在文娛領域的緊密合作。

2014年上海電視節期間，「韓國展區」已成了當時最熱門的展區。操著中國各地口音的人來此詢問合作。這一年，韓國綜藝在熒屏綜藝上占比幾乎過半。多部購買自韓綜的版權成現象級綜藝。

《我是歌手》《奔跑吧！兄弟》等爆款綜藝不僅為電視臺創造了數以億計的高收入，「一個節目能在三個月內完成一個三線衛視一年的創收」，同時也為內地綜藝市場帶來了一整套明星真人秀工作體系。

《我是歌手》正式錄制前，總導演洪濤和總編劇孫莉都去到韓國，學習、觀察各崗位工作流程。回國后，孫莉從新聞中心調了不少有五年記者經驗以上的同事來做綜藝編劇，并根據韓國經驗著手編寫工作手冊，細致到攝影師應該在真人秀現場如何走位。

在這樣的明星真人秀邏輯中，明星成了吸引贊助、創造收視、制造話題的絕對核心。完全沒有市場基礎的韓星來了，也能「速成」流量。

2016年年初，剛落地機場的韓國歌手黃致列僅有一位粉絲接機，可在《我是歌手》收官后，他的微博粉絲數已達500萬，還接連出演《快樂大本營》《超級女聲》《爸爸去哪兒》等大熱綜藝。

總決賽前，黃致列已經是這一季

《我是歌手》微博粉絲數第三的歌手

被韓流影響的不止電視臺，長視頻會員業務的出現有著爆款韓劇的加成。《來自星星的你》《太陽的后裔》在愛奇藝先后獨播，《繼承者們》在優酷獨播，帶來了現象級熱度，這些熱度對平臺而言也是真金白銀的轉化：《太陽的后裔》為愛奇藝帶來了超500萬會員。

另一方面，韓國偶像團體重新塑造了內娛對「偶像」一詞的理解。2007年，SM面向中國市場推出男子組合Super Junior-M，由韓庚擔任隊長，并引入兩名華裔成員，組合名中的M是英文普通話的縮寫。韓國偶像團體在中國的勢能在2012年出道的EXO上達到巔峰，彼時正值中國移動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高速發展期，有著強烈的粉絲號召力，偶像從此與流量掛鉤，數據成為驗證人氣的有力方式。2014年8月，鹿晗的一條微博以千萬條評論拿下吉尼斯世界紀錄，時隔一年，這一數據又破了一億條。

傳統明星制造路徑從此被顛覆。財經作家吳曉波曾分析，過去造星，是「演藝產品——大眾媒體關注——話題營銷」三部曲，可是「鹿晗們」首先是在社交媒體里實現精準粉絲的聚集，再反向引爆于大眾媒體。這也意味著圈層消費的興起，它們將可能再造娛樂產業鏈中的每一個環節。

2種子

在中韓合作的蜜月期，BAT三家互聯網公司均在韓國文娛公司有所布局。國內頭部影視公司華策影業，也在2014年入股了韓國NEW影業——也就是《太陽的后裔》制作公司。

在這一年的傳媒資本市場不算大事。彼時的傳媒行業，既有政策扶持，又有資本相助，影視和藝人是資本最受歡迎的故事之一，平均每6天就會在行業內發生一起影視類產業并購案。火熱程度，一如當下的AI。

時任華策影業董事會秘書的王叢專注研究韓國、美國市場，看中韓國流行產品對中國消費者的影響，甚至在2015年推出了一本《韓娛經濟學》。限韓令之后，他也判斷，新一代年輕人急需本土偶像，內容行業的迅速爆發也需要同體量的新藝人進行補充。

在2016年之后，與他一樣想要搶占偶像市場空白的人，大有人在。

有選秀教母之稱的龍丹妮，在2017年成立了哇唧唧哇，一邊在騰訊視頻做互聯網選秀節目《明日之子》，一邊簽約和運營新人偶像。鳳凰傳奇的老板徐明朝，曾在《蓋世英雄》現場被IKON這批男團的表演所震撼，成立了極創引力專門做女團的培養。

