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歌 | 錢穆筆下的無錫和無錫人

作者 吳歌

那天坐在大公圖書館里，二樓，一壺清茶，幾個朋友，聊些事情。窗外一樹綠蔭，把一抹清涼透進明亮的玻璃，直送達我心底。如果沒有玻璃隔音，我想，應該聽得見清涼綠蔭中的蟬鳴：知了……知了……

大公圖書館

大公圖書館是無錫最早的鄉村圖書館，明年就是它開館110周年。榮德生在開建梅園兩年之后，開始籌建這家圖書館，1916年建成，于10月10日開館，是無錫20世紀初期三家鄉村圖書館中規模最大的一家，抗戰之前收藏古籍已達到18萬卷，編有《大公圖書館藏書目錄》4冊12卷，首開中國鄉村圖書館藏書之多且有書目的先河。

聊完事情，朋友自行散去，我繼續品茶。坐在這樣的百年圖書館里，難免會沉浸在充滿年代感的環境之中。從榮德生先生勞神費心的購書，藏書，建館，想到當初公益學校、江南大學的師生在這兒找書閱讀，想到江南大學首位文學院院長錢穆先生在這兒的某張書桌上寫作，思緒就裊裊的飄遠出去。

109年的歲月對人生已算漫長，但在歷史長河中只是瞬間，在思緒中更是無限貼近，倏忽而至，所謂“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這話是劉勰說的。劉勰在1500多年前寫了一部書《文心雕龍》，這段話出于其中神思篇。意思是在凝聚思慮之際，精神就能連接千年；悄然改變一下心情，目光就能通達萬里。我一向以為，當代中國穿越小說的理論基礎即在于此，而此刻我亦在此情景中。

錢穆應榮德生先生誠邀，從云南回到無錫，于1947年10月出任江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的，同時兼任歷史系主任，至1949年春赴廣州華僑大學任教，在太湖之濱大約待了一年半時間。這是錢穆畢生最后一次在家鄉任教，上一次是1923年應錢基博之邀，在省立三師（今無錫師范）任教四年。榮德生對錢穆非常禮遇，把自家樓上光線足通風好的房間留給他和助手居住，自己則住在樓下。這個住所離大公圖書館不足百步。可能是環境舒適，課務也不很忙，加上錢先生筆耕用力，他在這兒完成了兩部書稿：《湖上閑思錄》和《莊子纂箋》。他自敘：“余之院長辦公室在樓上，窗外遠眺，太湖即在目前……余筆其遐想，成《湖上閑思錄》一書。又據馬其昶《莊子注》原本，遍誦《莊子》各家注，以五色筆添注其上，眉端行間皆滿，久而成《莊子纂箋》一書。”

《湖上閑思錄》是錢穆兩部文化隨筆集之一，原應上海《申報》副刊約稿而寫，最初在《申報》副刊《學津》連載，但待書稿全部完成，這個副刊停刊了。全集30篇文章，分別探討了人類精神和文化領域的諸多相對命題，如人文與自然、精神與物質、情與欲等，通過一系列深入淺出的論述，帶領讀者領略哲學的魅力與人生的真諦。每個章節都獨立成篇，卻又相互關聯，構成了一個完整而深刻的思考體系。

錢穆是一位懂得感恩的文人。他在《湖上閑思錄》的序言中說：“我這一本《湖上閑思錄》，是今年春天因著一位友人的一番慫恿而觸機開頭寫起的，經過了約莫四個月的時間，積成這三十篇文字，把它匯集成冊。我的生活，其實也算不得是閑散，但總是在太湖的近邊，時時見到閑云野鷗風帆浪濤，總還是有一些閑時光的。我的那些思想，則總是在那些閑時光中透逗，在那些閑時光中醞釀。”錢先生在這兒生動地描述了無錫的湖光山色給予他寫作的滋養和動力。他后來遠離無錫，卻始終感念那段太湖之濱的生活，1958年此書出版，錢穆為之作跋，寫下一段充滿思鄉之情的文字：“本書乃一九四八年春間所寫。其時余任教江蘇無錫江南大學，課務輕閑，胃病新愈……時時徜徉湖山勝處，或晨出晚歸，或半日在外。即暫獲間隙，亦常徘徊田塍魚塘之間。盡拋書冊，惟求親接自然，俯仰逍遙以自遣。心胸積滯，逐一滌蕩，空所存抱，乃時有閑思遐想，如游絲輕漾，微葉偶飄，來入庭際，亦足賞玩。乃于夜燈坐對，隨筆抒寫，初不自意遂成卷帙。”“卻念生平，有此一段暇晷，堪作回憶，彌自珍惜。”這種難以忘懷的無錫心情，是一種比鄉愁更加深厚的情感。

