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順戰犯紀念館，將魔鬼改造成人，一共需要哪幾步？

1957年，一封特別的日本來信，輾轉來到了毛主席的書案上，來信的人是一個日本婦女，而她要求的是，讓自己在中國犯下戰爭罪，正在服刑的丈夫早日回國，對此，毛主席做出批示：“此人及其他重病犯一予釋放。”

這些犯人，幾乎都對中國人民進行了殘忍的迫害，然而當時中國人民并沒有選擇以暴制暴的方式，來告慰死去的生靈，他們的大度，在后來被證明是如此的正確。

一、殺不殺？

1950年7月19日，一場特殊的交接儀式在中蘇邊界，黑龍江省的綏芬河火車站進行，蘇聯政府將969名日本戰犯交于中國政府，時任東北人民政府外交處處長的陳曦代表政府進行了接收。

這場接收中，有人歡喜，有人恐懼，有人憤怒，歡喜的是蘇聯人，因為這些日本戰犯是極難管理，死不悔改的人，放在蘇聯只是浪費糧食，直接處死又容易引起國際社會的譴責，他們很高興中國人能接手。

恐懼的是日本戰犯，雖然在蘇聯，他們吃不飽穿不暖，但是他們直接侵略和傷害的只有中國人民，現在把他們交給中國人，他們內心的恐懼難以掩飾，因為只要把他們施加給中國老百姓的折磨，施加一半到他們身上，他們都受不了。

憤怒的自然是中國人，對于這些戰犯，任何一個中國人民都恨不得生吞活剝了他們，他們對于中國同胞造成的傷害罄竹難書，百死也難辭其咎。

這些戰犯被送到了撫順戰犯管理所，而這所監獄在最早之前，曾經是日本侵華時，囚禁中國抗日戰士和愛國同胞的地方，當時還有一個很日本的名字——“撫順典獄”。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被國民黨接收，成為關押我黨革命分子的遼東省第四監獄。

1948年，撫順解放，該所監獄又被中國政府接管，改稱為遼東第三監獄，直到1950年6月，中央指示，改建為撫順戰犯管理所，專用于關押戰犯。

而在這些日本戰犯搬進來之前，中央又花費了370萬對監獄進行了改造，使其成為了當時中國條件最好的監獄，有運動場、醫務室、理發室、圖書館、面包房，監舍也是十分寬敞。

當時在招管教人員的時候，很多人報名，因為在他們看來，管理這些日本戰犯，是可以光明正大“報仇”，讓他們吃些苦頭的，然而，周總理早就預料到了這些，他提前給管教們打了預防針：

現在的形勢不同了，不要說殺掉一個，就是殺掉一百個，都是很容易的，但是，我們不殺他們，要將他們改造好，變成朋友，這將來對國家和民族，都有長遠的意義。

“恨其罪，不恨其人，懲其罪，救其人”，這是當時毛主席和周總理定下的監獄原則，然而要讓管教們接受這樣的理念并不容易，因為這些戰犯他們的罪行真的罄竹難書。

二、人或鬼？

在這些戰犯中，有一個人很特殊，他叫大村忍，曾經做過偽滿洲政府撫順典獄長，現在他卻來到了自己修建的監獄服刑。

剛一進監獄，他就瑟瑟發抖，因為他比誰都清楚這所監獄曾經的血腥和罪惡，也知道有多少革命戰士，在這里，在他的管理下，英勇犧牲。

鈴木啟久，1938年來到中國，時任日本關東軍第2獨立守備隊步兵第12大隊大佐大隊長，7年后，他晉升為日軍中將，而在迅速提升的軍職之后，是他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其自行供述的罪行中，至少殺害了5470名中國人，并且還誘拐中國與朝鮮婦女當慰安婦，而且還是河北魯家峪大屠殺慘案的指揮者。

藤田茂，1938年3月來到中國，時任陸軍第二十師團的騎兵第28聯隊大佐聯隊長，1945年成為59師師團長。

在他的供述中，一是用俘虜訓練新兵的膽量，二是用中國老百姓來趟地雷，三是所到之處，實行“三光”政策，造成老百姓民不聊生。同時他也是撫順平頂山大屠殺慘案的指揮官。

長島勤，1938年12月來到中國，時任華中派遣軍特務部部員，1945年成為濟南防衛司令官。

在其供述的罪行中，僅1942年4月到1945年7月，三年多的時間里：

“進行了大小15次作戰討伐，殺害抗日軍人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燒毀破壞民房2220間以上，掠奪糧食6000噸，強制勞役12萬工日。”

