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宏軍：二十四節氣的理論體系建構者

在黃河流域的麥田里，天地之中的告成觀星臺，在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遺時，有一個名字與“二十四節氣” 的文化基因緊密相連 —— 呂宏軍。他不是最早記錄節氣的先民，卻是節氣的傳承者，他不是節氣民俗的創始者，卻是揭示節氣民俗的本質；他不是農耕時代的農夫，卻是讓古老節氣在當代煥發新生的擺渡人；他不是節氣的制定者，卻是節氣理論的建構者。從嵩山腳下地中的圭表測影，到《二十四節氣?黃河文明的杰作》的字字珠璣；從為節氣申報世界非遺提供起源依據，到在央視講解“春分麥起身”的物候密碼，這位戴著眼鏡、中等身材的“節氣人”，用四十載光陰為二十四節氣筑起了一座理論豐碑。他讓“老皇歷”變成了“活學問”，讓田間地頭的諺語升華為人類共享的文化遺產，讓二十四節氣從“時間刻度”成長為“文明符號”。呂宏軍，早已成為二十四節氣研究的“定盤星”，標定著這一古老智慧的學術高度，指引著它的傳承方向。

源起地中，情系時序

二十四節氣的根，扎在黃河流域的農耕土壤里；呂宏軍與節氣的緣，始于天地之中嵩山腳下的童年記憶。1963年出生的他，少年時滿眼是“清明前后，種瓜點豆”的農諺，是農民根據“白露種高山，秋分種平川”安排播種的身影，是老街槐樹下村民們“看天吃飯”的閑聊。這些碎片化的記憶，像一顆顆散落的麥粒，在他心中悄悄埋下了探究節氣的種子。

呂宏軍對二十四節氣的認知來源于其父親。他的父親呂江水曾于1950年創辦登封縣文化館，負責管理和維修觀星臺，后又長期擔任登封縣文教局局長，并致力于節氣文化的傳承和研究，故對二十四節氣非常精通。1975年，在其父親參加修繕觀星臺時，首次向他講述周公測影定二十四節氣“兩至兩分”的經歷。由于年少，雖然他腦海中沒有真正理解周公測影與節氣的關系，但周公測影則深深的印在他的心中。之后在其父潛移默化的影響下，他漸漸認知了二十四節氣，并成為節氣的踐行者。而他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返鄉時，他背著一捆關于天文歷法的古籍回到嵩山，心里就有一個念頭：“要把嵩山腳下的觀星臺的節氣故事講清楚。”

起初在河南省嵩山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工作時，他就非常關注節氣與當地民俗的緊密關聯：立春“打春牛”時，老農會念叨“春打六九頭，耕牛滿地走”；清明掃墓時，人們會根據“清明斷雪，谷雨斷霜”判斷農事；冬至吃扁食時，長輩會說“冬至長，夏至短”。他帶著筆記本跑到登封許多個村莊，記錄下眾多條節氣諺語，村里的老把式都笑他：“宏軍這是要把老天爺的脾氣摸透啊。”

1991年進入政府辦公室工作后，他在起草農業方面的事項時，開始注意加入節氣元素。他引用“小滿不滿，麥有一險”提醒防旱，用“秋分早，霜降遲，寒露種麥正當時” 指導小麥播種，讓枯燥的政策多了幾分“土味”智慧。2002年調任地方史志辦公室主任后，他從整理地方志中的節氣記載入手，發現從明清《登封縣志》到明清《嵩山志》，關于節氣的記錄多是“碎片化”的——或記民俗，或載農諺，卻從未有過系統的理論梳理。他在辦公室的破桌子上鋪開稿紙，寫下第一行字：“二十四節氣，非唯民俗，實乃科學；非唯時序，實乃文明。”這句話，后來成了他研究節氣的核心綱領。