錢穆沉浸在教學和寫作的時候，榮德生先生正在繼續開拓他的經濟事業。抗戰勝利后，1946年榮德生創辦天元麻紡廠，首創中國苧麻紡織事業。1947年創辦江南大學，首創無錫綜合性大學。1948年創辦了開源機器廠（后為無錫機床廠），這一年榮先生已經73歲。榮先生早年創辦面粉廠，后來創辦紡織廠，年逾古稀還創辦機器廠，令錢穆先生甚為感懷。兩人在每個周末，都會茶飲而談兩個小時。錢穆曾經記錄了他與榮先生的一些交談，這些記錄表達了錢穆先生對這些磨面粉、紡棉花、開鐵行的無錫實業家的敬佩之情，毫無舊式文人的清高孤拔和自以為是。

這是錢穆的一次記錄：“余詢德生，君畢生獲如此碩果，意復如何。德生謂，人生必有死，即兩手空空而去。錢財有何意義，傳之子孫，亦未聞有可以歷世不敗者。德生又謂，我一生惟一事或可留作身后紀念，即自蠡湖直通黿頭渚跨水建一長橋。蠡湖俗稱五里湖，與太湖相連，黿頭渚本孤立太湖中，德生七十歲時，私斥巨貲，建此長橋，橋長有七十大洞，寬廣可汽車對駛，由此乃可從無錫西門陸路直達黿頭渚，行人稱便。德生謂，他年我無錫鄉人，猶知有一榮德生，惟賴此橋。我之所以報鄉里者，亦惟有此橋耳。”平靜的文字記錄之中，披露了榮德生的胸襟和人品。

榮德生先生

錢穆晚年回憶起對榮德生的生活觀察，仍是感佩不已：“余私窺其個人生活，如飲膳，如衣著，如居住，皆節儉有如寒素。余又曾至其城中居宅，寬敞勝于鄉間，然其樸質無華，傭仆蕭然，亦無富家氣派。其日常談吐誠懇忠實，絕不染絲毫交際應酬場中聲口，更不效為知識分子作假斯文態，乃儼然若一不識字不讀書人，語語皆直吐胸臆，如見肺腑。蓋其人生觀如是，其言行踐履亦如是。豈不可敬！”

20世紀上半葉的無錫，已經因為工商實業發展而從小縣城崛起為中國近代工業名城，產業工人數量達到總人口的20%以上，上海著名企業家中無錫籍企業家占17%以上，在他們的企業中來自無錫的產業工人達到60%左右，完全不是所謂“那縣里人僑居在大都市的，干三種行業的十居其九：打鐵，磨豆腐，抬轎子。”錢穆精準地注意到了無錫的崛起和特點，他說：“凡屬無錫人，在上海設廠，經營獲利，必在其本鄉設立一私立學校，以助地方教育之發展。”

歷史學家說話總以事實為依據。錢穆并舉榮氏和唐氏為例：“即德生一人為例可證。方與其兄宗鏡從事實業經營，成為一大資本企業家，其最先動機即為救助社會失業。待其贏利有余，即復在鄉里興辦學校，其重視地方教育又如此。及其晚年又筑一蠡湖大橋，其重視地方交通公益又如此。”“又如當時無錫巨商唐家，請太倉唐蔚芝來無錫創辦一國學專修館，又為之建造一住宅，蔚芝乃移籍無錫，作終老計。及榮家蠡湖長橋落成，唐家又為蔚芝特筑一別墅在橋之西端黿頭渚，面湖背山，風景特幽，游人少至。及抗戰勝利，蔚芝雖以病居滬，而國學專修館終遷回，恢復辦理。”而且，他把榮德生看作與陳嘉庚一般的人物：“集美之有陳嘉庚，則猶榮巷之有榮德生也。”在其時對榮德生作如此評介的僅有錢穆一人，再無他人。

