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觀察｜港片是什么時候開始不香的？

—— 香港流行文化在大陸的嬗變史

80/90年代的港產片，是一代人的文化啟蒙與集體記憶

核心摘要與關鍵事件時間線

在深入探討之前，一條貫穿香港流行文化在大陸嬗變歷程的時間線，能為我們提供一個清晰的宏觀視角，標注出從鼎盛走向融合與異化的每一個關鍵節點。

年份

關鍵事件

影響與意義

1970s-1980s

香港經濟起飛，本土意識覺醒

【黃金時代】

電視、電影、音樂全面繁榮，“港味”文化形成并開始以強勢姿態影響內地。

1984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

“九七”議題成為社會焦點，文化作品中開始浮現對未來的焦慮與想象，身份認同問題進入創作核心。

1990s中期

盜版猖獗，亞洲金融風暴

香港電影產業遭遇首次重創，投資銳減，產量下滑，最具遠見的人才開始尋求“北上”出路。

1997

香港回歸

身份認同的迷茫與掙扎在文化作品中達到頂峰，如電影《春光乍泄》所展現的無根漂泊感。

2003CEPA簽署【關鍵轉折點】

《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開啟了合拍片時代，香港電影以新身份大規模進入內地市場，開啟了融合與異化的新階段。

2010s

內地票房市場全面爆發

內地電影工業體系日趨成熟，市場規模與資本力量遠超香港，兩地在文化產業中的話語權徹底反轉。

2014-2019

香港社會事件頻發

兩地民眾心態與文化語境進一步疏離，內地新生代觀眾對香港文化的“陌生感”加劇。

2020s

內地資本提出“港藝振興計劃”

香港文化產業進入“后北上時代”，在內地資本的扶持與主導下，探索新的發展與生存路徑。

引言：從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到另一代人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港片、港樂、港星——這些詞匯曾是大陸70后、80后乃至部分90后的文化啟蒙與集體記憶。周潤發的風衣、周星馳的“無厘頭”、王家衛的光影、Beyond的歌聲，共同構建了一個關于現代、都市、俠義與叛逆的華麗想象。然而，曾幾何時的文化圣地，如今在新生代眼中，卻似乎魔力漸失。對于今天的“00后”觀眾而言，香港流行文化更像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歷史符號，是短視頻里被反復剪輯的“情懷切片”，而非鮮活的當代潮流。

這種魔力究竟是從何時開始消退的？

本文并非意在為香港流行文化的“衰落”下一紙判詞，而是旨在深入剖析其在大陸市場近三十年來的嬗變軌跡。這不僅是一個區域文化產業的興衰史，更是一面折射出中國內地與香港兩地經濟實力、社會心態和文化認同變遷的棱鏡。

一：黃金時代的回響——“港味”何以封神？（1980s-1990s中期）

要理解“不香”，必先回答它當初為何那么“香”。香港流行文化的巔峰魅力，是特定歷史時空下經濟、產業與文化認同共振的產物。

• 1.1 經濟奇跡的文化投影

  香港作為連接東西方的“窗口”，其70年代末開始的經濟騰飛，為文化產業的繁榮提供了豐厚的資本土壤和開放的創作環境。當內地剛剛打開國門，對外部世界充滿好奇與渴望時，香港的影視和音樂作品，便成了展示現代化都市生活、商業文明和消費主義最直接、最生動的載體。港片里的摩天大樓、時尚男女、酒吧霓虹，精準地滿足了內地民眾對于“現代”的全部想象，成為一種文化上的“代償性滿足”。

• 1.2 “東方好萊塢”的工業魔法

  黃金時代的香港電影，絕非偶然。其背后是一套高效、靈活且高度商業化的工業體系。無論是開創了市民喜劇新范式的許冠文，還是將警匪片、武俠片、喜劇片等類型玩到極致的導演們，都展現了香港電影強大的創新與融合能力。成熟的商業類型片公式、完善的造星體系（從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到電影公司的明星制），以及“多快好省”的制作模式，共同構筑了“東方好萊塢”的強大勢能。高產量的同時，亦不乏開創性的作品，如周星馳的“無厘頭”文化，更是一種獨特的文化輸出。

• 1.3 “香港人”的身份吶喊與文化輸出

  “港味”的真正內核，是一種在后殖民特殊歷史背景下生長出的、雜糅了華人傳統與西方現代性的文化自信與身份認同。在港英政府“積極不干預”的政策下，香港本土意識自70年代開始覺醒。這種意識投射在文化作品中，便是對“香港人”身份的強調與建構。

