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半年最高口碑之一，卻讓我們看到「中女臺劇」如今的隔靴搔癢與力不從心

以細節和私人化敘事見長的女性題材臺劇，此刻卻逐漸顯出隔靴搔癢的力不從心。在社會文化的浸潤下，它們天然地趨向于內斂、調和與回歸，于是強大的細節觀察和情感渲染力，在遭遇更深層的文化結構與傳統桎梏的傾軋時，往往不自覺地成為傳統敘事的幫兇。它們太多地深入女性在既定框架內的掙扎、適應、妥協，而非賦予人質疑框架本身，乃至徹底打破框架的決絕力量。

作者：條形碼????????????????????????????????????????????????????????????????????????????????????????????????????????????????????????????????????????????????????????????????????????????????????

編輯：藍二???????????????????????????????????????????????????????????????????????????????????????????????????????????????????????????????????????

版式：王威

當“Netflix原創”、“劉若英執導”、“謝盈萱主演”、“40＋女性生活”等標簽疊加在一起時，臺劇《忘了我記得》在開播前讓不少內地觀眾抱有強烈期待——最終它也確實以8.3分，成為上半年豆瓣最高口碑的幾部華語劇之一。

但事實上，它的出現，卻讓我們近年的一個感受更加明確——臺劇中的現實女性題材，正在原地打轉。

它們似乎集體失去了創造性和表達沖動，掉轉回上一個十字路口，創作者們沒有沿著《俗女養成記》的突破繼續向前，追尋更尖銳更犀利的寫實，而是下意識地在摹寫舊故事。

這種既定的范式，在《忘了我記得》里，則體現為一種“做題”式的女性角色設定。總的來說，《忘了我記得》構建了一幅看似面面俱到的中年女性浮世繪：白天在便利店打工、夜晚講脫口秀的中年打工人，不婚主義的單身女性以及深陷二胎泥潭的全職主婦。

表面上看，三位女性角色完美覆蓋了當下社會對“中女”生活的全部想象——婚姻關系緊張、事業反復掙扎、生育焦慮以及養老重擔。然而，當這些元素被如此精確地排列組合后，卻顯示出一種工整與刻板。所有本該充滿張力的情節，最終卻都消解在溫吞的敘事節奏里。

某種程度上，《忘了我記得》以及近年多部女性臺劇一樣，如同一杯溫水，看似包容一切，卻難以灼熱人心。

它們，又新又舊

《忘了我記得》并非孤例，它只是臺劇近年來“又新又舊”創作基調中的一個典型注腳。創作者善于為故事披上時髦議題的外衣——女性獨立、職業困境、原生家庭創傷、多元婚戀選擇，內里卻依舊運行著陳舊的敘事邏輯和價值觀。

去年引發熱議的《不夠善良的我們》和《忘了我記得》便存在相似的問題，它看似大膽地并置了單身職場精英Rebecca與已婚育的簡慶芬二人的生活軌跡，制造出“紅玫瑰與白玫瑰”的經典對照。然而，在故事層層推進時，其核心沖突與解決之道，仍被牢牢釘在“婚姻”與“生育”的傳統命題之上。

Rebecca事業的成功無法填補她未能進入婚姻的“缺憾”，簡慶芬在家庭瑣碎中的掙扎也最終導向對女性“回歸家庭”這一價值觀的再次確認。兩位女性看似截然不同的生活，其痛苦根源都被巧妙地歸結為對傳統女性角色（妻子/母親）的偏離或固守。

這種敘事貌似新銳地呈現了現代社會中女性的困境，但骨子里卻仍然在玩味老生常談的細節——它并未真正訴說女性所面對的結構性困境，反而讓女性角色在傳統的二元框架下反復摩擦，使痛苦淪為一種可供安全消費的景觀。

觀眾消費了她們的眼淚與掙扎，卻看不到任何突破性的思考和解決方式，得到的仍是“婚姻家庭是女性最終歸宿”的隱性規訓。

《忘了我記得》的陳舊感同樣十分明顯，作為一名在普世意義下的失敗者，程樂樂白天在便利店做店員，晚上則在俱樂部追逐脫口秀夢想。

雙重職業的設定本可以深挖一些諸如服務業女性的尊嚴困境，抑或是底層女性追求創作與表達的艱難等問題，然而，程樂樂的便利店工作更像是背景板，缺乏對薪資、個體尊嚴等真實痛點的觸及。與此同時，程樂樂的脫口秀副業也更像一個時髦的點綴，脫口秀內容極少關聯她的親密關系或是原生家庭的創傷。

劇集更大的遺憾在于，對本可深挖的人物關系也只做出浮光掠影的觸碰。

父親與女兒間的同頻扶持，情侶在步入婚姻后因事業發展差距過大，因而顯露出的疏離和不解，都如蜻蜓點水般被輕輕揭過，未曾真正展開。創作者似乎滿足于呈現一種符號化的“苦相”，卻吝于探究苦澀之下，女性真實的血淚。

最終，生活的粗糲在考究的鏡頭和平緩的情節中被碾成齏粉，只剩下一個可供遠觀、卻難以引發深切共鳴的“中女”剪影。

這份溫吞，使得臺劇里的中女困境，與當下內地觀眾所身處的生活圖景已然相距太遠，當觀眾的閾值被一地雞毛的現實生活調高時，曾經以細節和私人化敘事見長的臺劇，此刻卻像是在隔靴搔癢。

