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要求加強審判監督，筑牢司法公平正義的防線

7月14日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審判工作的意見》，是一個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綱領性文獻；也是一個符合民意，振奮人心的好消息！

司法審判作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其公正性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對法治的信仰和對政府的信任度。從呼格吉勒圖案到聶樹斌案的再審改判無罪到沉冤昭雪；從張文中產權案平反到“五周殺人案”的糾錯，這些觸目驚心的冤假錯案所帶來的沉痛教訓告誡我們，唯有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審判監督體系，才能保障公平正義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得到彰顯。

從過往的經驗來看，司法責任制改革是審判監督的“牛鼻子”。2017 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落實司法責任制完善審判監督管理機制的意見》明確要求，通過隨機分案、專業法官會議、審判委員會討論等機制，實現案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在聶樹斌案再審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嚴格遵循證據裁判原則，通過多輪證據復核和專家論證，最終推翻原審認定的“證據鏈”后，改判聶樹斌無罪。這一過程中，審判委員會的集體決策機制和專業法官會議的法律研討機制，有效防止了個體判斷的偏差，體現了內部監督的科學性。

在司法判決中，案件質量評查機制是內部監督的顯微鏡。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工作報告顯示，全年通過審判監督程序再審改判刑事案件1821件，其中依法糾正重大冤錯案件10件。其中，最典型的“五周殺人案”，就是通過對原審證據的全面回溯評查和對類案檢索后，發現關鍵物證存在重大瑕疵，最終啟動再審程序。這種 “全流程、全要素”的評查模式，將監督嵌入到司法審判的各環節，從源頭上阻止了錯案發生。

在我國的司法體系中，各級人民檢察院是法律監督機關，對司法判決結果認為存在違法或量刑不當、證據不足等問題時，可依法行使監督權。在聶樹斌中，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審查原審卷宗、復核關鍵證據、實地勘察現場后依法提起抗訴，最終直接推動案件再審。這種法定全過程監督的意義，不僅只是糾正了個案錯誤，更是倒逼偵查、審判機關從源頭開始就應規范執法。據資料顯示，2024 年上半年，全國檢察機關提出再審檢察建議4600余件，法院裁定再審后改變率達97.4%，這組數據的背后，充分體現了檢察機關對生效裁判精準監督的重要性。

人們常說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對司法審判來說，司法公開也是最好的防腐劑。資料顯示，中國裁判文書網自上線以來，已累計公開裁判文書超過1.3億份，另有庭審直播超1.2億場，這些措施都極大地體現了我國的司法民主和陽光司法理念。特別是將薄熙來案、孫政才案等重大職務犯罪案件，通過直播鏡頭向全國觀眾公開審理，既彰顯了法治權威，也強化了社會監督。現在裁判文書公開機制雖然進行了調整，但最高人民法院仍強調“公開”與“公布”的辯證關系，通過優化風險篩查機制，在保障信息安全的同時進一步提升公開質效。

科技改變世界，科技改變生活，這其中也必然包括司法審判工作方式的改變。在這方面，浙江省的法院采用“鳳凰金融智審”系統就是一個成功例子。通過智能預警模塊自動識別超期審判、文書錯漏等問題。2024年共發出預警信息12萬條，將監督從“事后糾錯”變為“事前預防”。在運用科技手段司法辦案上，北京互聯網法院的“天平鏈”電子證據平臺，利用區塊鏈技術實現證據存證、舉證、質證全流程溯源，有效防止了證據篡改。2024年，該平臺處理案件3.2萬件，平均審理周期縮短40%。特別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針對電信網絡詐騙案件的高發態勢，通過對全國法院案件數據進行大數據分析后，定期發布類案裁判指引。在2023年至2024年全國2.1萬件相關案件中，梳理出“虛擬貨幣洗錢”“跨境作案”等新型犯罪手段，為統一裁判標準提供了科學依據。法院通過科技賦能，既保障了公平正義，又提高了司法效率。

此次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審判工作的意見》還有一個最大亮點，那就是提出建立第三方案件評查委員會。這一創新機制為破解當事人服判、息訴難題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三方評查的意義在于：評查法官來自不同地域，與案件無利益關聯，能有效避免“關系案、人情案、腐敗案”的產生。東莞市中院的一份評查報告顯示，經過第三方介入的案件，案件當事人服判息訴率從68%提升至89%，信訪量下降了40%。第三方的深度參與，有如一架保障司法公正的透視鏡。將司法監督從“內部循環”升級為“社會共治”。當每一起案件都能經得起第三方的評查時，司法公信力便有了最堅實的支撐，當事人也會從案件審理中體會到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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