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為深圳中青年作家群畫像，展現改革浪潮中的深圳文學力量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5周年。45年來，深圳文學始終與改革開放的進程同頻共振。特別是新時代以來，深圳文學中的中青年小說家群佳作迭出、頻綻異彩。12月11日下午，由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深圳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辦，深圳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創研部、深圳市作家協會、深圳市文藝評論家協會承辦的“改革浪潮中的深圳文學力量——深圳中青年作家群現象”研討會在京舉行，探討“深圳中青年作家群”的創作特色與時代價值，展望深圳文學的未來圖景。

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副主席吳義勤，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李一鳴，深圳市文聯黨組成員、專職副主席王國猛出席會議并講話。20余位專家學者以及吳君、秦錦屏、于愛成、梁超等深圳作家代表與會研討。研討會由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主任岳雯、副主任劉濤主持。

深圳文學不斷突破傳統邊界

作為中國經濟騰飛、社會變革的重要前沿，深圳孕育了一股獨特的文學力量。45年來，深圳文學始終與特區建設同頻共振，與改革開放偉大征程交相輝映。尤其在新時代以來，已生長出獨具特色的文學景觀，形成了備受矚目的深圳中青年作家群現象。

吳義勤表示，召開“改革浪潮中的深圳文學力量——深圳中青年作家群現象”研討會，共同探討改革浪潮中深圳文學所走過的道路、所取得的成就，關注新時代深圳文學中青年力量的蓬勃涌現，這無疑具有深刻而重大的現實意義。他指出，深圳文學是觀照新世紀以來中國當代文學波瀾壯闊發展歷程的獨特窗口。進入新時代，以“深圳中青年作家群”為代表的創作力量日益壯大，他們的創作塑造了豐富多彩的新深圳人形象，揭示了新時代進程里中國人的精神軌跡。作品在數量和質量上均取得顯著突破，尤其在書寫都市經驗方面貢獻了一大批重要作品。同時，深圳文學具有強烈的時代性、包容性和探索性。在這片文學熱土上，專業作家與民間寫作者和諧共進，傳統文學與網絡文學交流互鑒，形成了積極開放的良好文學生態。

吳義勤指出，深圳文學具有鮮明的人民性和地域性，新大眾文藝實踐異彩紛呈。此次重點研討的這批深圳中青年作家，大多本身都是這座城市建設的參與者，他們的寫作源于切身的生活體驗與情感共鳴，對快遞員、程序員、創業者、藝術家等各行各業的新時代奮斗者都有關注，對經濟運行、公益活動、城市建設等方方面面的社會內容和生活細節都有表現，尤其是近年來一批生活在深圳各行各業的勞動者，在文學刊物和網絡平臺上發表了大批文學作品，這些創作形態多元、內容豐富、充滿濃郁的社會氣息和扎實的敬業力量，以素人寫作的方式構建了新大眾文藝重要的重要文學成果。展望未來，吳義勤希望深圳文學繼續發揚敢為人先、勇于創新的精神，在新時代文學的新征程上再創佳績、再立新功。

“深圳文學就是海洋，改革活力滿滿，浪潮沖勁十足，洶涌澎湃，驚濤駭浪，卷起千堆雪。”李一鳴表示，深圳從小漁村成為國際化大都市，成為世界發展史上的奇跡，也創造了文學上的奇跡，對城市文學、先鋒文學、打工文學、網絡文學、科幻文學等文學形態與文學概念的萌發、建構、發展發揮了特殊的作用，也推出了一大批優秀作家作品。

王國猛表示，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5周年。45載風雨兼程，深圳不僅創造了世界矚目的經濟成就，也孕育了獨具特色的文學景觀，為新時代中國文學發展注入了強勁的深圳力量。具體表現為：一是根植特區實踐，打造時代文學精品。一批批深圳作家始終敏銳地把握了時代變遷中的新人物、新世界，忠實記錄了這片熱土上觀念的碰撞、精神的追尋和生活的變遷。這些作品以鮮明的現代性敘事和城市化語境，率先描繪出改革開放以來現代中國的探索和進步，以及現代人的精神世界，成為新時代文學中具有重要意義的組成部分。二是堅持人民立場，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深圳文學的發展歷程深刻體現了文藝與人民同呼吸、與時代共命運的本質特征，從打工文學記錄廣大建設者的心聲，到城市文學多維展現城鄉都市精神面貌；從青春寫作勇敢表達新一代成長困惑，到網絡文學以蓬勃生機拓寬文學傳播新空間。深圳文學始終準確把握社會變革中人民群眾的情感體驗和精神追求，這種源于生活、扎根人民的創作導向使深圳文學天然具有新大眾文藝的屬性，既是服務人民的文學，也是由千千萬萬建設者和創業者共同譜寫的時代史詩。三是強化創新驅動，打造文學發展新樣態。創新基因深深烙印在深圳文學的發展脈絡中。近年來，深圳文學不斷突破傳統邊界，與科技、產業和新質生產力深度融合，為新時代文學不斷發展探索新路徑。面向未來，深圳文學將繼續發揚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干的特區精神，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體現新擔當、實現新作為。