同時，他也是琵琶山大屠殺慘案指揮官。

齋藤美夫，1929年4月任日本關東憲兵隊長春分隊長，后成為偽滿洲國憲兵訓練處少將處長。

他的惡行是，將逮捕的中國人以嚴重處分進行集體屠殺（槍決），還有的是供給日本731部隊作細菌化學活體實驗。

田井久二郎，1933年9月來到中國，時任偽滿洲特別區公署警務處特務科的附屬官，1944年，成為偽滿洲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警察局特務科的科長。

在其自述的罪行中，“殺害八路軍及中國共產黨抗日武裝團體的人員數約500名”，而抗日英雄趙一曼就是被此人刑訊逼供，殘忍殺害的。

《濱江述懷》
——趙一曼
誓志為人不為家，
跨江渡海走天涯。
男兒若是全都好，
女子緣何分外差？
未惜頭顱新故國，
甘將熱血沃中華。
白山黑水除敵寇，
笑看旌旗紅似花。

佐佐木到一，1937年進入中國，時任華中派遣軍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三十旅團旅團長，也是他率領部隊進行了滅絕人性的南京大屠殺。

而在歷史書中，大家可能看過的，進行“百人斬”的惡魔野田毅和向井敏明，都是這個人的手下，而他指揮所屬部隊一次就屠殺中國軍民3000多人，這還只是他罪惡行徑的冰山一角。

三、怎么改？

對于這些惡魔一樣的戰犯，改造他們，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管教們自身的厭惡感，畢竟任何一個中國人，聽到他們所做的事情后，都難免義憤填膺。

然而殺掉一個日本戰犯容易，但是他們臨死之前可能都還覺得，自己是在為天皇效力，是個不屈的戰士，那么一時的泄憤就失去了意義。

所以必須先讓這些惡魔，長出心，變成人，有了悔意，才能正視自己曾經犯下的罪孽。

為了防止管教們產生抵觸心理，周總理做出指示，“要認真做好我方干部、戰士的思想工作，以便對他們進行安全管理，做到不跑一個，不死一個。”

作為一個從戰爭之初走到最后的人，周總理也許比其他人更了解日本戰犯的惡行，也比任何人更恨他們的罪行，但是作為總理，他必須要考慮的更全面，更長遠。

最終，這些管教和工作人員接受了改造戰犯的任務，也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首先在條件上，在當時全國都困難的情況下，給這些戰犯吃的是細糧，當時東北大米一毛錢一斤，豬肉不到三毛一斤，而這些戰犯的伙食標準是1.54元，相當于當時東北行政委員會副部級以上的待遇。

而對于管理所值夜班的人員來說，能夠吃到戰犯們剩下的面條，已經是讓人十分羨慕的事了。

除了飲食上的特殊待遇外，這些戰犯生活上也是得到了很多照顧，比如可以與日本的親屬進行通信、會見，可以彈奏樂器，開運動會，而當他們生病時，更是得到了無微不至的照顧。

戰犯永富博之在蘇聯勞改時掉了四顆牙齒，吃飯不方便，來到管理所后，立刻為其鑲上了，而他也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親手直接殺害的中國人共計61人，奸污的中國婦女為18名” 。

戰犯武部六藏，1952年突發腦血栓后癱瘓，管理所派了專職護理員焦桂珍照顧他，焦桂珍每天給房間消毒，一勺一勺給他喂飯，照顧他的大小便，一天三次給他按摩、翻身。

六十多歲的武部六藏對三十歲的焦桂珍十分感激，甚至說她“像母親一樣照顧我”。

戰犯上中正高因為胃潰瘍做手術，在手術過程中大出血，需要緊急輸血，管理所的工作人員都爭先恐后地為其獻血。

手術恢復后的上中正高知道這件事后，十分感動，為中國人不顧冤仇，給自己獻3000毫升血液的事痛哭流涕。

在管理所工作人員如同“換血”般的改造下，這些原本十分頑固，抗拒認罪的惡魔，紛紛主動供述自己的罪行，懺悔自己的所作所為。

在世界戰犯管理史上，這樣的情況都很少出現，有人把這稱為是“撫順奇跡”。

周總理對于管理所的工作表示了肯定，同時還表示，要將對日本戰犯的改造過程真實地記錄下來，由此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生活點點滴滴被攝影機記錄了下來。

然而這部紀實性的電影，最終沒能放映，原因也是考慮到許多國人情感上的不理解和不接受，即使是今天，這些日本戰犯的結局也讓人意難平。

然而，正如周總理所說，二十年后，方能看到結果和用意，現在的我們，回首望去，才知道這樣的決定是多么超前和睿智。

四、怎么做？

1956年11月18日，毛主席接見日本岡山學術代表團，代表團的團長提出了一個請求：

岡山縣的戰犯榊原秀夫現在患有很嚴重的肺病，他的妻子帶著兩個孩子，在日本靠織毛衣生活，十分辛苦，希望能提前釋放。

然而當時毛主席，并沒有直接答應他的請求，而是說中國人民的感情暫時還不能接受，但是會讓人去調查這件事情。

1957年，榊原秀夫的妻子寫信給毛主席，再次做出了請求，而經過調查后，也確實是事實，所以毛主席做出批示：“此人及其他重病犯一予釋放。”