2018年，《偶像練習生》《創造101》兩檔分別選拔男團、女團的選秀節目出現，模式還是來自韓國的《produce101》系列節目。

韓國流行文化埋下的種子，到2018年開花結果。流媒體平臺借由這兩檔節目，占據了「流量藝人」這一重要生產要素，實現了造星的閉環，同時，也借此架構起連接B端與C端的盈利模式。《2018今日頭條娛樂白皮書》顯示，全網熱議藝人前50名中，將近三成都是出自這兩檔網綜的「養成」系偶像。

從流量角度衡量，

5位頭部藝人里有4位是選秀節目出身

與此同時，「飯圈」這一套高效邏輯，也逐漸從偶像圈層被擴散到了更廣闊的文娛領域。他們是平臺做C端消費時的消費主力軍，他們不僅可以是選秀節目里的全民制作人。飯圈能供養的不僅僅是韓流偶像。流量小生、小花，乃至音樂劇演員、電競選手、狼人殺博主、電商主播，都可以成為其中一員。

內娛偶像漸漸在這個過程脫去「韓」味。愛奇藝系選秀第二季選出的C位，是王一博在UNIQ的隊友李汶翰，騰訊系選秀第二季選出的C位，是在JYP練習過的周震南。到了「創」和「青」最后兩季，C位就不再有韓國相關練習經驗了。《青春有你2》最后成團，基本都沒有太多韓國訓練痕跡。

變化當然不止發生于偶像市場，由引進轉向自制，以長視頻平臺為基建，中國劇集行業過去九年在內容和市場化程度兩端迅速發展。

而在中國市場關閉后，韓國的調整也很快。韓國文化產業本就是出海導向，一個市場行不通，那就要往其他海外市場走。

2016年，防彈少年團的MV《血汗淚》在油管上爆紅，并在這一年獲得billboard的社交媒體影響力大獎，這個獎項此前由賈斯汀比伯連拿6年。

2020年，防彈少年團的英文單曲《Dynamite》空降 Billboard Hot 100 單曲總榜冠軍，文在寅隨后推文祝賀。這之后，韓國偶像們的禮物單曲常以全英文的形式出現，不少團體也會在即將開啟歐美巡演時，發布一張全英專輯。

歐美這塊KPOP久攻不下的市場，被防彈少年團踢開了大門。KPOP組合們開始與歐美市場的音樂霸主合作。防彈少年團與Blackpink都與環球音樂簽約，進而獲得了與更多歐美一線歌手合作的機會。BLACKPINK就先后與賽琳娜戈麥斯和Lady gaga合作出過單曲，而這兩位同樣是環球音樂旗下的藝人。‘

除了前往全球最成熟的音樂市場掘金，KPOP還將視野放到了其他國家。BLACKPINK在限韓令這一年出道，組合成員LISA是YG娛樂史上第一位泰籍偶像，這也讓BLACKPINK迅速得到了東南亞市場的關注。到如今，大公司KPOP組合中已經有了菲律賓籍、越南籍、印尼籍偶像。

防彈少年團與BLACKPINK在全球音樂市場的高人氣，為后續的韓國偶像們鋪開了道路。而在國家層面，「文化產業」一直是國策的韓國，也開始將鼓勵的重心轉向其余市場。文在寅執政期間，韓國偶像頻繁參與到國家形象的建構中。

2018年，文在寅在facebook向獲得billboard 200專輯榜冠軍的防彈少年團及其粉絲俱樂部「A.R.M.Y」表示祝賀。此后，防彈少年團多次陪同文在寅進行國事訪問，三次在聯合國發言——2018年用英語發言，2020年用英語和韓語發言，而到2021年，全員使用韓語發言。

韓劇與韓國電影也找到了買主，并且合作得更為深入。

2018年，Netflix推出的韓劇《陽光先生》還是與韓國電視臺JTBC合拍，到2019年的《王國》就已經完全屬于平臺自制。2021年《魷魚游戲》爆火，打破Netflix歷史觀看人數紀錄，到現在仍然是Netflix史上最受歡迎的非英語電視節目。

韓國CJ集團多年在好萊塢的運營，也有了回饋。

2020年，奉俊昊執導的《寄生蟲》成為第一部拿下最佳影片的外語片。與他一同登臺的，還有《寄生蟲》的最大投資人李美敬，也是奉俊昊多年的合作者，投資了《殺人回憶》《母親》《雪國列車》等作品。她過去的名言是：「我夢想的世界是，全世界的人每周吃一次韓國菜，時常聽韓國音樂，一年看兩次韓國電影。」