做當代文學的“試驗田”

“深圳中青年作家群”以“60后”“70后”“80后”三個代際的作家為主體，以“深二代”作家為主的一批“90后”及“00后”作家持續不斷的補充力量，水平相對齊整，各有特點。吳君、梅毅、蔡東、陳詩哥、厚圃、畢亮、秦錦屏、鐘二毛、謝湘南、陳再見、歐陽德彬、林棹、舊海棠等都成長為全國中青年作家中的重要代表。近年來，海漄、王大可、王卉子、王諾諾、武捷宇、時瀟含、譚鋼、分形橙子等深圳新生代作家崛起，擴大了深圳青年寫作的影響力。

中國作家協會小說委員會副主任潘凱雄指出，隨著改革開放與經濟特區的設立，一個大寫的“特”字為深圳賦予了新的基因，這也成為深圳文學的基因。基因決定著生命特征的底層藍圖，其表達與環境動態交互，它們共同塑造著深圳特區與深圳文學的獨特性。也正是這樣的新基因決定了深圳文學的特點和優勢不在于它的傳統性和基礎性，更在于它的多樣性與創新性。所謂多樣性諸如先鋒文學、打工文學、都市文學、“新移民”文學、網絡文學和科幻文學等多個門類，時而齊頭并進、時而單兵突擊，作品題材廣泛，思想內涵及表達方式具有鮮明個性，但在同一題材、同一主題的具體寫作上，又具有豐富多彩的多樣性。海納百川、兼容并蓄構成了深圳文學最靚麗的基本色調。同時，深圳熱愛文化、尊重文化的氛圍也對深圳文學的快速與健康成長形成了一種雖無形但又是強大的推動力。“當然，特區文學之‘特’的影響力又不是僅僅限于‘特區’那一畝三分地，它同樣也為整個中國文學的創作在提供新的經驗和新的思考。”潘凱雄認為，如今，走過了45年歷程的深圳特區文學創作又來到了一個新的歷史和文化節點，面臨著來自不同維度的新挑戰，當然同時也是新機遇。特區文學的下一步發展，關鍵在于洞察本質，不被各種表面的現象和花里胡哨的主張與口號所迷惑。

“沒有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就沒有特殊的深圳文學。深圳文學的特殊性也就是深圳文學的使命擔當。”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監事長賀紹俊認為，深圳文學是在深圳經濟特區這塊改革開放的試驗田里生長出來的文學，它就應該具有深圳經濟特區的特質，是代表中國文學發展的“試驗田”，也是文學創新的先行者。當然，這也就是深圳文學的使命擔當。45年來，深圳文學在這種使命擔當的激勵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也收獲了輝煌的成績。“深圳文學是這樣完成自己的使命擔當的，它不去追趕文學潮流，而是要開創出新的文學潮流。”賀紹俊說，深圳文學要自覺地將自己置于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位置上，做成當代文學的“試驗田”，當好文學創新的先行者。

在中國作協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梁鴻鷹看來，深圳文學最突出的特點是書寫了改革浪潮中的時代進步，描繪了這片熱土的厚重風物，更刻畫了深圳人的精神成長。其多元性豐富性體現在：包括專業寫作與新大眾文藝、傳統文學與網絡文學，涵蓋移民文學與科幻文學，歷史題材、現實題材、兒童文學、詩歌、報告文學、傳記文學、口述史、散文隨筆等，皆各具特色，值得深入研究。他特別指出，深圳作為先行示范區與大灣區核心引擎，在包括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生物醫藥、綠色發展在內的科技創新、生態文明、社會治理等在內的諸多領域實踐極為豐富，與港澳交流更是日益密切。這些完全可以通過報告文學、紀實文學、非虛構、散文等形式進行深度表達，進一步凸顯深圳文學時代備忘錄、心靈史和風物志的作用。他相信，通過廣泛學術推介，深入研討總結，深圳作家在今后的創作中必將取得更豐碩的成果。

