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羊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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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原名章埏,出生在浙江青田的鄉紳世家。長大后,他讀到《老子》中“陶人埏埴以為器”一語,明白了父母取名的寓意所在:埏者,用水與土黏合成泥,想讓自己成“器”,于是他改名為乃器。
乃器果然成“器”。自浙江省立甲種商業學校畢業后,他即進入浙江實業銀行當練習生,一路勤于鉆研,潛心探究,對金融市場、銀行組織、商業法規等領域頗有心得,受到銀行董事長李銘的賞識,擢升為上海分行副經理兼檢查部主任。
01
懷才抱“器”閃亮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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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乃器
“金融”是什么?在受聘上海光華大學和滬江大學教授期間,章乃器講授“國際金融”、“中國財政”等課程。當講到“金融”的含義時,他用了言簡意賅、形象生動的比喻:“金是一種堅硬而固定的物質,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這有賴于信用之火的燃燒,但有時燒得太猛了,融化了的金子騰沸洋溢,反而澆滅了信用之光,跟著融化的金也就冷卻而凍結了,這就是信用過度膨脹,形成了恐慌的現象——就是所謂資產的凍結。金融的重要意義是要金錢融化流淌,頂頂要不得的就是呆滯凍結。”話音剛落,聽者塞窗的教室里就像開了鍋似的,學生們個個興奮難抑。
銀行經營,誠信為本。上世紀20年代的上海,已冒出數家外資信用調查機構,多為日本、美國人開辦。章乃器找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資耀華等業界“頂流”商議,決意舉滬上銀行界之力,組建一個獨立的信用調查機構。1932年6月6日,中國第一個信用調查機構——中國征信所在圓明園路1號正式掛牌。3年后,章乃器被推選為征信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他堅持“審慎以求真、忠實公正以求善、詳盡明晰以求美”,主編的《征信工商行名錄》圖文并茂,將風靡一時的英國人編辦的《字林西報行名錄》拋出一條橫馬路。
02
積厚成“器”告別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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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亡運動此起彼伏,章乃器與沈鈞儒、馬相伯、鄒韜奮等著名愛國人士共同發起組織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政治主張,章乃器擔任執行委員,中國征信所也成了救國會的重要活動據點,一些宣傳品也拿到征信所的排字房悄悄印制。
出筆快,善演講,是章乃器的特點,救國會的好多文件材料都由他執筆,因此落了個“宣言專家”的稱號。由于時常拋頭露面,章乃器等人自然成為當局的“眼中釘”,于是軟硬兼施,又是座談會又是“鴻門宴”,結果總是不歡而散。沒轍,上海市長一個電話打給浙江實業銀行董事長李銘,叫他“開除章乃器”。
李銘內心也很支持章乃器的愛國行為,但顧及銀行的正常運營和愛將的身家安危,思忖再三,決定出資送章乃器飛赴英國留學一段時間,薪水照發,暫時避避風頭。章乃器十分理解李銘的良苦用心,可是,他正置身于潮起云涌的救亡運動之中,無意出國鍍金避險,事業和職業不能兩全,干脆辭掉“金飯碗”,無職一身輕,任憑李銘規勸挽留也無濟于事。事實上,章乃器早已下定了毀家紓難的決心,為了籌措救國會的經費,他花光了自己的積蓄,賣掉了洋房,賃屋而居。從銀行辭職后,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救國運動。
03
社稷之“器”馳騁沙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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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出獄時的合照
救國會四處出擊,揮斥方遒,引起了日寇的極度仇視,在日本駐滬總領事的壓力之下,1936年11月23日,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的罪名,將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史良、沙千里逮捕入獄,釀成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一石激起千層浪。消息傳出,激起全國人民和海外僑胞的極大義憤,抗議和營救的電文雪片般地飛來。“七君子”在獄中大義凜然,堅決拒絕聲明悔過,義正辭嚴地宣告:“自問無罪,天下亦盡知其無罪,為國家民族前途計,亦終認救國無罪四字應令永留史冊。”章乃器亦在法庭答辯中宣稱:“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有主張抗日的義務。”唇槍舌劍的法庭交鋒,竟然成為宣傳抗日救國真理的激情講壇。
這一事件,激化了國民黨內部的矛盾,誘發了千里之外的“西安事變”。宋慶齡、何香凝等社會賢達發起“救國入獄運動”,聲明如救國有罪,則愿與“七君子”同受處罰。“七·七事變”后,全國形成一致抗戰的局面,國民黨當局不得不將“七君子”取保釋放。
04
“器”宇軒昂鏖戰疆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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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了8個月的監獄生活,章乃器仍然不忘救亡活動。他與國際友人路易·艾黎、斯諾夫婦及銀行家徐新六等發起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組織沿海工廠內遷,發展戰時生產和就業;還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合作,創辦上川實業公司,積極籌組中國經濟研究所。
1946年,章乃器以上川企業公司的名義,投資聯華影藝社,攝制了史東山編導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后又參與成立昆侖影片公司,投拍了蔡楚生、鄭君里編導的《一江春水向東流》。兩部電影開拍后,命運多舛,費用不斷超支,章乃器仍源源不絕投入資金,終于功德圓滿,公映后成為鼓舞民心的經典影片。收回上川公司應得的紅利,他加上手頭的現款為股本,與中國柴油機廠合作創建了港九地產公司,出任總經理,房地產生意做得順風順水。
很多人未必知曉,膾炙人口的歌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曾得益于章乃器的“一字師”。1948年末,應中共中央電邀,章乃器與30余位民主人士秘密從香港北上,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當他聽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旋律到處傳唱時,深受鼓舞,又覺得歌詞有些不妥,“總是先有中國,后有共產黨的,加上一個‘新’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才比較恰當,也更準確”。他的建議,很快就被中央采納并修改了。
來到解放區,章乃器與時任東北財經委員會主任的老朋友陳云見了面。陳云問他:“聽說你在香港的企業搞得不錯?”章乃器回應:“不過是打打經濟算盤而已。”陳云說:“今后要請你給我們的新國家打算盤,打更大的算盤。”陳云是商店掌柜出身,章乃器是銀行練習生出身,兩個人打算盤的基本功都相當嫻熟。很快,這兩把算盤“比翼齊飛”,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打起了大算盤。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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