實際上，在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期間，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日本戰犯，都被分批釋放回國了。

臨別之際，他們每個人都得到了毛毯，新衣服，新鞋子，新帽子，甚至工作人員還給他們準備了路途上的洗漱用品和手紙，連這樣的小細節都被考慮到，讓他們感動萬分。

有戰犯在離開時，更是痛哭流涕，他們保證說：

中國人民是我們的恩人和再生父母，我們從你們那里得到了兩件寶物——新的生命和真題，后半生中，我們將為人民，為社會和平而奮斗。

他們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實際上，這些惡魔一般的罪犯，在經過改造之后，成了和平的忠實擁泵，也是歷史的誠懇懺悔者。

戰犯島亞壇回國后，用寫實的手法，以版畫的方式再現了他參與過、見過的日軍暴行，并且在日本全國巡回展出。

通過他的畫作，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了他們發動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危害，而這也是島亞壇離開中國時，跟撫順管理所的管教人員作出的約定。

1957年9月，在日本東京，一個特殊的團體出現，名叫“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為“中歸聯”，實際上都是由當時釋放回國的日本戰犯組成的。

這個團體在全國設立了50多個支部，而他們首任會長就是藤田茂，他也是當時撫順戰犯管理所里級別最高的日本戰犯。

中歸聯成立之初，就定下了協會守則和定位，即“中歸聯”站在人道角度，反省罪行，反對戰爭，維護和平與日中關系友好。

然而“中歸聯”一開始的工作進行得并不順利，成員的生活更是與在中國相比天差地別，首先日本媒體對于這些歸國的戰犯進行了惡意“抹紅”，聲稱他們是被中國人洗腦了。

由于受到歧視，他們的生活和工作都遭受到了巨大的困難，而這也讓他們更加感念中國人的大度和寬容，所以，他們為了兩國之間的友好，也進行了許多工作。

1963年4月，為了恢復中日兩國邦交，“中歸聯”組織了3千萬人的簽名活動，而這只是他們為了中日友好做出的努力其中之一而已。

1957年，“中歸聯”協助日本紅十字會，送還了在日本的中國遇難勞工的遺骨，也使得他們能夠葉落歸根，魂返故鄉。

1985年，日本曾根內閣計劃恢復金準勛章，而這些勛章的獲得者，多數都是日本在侵華戰爭時授予的。

“中歸聯”知道這件事后，立刻聯合其他社會團體，一起組織了集會和抗議，在他們看來，日本政府的這一做法是在美化過去的侵略戰爭，是在傷害中日友好關系，最終，日本政府暫緩了這一決定。

五、值不值？

2007年，一名日本老人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進行最后一次謝罪，謝罪碑是由戰犯們集體捐資修建的，上面寫著他們的懺悔：

我們在參加了長達十五年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中，犯下了燒殺搶的滔天罪行……在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難烈士謝罪的誠意，刻下決不允許再發生侵略戰爭、為和平與日中友好的誓言。

這個老人叫筱冢良雄，曾經也是日本戰犯之一，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服過刑，他說：

我老了，走不動了，這是最后一次來撫順了。

即使時過多年，中國人對于他們的再造之恩，讓他們一直銘記于心，雖然2002年，因為“中歸聯”大部分成員都八九十歲了，無法再進行社會活動，這個組織無奈解散。

然而那段在撫順改造的日子，讓他們記憶深刻，解散當天，“山陰支部”會員鹿田正夫表示：“山陰支部絕不解散！堅持到最后一個人!”，之后他將“中歸聯山陰支部”更名為“山陰中歸聯”，繼續組織活動。

對于這些日本戰犯來說，是中國人把他們從惡魔變成了人，讓他們認識到了自己的罪惡行徑，并且為此終身懺悔，正如當初設想的那樣，消滅他們的罪，而不是生命。

而當初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他們很多人參加過那場戰斗，甚至有家人受過日本侵略者的傷害，所以對于他們來說，從事那樣一份工作，其實內心的糾結和煎熬更多，外界對于他們的工作更是不理解。

為死者復仇，可以獲得短暫的快感，然而，在當時的特殊時期，為了生者，為了大局，這樣的做法雖然有爭議但卻值得。

但是中華民族經歷的苦難不需要重演，那些先輩無奈做出的妥協也不該再出現，“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少年，請你愛這個國家，帶著驕傲和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