五階演化，解密誕生

在呂宏軍的書房里，《二十四節氣?黃河文明的杰作》的手稿堆成了小山，藍筆寫就的正文旁，紅筆批注密密麻麻，像麥田里的田埂，劃分出清晰的邏輯脈絡。這部耗時8年完成的著作，引起學界關注的是他首次提出的二十四節氣“五階段演化論”—— 這不僅是為節氣梳理了“成長史”，更從根本上確立了它的學術地位。

新石器時代至商朝探索期：他在書中引用西水坡遺址、陶寺遺址、閼伯臺等，證明先民已通過觀測日月星辰記錄時間。“那時沒有‘節氣’之名，卻有‘觀象授時’之實。”他在登封唐莊鄉考察時，發現一處新石器時代的祭祀臺，臺面朝向與冬至日太陽升起的方向吻合，“這就是最早的‘節氣實驗室’。”

西周奠基期：西周時產生的“兩至兩分”，即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是節氣的雛形。他對照《周禮》中“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的記載，在登封觀星臺實地模擬：“周公測影臺的圭表，就是最早的‘節氣測量儀’，測得‘夏至日影一尺五寸’，正是‘天地之中’的地理坐標。”

春秋戰國初步形成期：社會變革催生了更精細的時間劃分。他在《左傳》《呂氏春秋?十二紀》中找到證據，證明此時已出現“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立節氣和“四立”及“兩至兩分”外的16個節氣。“這就像給一年時間安上了‘承重墻’，剩下的節氣只是填充細節。”

秦漢確立期：國家大一統推動了節氣體系的成熟。他以《淮南子?天文訓》為核心闡述了二十四節氣的確立，又以漢武帝時《太初歷》，首次將二十四節氣完整納入歷法來指導農耕生產的時辰，“就像給時間的長河安上了刻度。從此‘節氣’不再是模糊的概念，而是精確的農耕時間表。

西漢至清初發展完善期：節氣在實踐中不斷精細化。他梳理了從東漢《四分歷》到唐代僧一行的《大衍歷》，再到清代《時憲歷》的歷法改革對節氣完善的重要意義。同時還指出這一時期的核心貢獻是“七十二候”的完善——即每節氣分三候，每候五日，以物候現象細化節氣特征。“如果說二十四節氣是時間的‘骨架’，七十二候就是‘血肉’，讓抽象的日期有了更加具體的自然信號。”

五階演化理論體系的確立，使二十四節氣形成的歷史階段清晰明了。學者評價：“呂宏軍讓二十四節氣從‘經驗總結’變成了‘科學體系’，就像給散落在地的珍珠串上了線。”

環境密碼，地理根基

“二十四節氣為何誕生在黃河中下游？”這是呂宏軍研究中始終追問的核心問題。在他看來，節氣不是憑空出現的“時間智慧”，而是特定地理環境的“文化產物”。他在書中從七大維度解碼，像一位偵探還原著節氣誕生的“現場”。氣候的饋贈：黃河中下游的“四季分明”是節氣的自然前提。他對比了中國南北氣候差異：海南全年無冬，東北長冬短夏，唯有黃河流域“春暖、夏熱、秋涼、冬寒”的節奏，讓“立春”“立秋” 等節氣有了明確的物候依據。登封氣象站 60 年的記錄顯示，當地“夏至”平均氣溫 26℃，“冬至”平均氣溫 - 1℃，溫差恰與節氣描述的“寒暑交替”完美對應。

地理的獨優：觀星臺所處的“天地之中”，在古代基本上就是中國的中心地帶，而在這個地方制定歷法適用范圍最廣，由此成為中國古代天文活動的中心，從而為以天文學為基礎而形成的二十四節氣奠定了地理和天文科學的基石。

農耕的驅動：黃河中下游地區是中國早期的農業文明的中心，而農耕就需要精確的時間指導。從裴李崗遺址、仰韶遺址、龍山遺址發現的黃河中下游先進的農耕技術，說明當時的農耕已從‘隨遇而安’變成‘按計劃生產’，必須知道何時播種、何時收割。