錢穆在對無錫的觀察中發現，這種用創辦實業的贏利來辦教育做公益的狀況，是無錫企業家的普遍共識并近乎行為準則：“其他經商有成，在其家鄉興辦中小學者，乃指不勝屈。其實推而上之，無錫一縣在江南開風氣之先，如竢實東林兩學校，遠在前清光緒戊戌政變前，為全國地方興辦新式學校之開始。規模皆極宏偉，科學儀器亦極齊備。皆由地方人士私費創辦。”“晚清以下，群呼教育救國，無錫一縣最先起。其時學校則多屬私立。”作為一位終身從事教育的歷史學家，錢穆對無錫和無錫工商實業家的觀察和記錄是真實的，內在的褒贊和欽佩也是涌動不已。

錢穆出生在無錫城東七房橋，在蕩口完成了他的小學時代，在常州府中學堂和南京鐘英讀了4年中學，回到無錫后當了10年小學教師和鄉村圖書館館長，4年中師教師和江南大學的1年半教職，在晚年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記》兩書中，不斷地書寫無錫、無錫的生活和無錫的親友，書中飽含著他對故鄉和親友的緬懷與感恩。他的家族，父母，親戚，以及同事、同學等，都以原生態的形象出現在他的文字之中，例如那位“三兼小學”的創辦者、熱心辦學辦醫的鄉村地主秦仲立。錢穆對這些曾經的生命歷程中的同行者，在回望中始終帶著親近和厚道的心態，讓我們看到一位名聲卓著的文化大師內心的真誠與純凈，并沒有因為時世錯綜而丟掉本心，變得浮滑淺薄。錢穆治史，以義理為本，本心的恪守自然是最重要的。

在錢穆記錄的無錫親友中，有我的伯祖父楊權。楊權是祖父的大哥，錢穆兄弟倆讀常州府中學堂時高一級的同學。這亦是我們家族的一個記憶。

錢穆第一次說到楊權，是師范班學生要求撤換錢穆兄長錢摯的班長職務，其時師范班學生年齡普遍較大，大約在三四十歲之間，錢摯僅19歲，被校方任命為班長，老生不滿而要求換人。校長表示，此事要征求全體學生意見，不能只憑師范班學生意見就換人。在學生大會上，楊權率先發言，認為錢摯適合當班長，錢穆如此記錄：“……遂召開全體大會。中學二年級班長楊權，乃無錫同鄉，其人美風姿，面白晳，而兩眉甚濃，擅辭令，長演說，起立侃侃發言，達半小時。大意謂，中學師范同在一校，事事皆待接觸商洽。而雙方年齡相差，不免有捍隔。惟師范班長錢某，與中學生年相伯仲，其人通情達理，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不失為師范班中學班溝通意見一橋梁，請勿易。楊權辭畢，舉座默然，即師范班亦無人起立表示反對，遂散會。先兄仍任班長如故。”

錢穆還說到楊權與新文化運動名人劉半農的關系。劉半農讀書時名壽鵬，以入學考試、升級考試和年終考試三個第一出名，被同學們以一識為榮，但劉壽鵬卻把高一年級的楊權當作大哥。錢穆記錄道：“壽彭最親楊權，言動遵依如弱弟之隨長兄。”楊權畢業以后，錢穆觀察到：“楊權離校，壽彭乃驟若孤立。”在四年級時，劉壽鵬與錢穆一起成為與校方談判的五個代表之一，在參加過畢業考試后，先后退學離開常州府中學堂。劉壽鵬去了上海，參加新文化運動，“易名半儂。有文名”，后來，“獲陳獨秀召，任教北京大學，又名半農，提倡白話文最力。嗣又留學法國。”20年之后，錢穆于1930年到北京任教，與劉半農再次相見，在劉半農家里吃了頓飯，錢穆留下如此記載：“余登其門訪之，留中膳，相語可兩小時。半農絕不提常州府中學堂事，亦不問余二十年經過，亦不談提倡新文學事。不客氣乃舊相識，無深語似新見面。蓋其時半農大名滿天下，故不愿談往事。又知余與彼意氣不相投，不堪相語，故亦不提其新思想。此后遂不相往來。”