站在舞臺中央的李美敬

內娛結出了自己的果實，而韓國也找到了自己的新市場。

3僵局

把韓國錄制音樂產業收入的歷年曲線拉出來，能明顯看到，它在2013年有大幅上揚的趨勢，首次躋身前十。2016年，曲線到達歷史最高點第六位，延續至2020年，隨后被中國超越，至今排名第七。而2024年，則下跌了5.7%，是過去十年來首次下跌。

這個產業高度依賴的外部因素似乎與其起伏緊密捆綁： 其與中國市場聯系最緊密的2016年達到頂峰，又在線下娛樂受挫的2020年首次被中國反超。韓國文娛向來高度依賴線下轉化，海外巡演始終是KPOP團體的收入大頭。

而到了2024年，伴隨著BTS、Blackpink等頂級組合活動的暫停，下滑成為現實。

一方面，「中輸」（中國粉絲集資購買專輯）在急劇下滑。 過去，韓國當紅組合的中輸占比常超50%，但2023年下半年卻急轉直下，直接拖累了多個組合的專輯銷量。粉絲社群內部還出現了呼吁停止「內卷式購買」的現象。

從2023年底到2024年初，

asepa成員們的個站相繼宣告暫停中輸來維權

另一方面，長期數據注水的弊端開始反噬。 KPOP產業每一環都能注水——當紅女團的YouTube點擊量可高達90%由廣告購買驅動；專輯銷量依賴持續數月的簽售會勉力支撐；音源排名則能被「深夜聽歌」的集中打榜行為瞬間拉升。這些操作的初衷是通過早期聲量博取后期增量，但實際效果日漸式微。

砸錢造勢的策略失效，直接反映在行業巨頭的財務表現上： HYBE、SM、JYP、YG四大KPOP公司在2024年的營業收入同比縮水均超30%，那些注水的「破紀錄」銷量成了行業皇帝的新衣。

這種依賴外部資本和短期流量邏輯的模式，并不局限于音樂產業。曾為韓劇帶來榮華富貴的Netflix，如今卻讓本土影視產業陷入危機。強大的平臺虹吸了演員、資金、核心資源，留給傳統電視臺和制作公司的空間所剩無幾。不合作則被邊緣化，即便合作也往往是一次性買賣，難以獲得后續傳播的衍生收益。

4.開放

2016年之后，中韓之間的交流沒有完全停滯。2018年4月舉辦的第8屆北影節上，7部韓國電影進入了北京院線上映。當年6月，曾經是電視節上最為火熱的展區韓國作品展區回來了。

但下一次訊號釋放，就要到三年后了。2021年，中韓兩國啟動了文化交流年。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與韓國KBS電視臺簽署了合作協議，開展在內容、技術、產業、文化上的全面交流。

2021年11月9日，多名韓國愛豆突然更新微博。第一個更新微博的是Super junior的金鐘云，很快，他臨時開了一場微博直播，從去年8月他的微博賬號就受了限制后，他嘗試發了700多次微博都失敗，9號這天照常再發送一條嘗試，沒想到真的發送成功了。

2023年線下活動放開后，不少韓團陸續來華舉辦小規模簽售會。據不完全統計，當下能主辦韓國偶像的簽售平臺多達18個。韓國一線女團Twice就在出道的第十年來到了中國，在上海跳起了《上海之戀》。在小紅書搜索「韓團 簽售」，未來兩月還有不少韓團會來。

一直娛接下來將舉辦的線下簽名會

而在B站、搜索、抖音上搜索，絕大多數知名韓團都已開設了官方B站號、抖音號，用以發布MV、花絮等官方物料。Blackpink有三名成員均開設了B站號、小紅書、抖音號進行宣傳，而不少二代韓團成員則都開了抖音號。

今年4月，突然傳來了限韓令將要解封的消息，最明顯的信號就是全韓國籍成員的韓團EPEX將來福州開演唱會。雖然這兩年也有過韓國樂隊、美籍韓裔來中國活動，但能到演唱會級別，尚屬首次。雖然勞動節后，這一演唱會又宣布因「不可抗力」而延期。