人文的積淀：河洛文化的“敬天”傳統滋養了節氣。他考證出，從相傳帝堯“觀天授時”到周公測影，黃河流域的先民始終將“觀天”與“治世”結合。中原“立春祭神”的禮儀，“說明節氣已從‘指導生產’升華為‘精神信仰’，有了文化的厚度。”

科技的支撐：黃河中下游天文觀測技術的進步讓節氣更精準。他研究了從“土圭”到“渾儀”的工具演變，指出戰國時期的石申和甘德、漢代的張衡、元代郭守敬等天文學家，通過改進觀測工具，將節氣測定誤差從“日”縮小到“時”，測日影長度從“厘米”精確到“毫米”。正是這種“精益求精”的科技精神，讓節氣有了科學的“硬內核”。這些論證，徹底終結了“節氣是‘泛中華文化’”的模糊認知。

活態傳承，非遺實踐

當有人把二十四節氣當作“過時的老黃歷”時，呂宏軍早已意識到：“保護節氣不是放進博物館，而是讓它活在當下。”作為河南省唯一的二十四節氣非遺代表性傳人，他的實踐像一場“文化接力”，讓古老智慧接上了當代地氣。從文本到田野：他帶著團隊記錄活態民俗。在登封大金店鎮，他拍下“立春打春牛” 的全過程 —— 村民用桑木做牛身，紙糊牛肚，內裝五谷，打春后搶“牛碎”寓意“五谷豐登”；在潁陽鎮，他記錄“冬至吃扁食”的習俗，老人們說“冬至不吃扁，凍掉耳朵沒人管”，背后是“冬至養生”的智慧。

從課堂到生活，他推動開展節氣進校園、進社區活動。在登封觀星臺他設計了“節氣觀測課”，讓學生用圭表測量日影變化；在社區活動中心，他開講“節氣養生”，教居民“春養肝、夏養心”的道理。從地方到世界，他是節氣申遺的重要推手。

在二十四節氣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啟動后，他作為河南省二十四節氣傳承地的代表，其所闡述黃河中下游地區的天地之中的地理優勢、四季分明的氣候特征、發達的農耕生產和眾多的人口，是二十四節氣誕生于中原的原因，為二十四節氣的誕生地奠定了理論基礎。

2016 年，二十四節氣成功列入非遺，他在現場流下了眼淚：“這不是終點，是新的起點。”從傳統到創新：他探索節氣的當代表達。他與有關部門合作開發“節氣飲食養生食譜”，將“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的諺語轉化為營養配方；他指導登封景區設計“節氣旅游線路”，讓游客“清明看麥浪、夏至觀星影、秋分賞紅葉、冬至品扁食”。“節氣不是老古董，它可以是年輕人手機里的‘農事 APP’，是餐廳里的‘節氣菜單’。”

理論突破，學界標桿

在呂宏軍看來，二十四節氣研究很大的誤區，是“把民俗當本質，把表象當內核”。他的學術貢獻，正在于撥開迷霧，讓節氣的“科學本質”與“文化價值” 清晰呈現。厘清節氣與民俗的關系：“節氣是骨，民俗是肉”，這是他最精辟的論斷。他指出，節氣的本質是“太陽歷的時間刻度”，屬于自然科學范疇；民俗是人們根據節氣創造的“文化表達”，屬于社會科學范疇。

確立節氣的科學屬性：他用大量數據證明，節氣不是 “經驗主義”，而是 “精密科學”。通過對比現代氣象數據與古代節氣描述，他發現“雨水”前后登封的降水量平均增加 30%，“芒種”前后小麥的成熟期誤差不超過5天。“古人沒有衛星云圖，但通過數千年的觀測，總結出的規律與現代科學高度吻合。”

構建節氣的理論體系：他所著的《二十四節氣?黃河文明的杰作》一書，將節氣研究從“碎片化”提升為“系統論”。以往學者多研究節氣的“某一點”，而他建立了“環境——起源——發展——內涵 ——影響——傳承”的完整框架。北京大學宋豫秦教授評價：“作為二十四節氣研究史上極富有創新意義的著作，本書的面世將為人們研究二十四節氣打開一個明亮的窗口。”該書不僅是一部研究二十四節氣理論的力作，更通過嚴謹考證揭示了節氣作為中華文明核心遺產的深層邏輯，故此書是研究二十四節氣里程碑之作。