再回過來說楊權。在錢穆心中：“楊權倜儻有才氣”，他認為楊權青年時代就有革命理想，他記得“曾有一日，邀余在一教室中密談，歷一時許。彼詳言太湖形勢，沿蘇州無錫宜興一帶港汊分歧，陸上多山巖洞穴，可躲藏。湖中漁民多舉家住大艇中，終年不登岸，即在其艇設家塾教其子女，此輩宜可曉諭以民族大義。我輩果有志革命事業，太湖應可為一理想根據地。默察同學中，如君宜可語此。倘再物色得二四人，當早作詳商，預為準備。越數月，又邀余再作一次長談，大意如前。但不久楊權即中途離校，聞其赴北京，往來北洋軍人之門。蓋無錫楊家與前清北洋軍人有甚為深切之關系。同學中群傳楊權不久當在政界露頭角，但亦不聞其有何活動。”1923年，錢穆從廈門集美回到無錫省立三師任教，在公花園遇到楊權，是相約還是偶遇，不得而知，他如此寫道：“一九二三年之秋，余任教于無錫第三師范，某日曾與楊權相晤于公園中。時楊權年未達四十，而意態頹唐如老人。見余絕不提及以前同學時事，僅寒暄數語即避去。后又相遇三數次，均如是。卒不獲與作一長談。”

對于楊權，錢穆以慨嘆結句：“當此大動亂之世，如楊權宜可成一人才，而終未有所成就，良可惜也。”想必其所不知，離開常州府中學堂后，楊權求學于北京順天高等學堂。1924年楊權參加奉軍郭松齡部任軍需官，郭軍聯合馮玉祥部起兵反張潰敗后，赴廣州任職于革命政府，再赴南京出任南京首都警察廳第一科科長。抗日戰爭爆發后，在慘烈的南京保衛戰時，楊權奉命留守，維護秩序，大屠殺開始后，幾為日軍所害，最終脫險西撤至后方，輾轉于城鄉，1943年病逝于重慶。

時空分隔，我未曾有緣與伯祖父楊權見過，只見過伯祖母鳳氏，但從錢穆先生的記錄，以及我六叔楊立民先生所撰《先父通甫公傳略》中略知一二。如不積勞成疾，英年早逝，伯祖父的功業必將繼續有成。據我六叔所記，有七叔操辦，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將伯祖父楊權的牌位與伯祖母鳳氏同葬于蘇州吳縣香山公墓。錢穆先生于1990年在臺灣逝世，1992年歸葬蘇州太湖西山島石皮山。這兩位無錫同學，少年時相識于常州，數次會晤于無錫，此后如參商遠隔，身后卻同葬于蘇州，豈非天意乎！

夕陽的余暉在大公圖書館的窗臺移動，眼看著就要消失，飲盡殘茶，我的思緒穿越也告一段落了。回家路上，太陽余暉如火灼熱，生活就是如此熱辣著，錢穆先生對無錫和無錫人的情感永遠不會冷卻……而一位對家鄉充滿溫情、懷念和敬意的作家，必定受人敬重。

補記：今天（2025年7月30日）恰逢錢穆先生誕辰130周年。幾位文友小聚，圍繞陸陽的專著《錢穆和同時代的學人》以及錢穆的學術成就，開了一個座談會，亦作紀念。會上頗多真知灼見。聊以前日作完的此文發布，表達對這位文化大師的敬意。

本文參考書目：錢穆《湖上閑思錄》《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錢鍾書《圍城》。楊立民《鴻山楊氏宗譜·寺頭分城支文叔公嫡長系春灝公系譜傳》。

作者簡介

吳歌，文史學者，品牌戰略學者，資深媒體人，研究員，江大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策劃，無錫榮德生企業文化研究會秘書長，正在努力成為一名有文化有情懷的吃貨和文史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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