深圳文學的核心特質在于一個“新”字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建軍針對中青年作家如何克服寫作焦慮與擺脫困境提出建議。他援引文學史現象，指出托爾斯泰等偉大作家的代表作多在50歲后創作出來的，強調“長篇小說寫作不僅是觀念和方法的問題，也需要生活經驗、思想、信念和道德精神”，因此，中青年作家“不要著急”，要慢慢積累，慢慢提高，將創作計劃放長，像柳青一樣，將數十年作為“一個單元”。他進一步提出，偉大的文學產生于崇高的道義感形成的時代，并以齊邦媛、王鼎鈞等作家晚年創作經典為例，提出成熟的漢語寫作應具備優雅的古典主義氣質。

《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劉瓊認為，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實踐的重要成果，而深圳文學也是一個獨特的存在。深圳經濟特區的建立歷史雖不長，但地位特殊，已形成了獨特的城市經驗主體。當前核心問題是：與這種經驗相匹配的深圳文化主體是否確立？以及深圳文學的書寫主體應如何對其進行充分把握和表達。她提醒，這是深圳文學發展中值得關注的關鍵。

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委員會委員張陵談到，深圳既是“深圳人的深圳”，更是“中國的深圳”，因此中國作家要讀懂深圳，而深圳的作家更應該讀懂深圳，并應努力成為讀懂深圳的“優等生”。如今可以看到，一大批深圳作家已用優秀作品向城市交出合格甚至優秀的答卷。“作家讀深圳的本質，在于直面其經濟發展中的矛盾沖突，并深刻認識其中迸發的社會先進思想和發展動力。”張陵認為，這一過程使作家的創作思想不斷縮短與城市精神的距離，而優秀作品更能超越城市精神，為其打開新的空間。最終，唯有讀懂了深圳，才能明確深圳文學的發展方向，并應在此基礎上建立其應有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

《小說選刊》主編付秀瑩認為，深圳文學的核心特質在于一個“新”字，它包含新的人物、新的經驗、新的觀念、新的精神甚至是新的世界。作為在改革浪潮中最早領受時代風氣之先的文學，它最有能力對我們這個時代的風起云涌、風吹草動作出敏銳回應，也最有可能觸摸到時代的精神秘密，因此具有特別獨特的位置，是值得被反復討論和深入闡釋的一個文學現象。尤其是深圳作家在書寫城市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獨特的優勢。作為深圳文學的主體力量，中青年作家群以各自不同的審美情感、生命經驗、創作風格、精神氣質，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共同書寫深圳故事，旨在為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展提供帶有強烈的深圳標識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敘事。

廣西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張燕玲以《深圳維度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敘事》為題，指出深圳文學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的關鍵詞。她列舉了蔡東、海漄等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群，認為其多元創作從移民文學直至素人寫作，為時代提供了新的文學素質，共同匯聚成深圳維度的中國經驗與中國敘事。她還感動于深圳文學的理性自覺，認為以楊宏海、湯奇云、于愛成等為代表的評論家一直以一種創新活力和系統研究進行文學經典化的工作。此外，深圳在網絡文學、科幻、短劇等新形態的繁榮，使其成為新大眾文藝的聚集地。“深圳的文藝大眾將宏大歷史‘肉身化’了，還原到具體的充滿生機的生活日常，使時代的浪潮具體而細微地從深圳人的塵埃中一點一滴地生長出來，似乎微不足道，卻承載著時代重量。既草根，又玄幻；既大眾，又詩意。我認為這得益于深圳八面臨風、容納百川的潮汐熱土，開放進取的精神氣質，及其文學創新的萬種可能性。可以說，深圳文學構成了我們時代真實而磅礴的一方文學天空。”

