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解讀武大性騷擾案判決：法院如何認定男生不構成性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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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原文發布于7月26日，于7月28日被投訴刪除，現重新發布。

武漢大學女生控訴男同學在圖書館內“性騷擾”敗訴的案件，各位應該都看到了吧。

不了解案件經過的，可以自行查閱相關了解詳情。

女生控訴文

在法院昨日作出判決后，原告楊某延續此前在公開控訴文中披露男生個人信息的做法，再次將未作任何匿名處理的完整一審判決書上傳至互聯網，原、被告及證人等當事人的身份信息全部公開，雖然已經刪除，但還是被網友保存了下來。

原告感慨“這判決也沒給我留活路”。

在司法程序已塵埃落定的背景下，這樣的發言，似乎更像是在為情緒尋求補償，而不是在尊重法律的結果。

她曾自信滿滿地發帖記錄“維權”過程，如今卻感慨判決沒有給她留一條生路。令人遺憾的是，有些人并不真正期待一個公正的裁判，而更希望裁判結果能服務于自己的“劇本”。

正因為她的這一次沖動的“公開”，公眾才得以在第一時間了解案件判決的完整內容。

根據法院的判決，認定被告男生肖某的行為不構成性騷擾，主要理由有兩點：

第一，原告所提交的證據，無法證明被告男生當時存在性騷擾行為；

第二，本案不符合“針對特定受害人”的構成要件。

下面我們將依據女生公開的判決，對法院的認定不構成性騷擾的理由進行分析。

1.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肖某實施性騷擾

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規則，原告提供了以下證據：

（1）原告楊某提交了跨度約1小時的4段視頻，內容顯示被告在桌下將左手放在兩腿之間，手部有輕微且不規律的動作。

法院認為，從視頻中肖某的手部動作，無法得出其存在“自慰”行為的結論。

（2）原告楊某提交了被告肖某的道歉信及錄音。

錄音中，肖某最初表示：“我真的對不起，如果你剛才跟我說，一定幫你馬上刪了”，并在道歉信中寫下“拍了姐姐，侵犯隱私權”等內容，之后又陳述“沒拍”，并寫下“做了下流的事”，但未指明具體時間。錄音中，原告楊某也始終未明確因何事要求肖某道歉。

法院認為，道歉信和錄音內容前后矛盾，無法達到證明目的。

（3）公安機關對被告肖某的詢問筆錄及在場證人黃某的詢問筆錄。

肖某報警后，在筆錄中稱：女生在圖書館大聲指責他，要求寫道歉信，他出于息事寧人寫下內容，但自己并未意識到有任何惡心的行為。證人黃某在筆錄中表示，未看到被告有具體的騷擾動作，也未聽到任何騷擾性言語。

道歉信的內容與公安筆錄存在明顯出入，法院據此認為，無法得出被告存在“自慰”行為的結論。

（4）被告肖某提交了其就醫咨詢記錄、患處照片及購買藥品記錄等材料。

法院認為，案發時正值夏季，肖某母親確于當天中午托人購藥，故被告因皮膚瘙癢而抓撓患處，具有高度可能性。

（5）武漢大學作出的處分決定。

處分決定中認定肖某存在“不雅行為”，但未認定為“自慰”或“性騷擾”。

綜上，原告楊某主張被告肖某存在“自慰”行為的意見，法院未予采納。故被告肖某的行為不屬于法律意義上的與性相關的騷擾行為。

2.本案不具備針對特定受害人的性騷擾構成要件

“性騷擾必須以特定的受害人為對象”——這是法院在本部分開頭即作出的明確判斷。

如果行為本身未指向特定對象，即便該行為可能令某人或部分人感到不適，也不應被認定為性騷擾。該構成要件亦是判斷是否“違背他人意愿”的前提基礎。

具體到本案，事發地點為圖書館的開放式自習區域，過道上始終有學生往來。被告肖某面對的并非僅為原告楊某。在整個事件持續約兩小時的時間內，雙方未發生任何形式的接觸。原告楊某亦陳述，系因察覺桌面晃動，懷疑被告存在“自慰”行為，才開始取證；而被告肖某則自始至終未與原告進行任何交流。

期間，原被告均曾數次離開座位后返回。被告在書桌下進行的動作較為隱蔽，無法體現其存在意圖使原告察覺的主觀故意。

因此，法院認為無法認定肖某系針對楊某作出性暗示或性挑逗行為。

3.總結

綜上，法院認定被告肖某的行為不構成性騷擾，主要基于以下兩方面理由：

其一，原告提供的證據無法證明被告肖某實施了性騷擾行為。包括視頻、道歉信、錄音內容及公安機關的調查筆錄，均無法證實被告存在“自慰”行為；同時，被告提交的醫療記錄亦顯示其存在皮膚病癥狀，具備因瘙癢抓撓的高度可能性。