  【新聞爆點】“阿燦”的誕生與消亡：港片如何用一個符號定義與大陸的三十年文化溫差？ 八十年代港產片中，“阿燦”這一來自大陸的“表叔”形象，從最初的親切，迅速演變為愚昧、落后的象征，這精準地反映了當時兩地巨大的經濟與文化落差，以及港人優越感的建立。然而，隨著兩地實力變遷，“阿燦”的形象在影視劇中逐漸消失，這一符號的消亡，本身就是一部濃縮的、關于兩地文化心態變遷的默片。

二：十字路口的風暴——內憂外患下的第一道裂痕 (1990s末-2003年)

盛極而衰的定律，在香港電影產業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在世紀之交，風暴已在醞釀。

• 2.1 內部的“癌變”：當創意被模式套牢

  黃金時代的末期，香港影視產業已顯現出嚴重的內耗。題材重復、粗制濫造、跟風嚴重成為常態。為了追逐短期利益，“重量不重質”的現象愈發普遍，過度依賴少數幾位明星的票房號召力，使得創新動力嚴重衰減。曾經引以為傲的靈活制作模式，開始僵化為套路，為日后的衰落埋下了第一顆定時炸彈。人才儲備也開始出現青黃不接的跡象。

• 2.2 “九七”的焦慮：身份認同的迷霧

  1997年的回歸，是香港歷史的重大轉折，也給港人帶來了復雜的身份焦慮與集體迷茫。這種情緒深刻地投射在文化作品中，電影的基調從八十年代的樂觀自信，轉向了九十年代的晦暗、疏離與內向。創作者們開始探索個人在時代洪流中的掙扎。

  【新聞爆點】從《A計劃》到《春光乍泄》：香港電影如何從確證“我是誰”走向“我該去哪”的世紀之問？ 如果說成龍的《A計劃》（1983）是在殖民者與舊勢力夾縫中，用拳頭自信地確證“我是香港人”；那么王家衛的《春光乍泄》（1997）則將這種身份探討推向了極致的迷惘。故事被刻意放逐到地球另一端的阿根廷，主角黎耀輝與何寶榮的無盡漂泊、分合，以及那句貫穿全片的“不如我們從頭來過”，都成為了九七前后港人心態的絕佳隱喻——一種對未來不確定、渴望重新開始卻又無處可歸的世紀末情緒。

• 2.3 資本退潮與人才“北望”

  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對嚴重依賴東南亞等外埠市場的香港電影來說是致命一擊，投資資金幾乎腰斬。同時，猖獗的盜版VCD市場，也讓電影公司的本土票房收入銳減。資本的退潮，使得香港電影的投資“斷血”。面對本土市場的急劇萎縮，第一批嗅覺敏銳的電影人，如徐克、陳可辛等，開始試探性地“北上”尋求出路，這無意中拉開了香港本土電影產業人才與資本空心化的序幕。

  
  

2003年CEPA的簽署，是香港電影續命的“生門”，但也可能是一條通往“溫水煮蛙”的道路。這一階段是“港味”嬗變的核心。

• 3.1 CEPA的雙刃劍：市場的“蜜糖”與創作的“砒霜”

  CEPA允許香港與內地合拍的影片作為國產片在內地發行，不受進口配額限制。這無疑為陷入谷底的香港電影打開了廣闊的內地市場。然而，這劑“蜜糖”的另一面，是創作上必須戴上的“緊箍咒”——內地嚴格的審查制度和截然不同的文化語境。為了迎合全國性市場的口味和審查要求，合拍片中的“港味”不可避免地被稀釋：故事背景常常模糊化，失去了香港獨特的城市肌理；充滿市井智慧的粵語俚語被普通話取代；尖銳的社會批判和邊緣題材變得禁忌。

  【新聞爆點】CEPA：究竟是“救市良方”還是“溫水煮蛙”？ 這個問題至今仍在行業內被反復辯論。從短期看，CEPA拯救了香港電影的產量和無數電影人的飯碗。但從長期看，它讓香港電影的創作中心與市場重心全面“北移”，本土的獨特性與批判精神在迎合市場的過程中逐漸消磨。香港電影人從為香港觀眾拍片，變成了為內地市場定制產品，“港片”也就慢慢變成了“在香港取景的國產片”。

• 3.2 資本流向逆轉：從“港資北上”到“內地資本反哺”

  CEPA之后，資本與人才的流向徹底改變。香港的資本和成熟的工業經驗大規模北上，極大地催化了內地影視工業的成熟。這個過程也加速了香港本土產業的“空心化”。如今，隨著兩地經濟體量的天壤之別，話語權已然易手。內地資本（如阿里、騰訊）開始反向“輸血”香港電影，推出“港藝振興計劃”等項目。這標志著香港文化產業已經從主動的輸出方，變為被動的、需要扶持的合作方。