在《文藝報》總編輯劉颋看來，深圳文學主要具有時代性、先鋒性、現實性、多元性和未來性等特質。“深圳文學的本質是時代之子。”劉颋說，深圳作家自深圳誕生之初便以文學形式理解和表達“特區之特”。同時，她指出深圳文學經歷了“從外來到生長在地性的發展過程”，但目前對“深二代”甚至是“深三代”的刻畫尚不充分。因此，深圳文學在未來需回答一個核心問題：如何“把握深圳的文化特性，塑造深圳本身的特質”。

實踐“文學+”發展模式

花城出版社社長、《花城》雜志主編張懿肯定深圳已形成由市區作協、深圳讀書月、鵬城文學院等構成的系統性文學生態，并期待整合資源形成更強合力。同時，她特別強調應深入開掘“新大眾文藝”的沃土，系統梳理相關創作并與粵港澳大灣區形成聯動，重點關注如詩集《我的余生》這類體現“深圳溫度和文學厚度”的普通人故事。她進一步提出，出版平臺應聯動雜志，重點發掘“95后”文學力量及網絡作家等潛在視線之下的作者，以全面激發深圳這座年輕城市的多元創作生態。

《小說選刊》副主編顧建平認為，歷經45年，深圳成為“廣東文學的半壁江山”和“中國當代文學的重鎮”，其成功與對文學的高度重視密不可分。他指出，深圳是基層辦刊密度最大、質量最高的城市，如《紅棉》等具有全國性影響力。深圳文學的活力還來源于它的多元和不拘一格地吸引人才，大量外省移民作家為深圳文學帶來了“文化雜交的優勢”，并率先推動了“素人寫作”“打工文學”等。深圳真正做到了大眾愛文學、讀文學、創作文學，是建設新大眾文藝的先進示范。

中國作家網總編輯王楊認為，深圳作為經濟發展前沿特區，其文學發展呈現出獨特面貌。一方面，深圳文學過去更關注“現在”和“當下”，如打工文學、都市文學，但近年來創作視野不斷拓寬，開始更多指向了歷史、未來，科幻、兒童文學等類型共同構建了一個多元開放的文學創作體系，拓展了城市文學的邊界。另一方面，王楊著重指出深圳文學土壤的培育機制。她以文學內刊《紅棉》及“紅棉文學獎”為例，說明深圳的文學期刊和文化政策具有很強的開放、創新以及多元的特質。這些內刊平臺不僅面向全國，也積極關照本地特殊群體，并通過組織創作實踐、推動文學與產業結合，實踐著“文學+”的發展模式。“深圳在文學土壤的培育及文學與城市的互動方面，其經驗為文學發展提供了可參照的樣本。”

《長篇小說選刊》主編宋嵩從全民閱讀角度理解深圳文學，指出判斷一個地方是否為“文化沙漠”并非看創作人數，而應看有多少人從事閱讀、從事觀劇這樣的文化行為。他援引在深圳的調研成果，指出深圳豐厚的全民閱讀土壤是孕育作家群的重要基礎。此外，深圳還通過科技引領和創新服務，如與電商平臺合作“云閱讀”、提供“送書上門”等，切實解決市民借書“最后一公里”的難題，并積極滿足老年人、視障人士等差異化需求。宋嵩總結稱：“正是因為深圳有了非常豐厚的全民閱讀的土壤，才能培養出‘深圳中青年作家群’這樣一枝獨秀的創作群體”。他建議其他地方若想效仿，抓好全民閱讀是至關重要的舉措。

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理論研究處副處長、副研究員李壯表示，深圳文學與城市之間存在既對話又反常的關系。深圳是鮮明的改革開放符號，而深圳文學則是非符號化的，其內部關系非常錯綜復雜而具有層次感，難以用單一關鍵詞概括，這恰恰體現了改革開放的魅力和歷史特征。在李壯看來，深圳文學的一大長板是對城市經驗的文學呈現。由于深圳是中國現代都市經驗中“最早的高度內化、生命化、身體化”的地方，作家能深刻書寫都市個體經驗。通過親身游歷，他還觀察到深圳實體文學活動吸引大量年輕讀者，參與人數在全國可謂名列前茅。特別是深圳聚集了大量高精尖行業的青年人，他們作為新大眾有能力和意愿參與文學生活，這為“新大眾文藝”賦予了與以往不同的內涵，展示了“誰在創造新大眾文藝、誰在參與新大眾文藝”的更豐富的維度。