其二，本案不具備“針對特定受害人”的構成要件。案發地點為開放式圖書館，雙方未發生任何接觸或交流，被告的行為亦無證據表明具有使原告感知的主觀意圖，無法認定其行為系對原告實施性挑逗或性暗示。

基于上述兩點，法院最終認定被告行為不構成《民法典》第1010條規定意義上的性騷擾。

律師觀察

有幾點提醒大家。

1.“息事寧人”沒那么簡單

此前我曾撰寫多篇關于，其中一篇便提到，在未明確告知具體違法行為的情況下，要求男乘客“主動交代”——這種做法，與本案中被告肖某手寫“道歉信”的情形如出一轍。

很多讀者問我，如果自己遇到類似情況該怎么辦？

要牢記一個原則：誰主張，誰舉證，切勿落入“自證陷阱”。

不要試圖自己證明自己無罪，也不要試圖“主動認錯”以求息事寧人。你最清楚自己有沒有做違法的事，如果沒有，就不要為了避免麻煩而寫下什么“認錯書”“悔過書”或“道歉信”。你想著平息風波，對方可能卻想著將你釘在恥辱柱上。

你寫下的每一句話、簽署的每一份文件，都可能成為對方在法庭上指控你的有力證據。

2.不要迷信權威

武漢大學在尚未查明事實的情況下，為了應對輿情壓力，迅速對被告作出“記過”處分。但事實證明，這一決定并不基于完整調查與充分證據，而是出于維穩和公關的需要——犧牲的，是個體的名譽與身心健康。

如今法院明確認定涉案男生不構成性騷擾，司法判決具有明確的證據規則和裁判標準，遠比高校內部處理機制更為嚴謹。

那么，請問武漢大學將如何回應這一失誤？又將如何彌補當事人所遭受的二次傷害與長期影響？

很多人容易陷入一個誤區：以為高校作出的處分就是“蓋棺定論”，甚至等同于法律結論。

進而對涉事男生進行網暴。

但實際上，高校的行政處理權并不等同于司法權。高校紀律處分強調的是“內部管理”，依據的通常是校規校紀，程序和標準都遠低于司法體系的審查強度。在輿論壓力下作出的緊急決策，更容易犧牲程序公正、事實查明與當事人權利。

前段時間，大連工業大學處罰女學生的爭議曾引發群嘲，被不少人批評為“不入流高校”才會犯這種低級錯誤。

可現實是，即使是985名校、全國重點，也未必具備足夠的治理理性與程序意識。連武漢大學這樣的高等學府，在面對爭議時也可能選擇“先定性、后補證”，以犧牲個體換取整體“聲譽”。

這也再次提醒我們：不要輕信所謂權威所給出的“處理結果”，尤其是在事實未查明、證據尚存爭議時。

高校的權威，建立在其對知識和理性的尊重之上；一旦在輿情面前喪失獨立判斷，權威也就不再具備應有的正當性。

“世界是個草臺班子”這句話的含金量，還在持續上升——它提醒我們，在面對體制與話語權時，更應保持獨立判斷與法律意識。

3.慎用“指南”，警惕誤導

如今在小紅書、抖音、快手等社交平臺上，充斥著大量由用戶自制的“法律指南”，例如“性騷擾取證詳盡攻略”等。

然而，真實的司法審查標準，遠高于這些“攻略”所描繪的水準。

以本案為例，原告楊某拍攝了4段視頻、獲取了道歉信，正是這些指南中頻頻強調的“關鍵證據”。可在法院看來，這些材料并不足以構成對被告不利的法律證據。

更何況，許多人只學了一半，另一半卻全然忽略——比如指南不會告訴你：隨意發布涉案他人信息，極有可能反噬自己。

本案原告不僅在事件初期發布信息，還在敗訴后再次公開未做隱私處理的判決書，其法律后果仍在發酵之中。

4.回歸法治的常識，抵御情緒的浪潮

一樁未被證實的指控，一紙未經審慎調查的處分，一場瞬間點燃的網絡狂歡，幾乎將一個普通男大學生徹底吞噬。這起“性騷擾敗訴案”，不僅是一起具體的司法糾紛，更是一次對我們社會法治意識、程序觀念與公共理性的集體拷問。

性騷擾當然應當被嚴肅對待，但前提是證據確鑿、程序正當、定性準確。我們不能以“聲援受害者”的名義，剝奪他人最基本的權利保障；也不能在“相信她”與“網暴他”之間，用情緒取代證據，用流量碾壓正義。

在網絡傳播日益加速的今天，我們更應警惕“公共情緒化對法治理性的反噬”。不迷信權威、不盲信社交媒體的“法律指南”、不在程序之外“速戰速決”，這是對每一位公民基本的尊重，也是社會免于恐慌、誤判與冤錯的最后底線。

在真相未明時保持克制，在喧囂中堅持法治，這是每一個理性社會的必修課。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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