解答爭議性問題：他像一位 “節氣法官”，終結了多個學術爭議。比如“節氣的排序起點”，有人認為是立春，有人認為是冬至，他通過考證《史記?天官書》《太初歷》等文獻，指出：“天文排序以冬至為始，農耕排序以立春為始，二者并行不悖。”

薪火相傳，文明之光

呂宏軍的辦公室里，有一個特別的書架，擺滿了各種各樣與節氣有關的書籍，還有各界人士寫的論文，有中小學老師設計的 “節氣手抄報”，還有農民朋友記錄的農諺等。“節氣的傳承，不在我的書里，在他們的手里。” 他常說。

培育研究梯隊：他在河南農業大學、河南工業大學等高校向學生傳授二十四節氣知識，還帶他們到觀星臺實地講述節氣形成的原理。同時為了更好的傳承優秀的二十四節氣文化，他收了12名弟子，向他們傳授二十四節氣文化，從而使二十四節氣文化后繼有人。

開展國際對話：他讓節氣走向世界舞臺。在日本大學講學時，發現日本從中國學習的二十四節氣至今未變，唯“驚蟄”日本寫的是“啟蟄”。有人問何故？他解釋說：“‘驚蟄’在唐代時曾一度改為‘啟蟄’，日本遣唐史來唐朝學習時，‘驚蟄’寫的就是‘啟蟄’，所以遣唐史將二十四節氣帶回日本后一直用的是‘啟蟄’”。

創新傳播方式：他善用新聞媒體講節氣。他先后在央視、頭條等50余家媒體上講述二十四節氣文化，而且每個節氣都要舉辦一個二十四節氣公益大講堂，向世人宣講二十四節氣文化，使節氣文化得到有效保護和傳承。

筆耕不輟，初心不改

呂宏軍的書桌抽屜里，鎖著一本泛黃的筆記本，第一頁寫著 1987 年從北師大畢業后工作時的誓言：“用一生讀懂節氣，用筆墨留住智慧。”如今 36 年過去，這本筆記已記滿12本，而他的初心，還像剛寫下時那樣鮮活。他至今保持著手寫的習慣，說：“筆尖與紙的摩擦，能讓思考更扎實”。那部他主編的80余萬字《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二十四節氣》，內容豐富，是二十四節氣實踐的總結。而那部理論性的《二十四節氣?黃河文明的杰作》，8 年改寫了 20稿，光修改批注就有5萬字。他的“較真”在學界出了名：為考證“清明”的起源，跑遍10座圖書館、博物館查資料對比唐代碑刻；連續十余年記錄登封物候，驗證“七十二候”的準確性。“節氣是‘天地的語言’，翻譯錯了就是對自然的不尊重。”62歲的他仍在忙碌：“二十四節氣與氣候變化” 課題已收集5年數據；還整理農諺數千條。窗臺上的“節氣菜” 郁郁蔥蔥，像在印證他的話：“節氣的生命力，不在書本里，在土里，在生活里。

站在登封觀星臺的圭表前，看日影在刻度上緩緩移動，就像看到呂宏軍四十載的研究軌跡——精準、堅定、從未停歇。他用理論為二十四節氣筑起了“學術地基”，用實踐為它鋪就了“傳承之路”。當后人談論二十四節氣，會記得有這樣一位學者：他讓“老皇歷”有了“新生命”，讓“時間智慧”成了“文明符號”。

呂宏軍，這位二十四節氣的理論體系建構者，早已與他研究的對象融為一體—— 像春分的陽光溫暖不熾烈，像冬至的土地厚重有力量。他的貢獻，不僅在于建構了一套理論，更在于證明了：真正的文化傳承，是讓古老智慧接上當代地氣，讓歷史的種子在現實的土壤里，長出新的年輪。（閻洧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