但這確實是2016年以后，最強烈的松動信號了。官方經過幾次辟謠和強調，「從來沒有限韓令」，但2016年時的「蜜月期」光景確實戛然而止，再難重現。當年讓民間反對聲強烈的薩德系統，近些年已經很少再被提及。

反而是韓國，從文在寅執政到李在明履職，韓國媒體始終關注著「限韓令」的動向。今年，外交部在辟謠「限韓令」時的話開放性較強，只是否認了請防彈少年團和BIGBANG將登上央視節目，卻沒有否認后續更多的可能性。

但九年過去，當內娛消費者再面對韓國市場時，心態已經發生了變化。限韓令也從2016年面對國家安全威脅時的自上而下的決策，發展到如今自下而上的抵制。翻閱今年限韓令松動后相關新聞下方評論區，都會出現類似「開放后我們會自愿限韓」的表達。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韓國文化產業在快速擴張和高度依賴外部市場及資本的過程中，其「文化主體性」的爭議愈發明顯。

文在寅時期，偶像團體尤其是防彈少年團被拔高至國家形象代表。他們需要從原本講述青春故事的少年，轉向講述「韓國故事」，涉及敏感話題時，難免會遭遇「國家面前無偶像」的激烈反彈。2020年拿下一個表彰為韓美交流作出貢獻的獎項后，隊長金南俊提到：「今年是朝鮮戰爭七十周年，我們將永遠記住兩國共同經歷的痛苦。」這讓不少中國粉絲當即宣布脫粉。

除了國家歷史層面的爭議，近些年來，文化挪用爭議也在中韓之間頻發，涉及服飾、節日、歷史人物等等，其最嚴重的一次沖突莫過于2024年人氣女團IVE的MV《HEYA》。該女團宣稱制作理念是宣揚韓國文化，但其中卻用了中國結、祥云等大量中國文化元素。文化挪用爭議甚至蔓延至對歐美，導致「偷國」標簽成為輿論對韓國的刻板印象之一。

韓國文化產業長期以「拼貼」見長，善于融合借鑒。然而，當這種「拼貼」缺乏足夠清晰、自信的本土文化根基作為支撐和轉化時，便極易滑入「挪用」爭議的泥潭，陷入「我是誰」、「我的故事究竟是什么」的主體性迷茫。這種迷茫，正是其產業數據波動、模式受挫背后更深層的困境。

與韓國的文化主體性迷茫相比，中國則進入了對本土民族文化有極強認同感的一代。

2016年唱《IF YOU》的韓紅，是當時內娛對韓流心態的縮影，那是韓娛最鼎盛時期的表現，來自一個國家級主流歌手對韓娛的認證。但這一代活躍于互聯網上的年輕用戶，成長于國產文娛環境，更愿意消費本土的文化，今年還誕生了《哪吒2》這樣在全球票房史留名的作品。

韓紅在《我是歌手》演唱BIGBANG歌曲《IF YOU》

韓流在中國，則是全方位的退潮。過去伴隨著韓流文化而來的韓妝品牌悅詩風吟等迎來關店潮，而新一代的韓國小生中，再也沒有像當年的李敏鎬、宋仲基一樣能在中國獲得高熱度的藝人。當下的韓流，在國內已經逐漸縮回圈層文化。

不過，韓國在制造全球內容上，仍然有很多值得國內文娛產品思考的內容。

2016年的高分韓劇《請回答1988》，后來一直被國產青春劇參考，今年的爆款短劇《家里家外》的主創在聊到創作準備時，仍然說的是：拉片了《請回答1988》。而今年年初，Netflix韓劇《苦盡柑來遇見你》再創熱度新高，新聲pro與不少劇集創作者對話時，大家都會提及對這部劇的思考。

而今，中韓文化都迎來了新的節點。在全球地緣博弈重構、文化壁壘回歸的背景下，美國喊出「讓電影回到美國」，對所有海外制作加征關稅。在這樣的世界里，中韓文娛都在摸索自己的出口。

限令總會帶來斷裂與重建，文化會在夾縫中繼續生長。這是一次全球文娛體系的重建，也是中韓文化尋找新坐標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