  【新聞爆點】失去的三十年：被房地產和金融“綁架”的香港創意產業悲歌。 香港經濟在上世紀80年代后過早地轉向金融和地產業，導致實體經濟空心化。這種結構性的轉變，使得社會資源和最優秀的人才都涌向了能賺快錢的行業，而需要長期投入和耐心培育的文化創意產業則被邊緣化。當電影業遭遇危機時，社會缺乏足夠的資本和意愿去支撐其轉型和升級，最終使其在與內地市場的博弈中失去了議價能力。

• 3.3 “兩條腿走路”的困境：本土堅守與市場現實

  如今的香港電影業，呈現出一種“兩條腿走路”的分裂狀態。一邊是面向內地市場的“大型合拍片”，由資深導演和明星主導，遵循著商業大片的制作邏輯；另一邊則是堅守本土的“中小成本港片”，由新晉導演創作，往往充滿銳氣、聚焦香港社會議題，如《一念無明》、《濁水漂流》、《毒舌大狀》等。然而，后者的困境在于，雖然時常“叫好”，但市場體量有限，難以“叫座”，更無法撼動產業整體下行和人才斷層的根本趨勢。影壇的中堅力量，依然是那批活躍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老人”。

內地電影工業崛起，帶來了視覺與敘事的全新范式

四：天平的另一端——大陸市場的“范式轉移”

香港流行文化的嬗變，故事的另一半，必須在中國大陸這片土地上尋找答案。是什么，取代了“港味”曾經的位置？

• 4.1 內地影視工業的“巨獸”養成記

  在香港電影人北上帶來的經驗和內地龐大資本的共同推動下，中國內地已經建立起一個體量驚人且日益成熟的影視工業體系。從制作技術（如《流浪地球》系列的虛擬拍攝）、資本運作（完備的投融資和上市渠道）到宣傳發行（線上線下聯動的整合營銷），內地電影工業在硬件和軟件上都已全面超越香港。當內地也能拍出視效宏大、敘事完整的商業大片時，香港電影在制作層面的優勢便不復存在。

• 4.2 觀眾迭代：文化自信與審美變遷

  這是最根本性的變化。大陸的“95后”、“00后”新生代觀眾，成長于國家經濟強盛和民族文化自信全面崛起的時代。他們的文化參照系、價值認同和審美趣味，已經與他們的父輩截然不同。他們不再需要通過香港這扇“窗”去仰望外部世界，反而更傾向于在本土文化中尋找身份認同。像《國家寶藏》、《長安三萬里》、《哪咤》這類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的節目和電影的火爆，正說明了這一點。對于這代人來說，傳統港片中對身份的焦慮和中西混雜的文化背景，天然地產生了一種“陌生感”和隔閡。

• 4.3 互聯網平臺的重塑力量

  抖音、B站、小紅書等互聯網平臺，徹底重塑了內容的分發渠道和觀眾的消費習慣。碎片化、即時互動、算法推薦的模式，主導了年輕一代的娛樂方式。這種模式更偏愛強情節、快節奏、情緒化的短內容，而傳統電影所依賴的、需要文化背景鋪墊和沉浸式體驗的線性敘事，則在一定程度上被邊緣化。經典港片被解構成一個個“名場面”和“金句”在短視頻平臺傳播，這本身就是一種消費方式的降維，情懷被反復咀嚼，但完整的文化魅力卻難以傳遞。

  
  

回顧這段近三十年的嬗變史，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香港流行文化在大陸從“香”到“不香”，并非單一因素導致，而是香港內部產業瓶頸、兩地經濟實力逆轉、內地文化市場崛起、以及全球化與互聯網沖擊等多重力量交織下的必然結果。

其最核心的本質，是文化影響力與經濟、政治話語權的強關聯。更進一步說，“港味”的消逝，不僅僅是創作對市場的妥協，更是文化參照系的根本性轉移。當大陸不再需要通過香港這扇小小的“窗戶”來想象現代、想象世界，甚至自身已經成為世界舞臺的中心之一時，香港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便已邏輯性地宣告落幕。

在與內地的深度融合中，香港文化能否在夾縫中找到新的身份認同和獨特的敘事方式？在更廣闊的華語文化圈乃至全球文化版圖中，香港還能扮演怎樣的角色？這些問題，不僅是香港電影人和文化界需要回答的，也是整個華語世界在重塑文化版圖時，必須共同思考的時代命題。

*本文由MOE大模型輔助完成。圖片創意ChatGPT、豆包、Comfyui。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