建構深圳文學的主體性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楊慶祥指出，深圳文學發展45年，目前需要具有生產性和建構性的理論命名與闡釋。他呼吁通過理論梳理，提煉出能夠完全不一樣地打開深圳文學視野的概念體系。面對未來，楊慶祥建議從三個路徑深化創作：書寫“城的歷史”，包括深圳的“前史”；記錄“人的歷史”，如普通人與企業家的故事；描繪“物質的歷史”，如建筑與科技產品。通過將城、人、物相勾連，深圳文學方能獲得應有的廣度、深度，創作出足以留存時代的作品。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叢治辰對深圳文學的構成進行了梳理，指出其具有五個主要面向：一是基于高度城市化背景的都市心理書寫；二是龐大的打工文學生態；三是聚焦城市歷史與人性的作品；四是如財經小說等類型寫作；五是與深圳務實氣質密切相關的非虛構寫作。談及深圳文學的未來，叢治辰期望深圳文學能夠探索更具本土特色的都市書寫；同時要審慎對待歷史敘事，著力建構屬于深圳自身的歷史記憶，并強化文學對城市的反向建構作用，在創作中更加積極張揚改革開放精神和特區精神。

《詩刊》副主編霍俊明聚焦深圳詩歌，他認為，深圳曾憑借移民潮的沖擊感和改革前沿的信息差，形成了鮮明的寫作優勢；同時，眾多本地詩歌刊物的推動也構成了重要的生態支持。隨著中國社會的整體發展，這些已逐漸常態化。他特別關注到，新一代青年詩人尤其是“80后”在現有生態中更多是作為一種群體現象存在，而非涌現出標志性的個體代表。因此，他提出的核心關切是：如何將新一代青年詩人從“文化現象”培育為重要的“文學個案”，是深圳文學面臨的核心挑戰。

在光明日報高級編輯饒翔看來，深圳文學最大的特點就是現實感和時代性都非常強，迅急反映社會脈動。他形容深圳中青年寫作是“勇猛精進的寫作”，需產生革新性以匹配深圳速度和深圳高度。為此，他建議，深圳作為新質生產力發展中心，作家應具備直面硬題材的勇氣，敢為天下先，書寫高科技等前沿題材。同時，在城市文學書寫方面，深圳文學在表現現代性的同時，也須包含對現代的反思和批判，并應深挖并建構深圳的文化主體性，以及重視深圳文學的人民性和市民性。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執行主編崔慶蕾指出，討論深圳文學需認識到其與城市的共生性極強。一方面，作為移民城市，深圳的人員結構復雜帶來了寫作主體與主題的駁雜、多元和豐富。另一方面，作為改革先鋒，這座城市也賦予了文學先鋒特質，這種先鋒性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城市文學以及當下的鄧一光、蔡東等作家的作品中均有不同形態的體現。此外，深圳作家在書寫當下經驗的同時重視對于傳統的承繼與融合。他認為，當前對深圳文學的研究不夠充分。這既源于其自身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帶來的難度，也與研究力量不足有關。他強調，深圳文學的獨特性和復雜性還遠遠沒有被發掘和呈現出來，需要更多研究力量來參與和研究。

“文學作為一種方法，構成了深圳敘事的一體兩面。”中國作家協會網絡文學中心研究處副處長鐘媛提出，所謂“一體兩面”有兩層含義：一是指“從上而下”與“從下而上”，二是指深圳作為移民城市形成的“由外而內”向生成中的“由內而外”的敘事轉變。具體來說，一方面是從上而下的敘事，它與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象征空間緊密相關，其講述往往是跟英雄和開拓者的敘事相構成；另一方面是從下而上的敘事，深圳作為一個容器，盛下關于普通人的故事，講述他們的欲望、夢想與精神苦痛，構成城市內在的彈性和韌性。她認為，文學前期參與了深圳城市性格的塑造，但城市反哺文學、形成深圳文學主體性的過程，即“由外而內到由內而外的生發尚處于未完成的狀態”。

劉濤在研討會總結中指出，本次會議圍繞深圳文學的發展提煉出“七個關鍵詞”，即時代性、包容性、現實性、先鋒性、跨界性、多元性、創新性。他認為，這七個詞語較為全面地概括了深圳文學的歷史、現實、特征、層次、使命和責任。他期待深圳推出更多優秀作品與作家，并呼吁專家學者們持續關注和支持深圳文學的發展。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 謝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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