創作者的文化窠臼

然而，徘徊在新與舊之間的，還有臺灣的女性創作者們。

當我們將目光投向她們時，一個更為核心的困境便浮現出來：女性創作者群體，難以擺脫文化窠臼。即便她們是細膩的觀察者，具備捕捉生活褶皺里塵埃與微光的能力，但落在表達上，卻始終難以逃避對傳統的偏向。

無論是程樂樂推著已經罹患阿爾茲海默癥的父親，和從前一樣在雨中跳舞；還是她將自己的婚姻揉成一個笑話，在臺上緊張地握著話筒表演——這些細節都閃爍著真實生活的微光，也足以證明導演具備描繪情感紋理的功力。

然而，這種強大的細節觀察和情感渲染力，在遭遇更深層的文化結構與傳統桎梏的傾軋時，卻往往顯得力不從心，甚至不自覺地成為傳統敘事的幫兇。

在《忘了我記得》中，有一處顯而易見的例子，在程樂樂與張凱的婚禮上，張凱的母親對樂樂多次顯露出不悅與不滿，雖然在劇中并未完整展開婆媳之間的人物關系，但寥寥幾筆最終還是落在了惡婆婆與兒媳婦的對抗之上。

臺灣的女性創作者們似乎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所束縛，難以撕開包裹在角色身上的那層名為“傳統”的厚繭。但這并非僅僅是個體的局限性，而是創作者被整個創作環境、思想資源與社會文化語境長期浸潤所造就的結果。

臺灣社會相對保守的家庭倫理觀念和性別角色期待，經過幾十年的沉淀，早已內化為許多女性創作者潛意識中的固定表達模板。長期浸潤于這種氛圍，也使她們在觸及根本性的顛覆時，天然地趨向于內斂、調和與回歸。

在這種潛移默化之下，她們更擅長呈現女性在既定框架內的掙扎、適應、妥協，而非賦予角色質疑框架本身，乃至徹底打破框架的決絕力量。

因此，《俗女養成記2》中，無論陳嘉玲和蔡永森在生育一事上有多少分歧，最終，她和他還是歸于俗套，成為了真正的一家人。

而《不夠善良的我們》里，簡慶芬和Rebecca長達十數年的“較勁”，其高潮與落點也只會導向對傳統價值觀的回望與和解，而非指向對“幸福”定義的解構或對獨立人生路徑的堅定捍衛。

至于程樂樂，無論她經歷了多少波折，其情感脈絡都難以真正擺脫與前夫、與原生家庭（無論是不著調的“非傳統”父親，還是產后抑郁離家新生的母親）之間的羈絆，依然圍繞著或修復或重新定義這些傳統關系而展開。更具體而言，《忘了我記得》并未描繪出現代女性如何真正構建起不依賴婚姻或血緣的、獨立自足的精神世界。

某種程度上，這些女性創作者們能夠看見窗外的暴風雨，也深知屋內正在嘀嗒漏水，但她們習慣性地選擇為房間加固門窗，小心翼翼地修補漏洞，而非思考如何建造一個更能抵御風暴、結構迥異的新家園。

這種創作上的保守性，毫無疑問地限制了她們作品的深度，也最終導致在她們的筆下，女性角色有其開放、真實的一面，亦有其傳統、守舊的一面。

保守主義的回潮

但我們需要明確一點，臺灣女性創作者身上的局限性，并非是孤例，這股彌漫在臺劇創作中的保守主義回潮，早已成為全球性的、跨領域的現象。

在文藝創作領域，這種回潮表現得尤為明顯：好萊塢電影對經典IP的無休止翻拍以及“政治正確”外衣下的安全敘事；東亞各國影視作品對傳統家庭價值、女性母職犧牲的反復頌揚與回歸……一種求穩的創作心態正在全球資本與焦慮時代的夾縫中彌漫開來。

而臺劇自身的發展軌跡也清晰印證了這一點。

曾幾何時，《我們與惡的距離》展露出創作者的冷峻勇氣，敢于直面無差別殺人事件背后的社會病灶、媒體倫理、司法困境與精神健康體系缺失；《想見你》則以精妙時空敘事探討青少年認同焦慮；《第一次遇見花香的那刻》直面性少數人群的個體欲望……

然而，近年來這份難得的鋒芒卻逐漸黯淡，即使涉及敏感的社會議題，其表達也往往變得更為迂回溫和，或在激烈的表象下，最終邁向主流的價值回歸。曾經敢于“冒犯”觀眾、引發深度思考的臺劇，如今更傾向于在舒適區內編織故事。

這種創作觀念的轉向，映射的是復雜時代癥候下的群體性焦慮。全球范圍內，社會分裂加劇、經濟前景不明朗、地緣政治緊張、文化認同危機，創作者與觀眾都下意識地尋求某種確定性與安全感。對“傳統價值”（穩定的家庭、明確的角色分工）的懷念、重塑與強化，也因而成為了一種普遍的心理代償機制。

當我們回望《忘了我記得》及其所代表的臺劇創作傾向時，那份“不想打高分”的遺憾，并非源于對臺劇本身的苛責或唱衰，而是對其曾經質詢真相的鋒利性的懷念。它尖銳地揭示了當下創作生態中一個危險的悖論：影視作品的制作日益精良，技巧日益純熟，觸及的題材日益豐富多樣，但作品內核以及對結構性問題的思考，卻在溫吞保守中悄然流失。

然而，真正的文藝創作，永遠需要那一點“危險”的勇氣，勇氣驅使創作者真正沉入生活的泥潭，感受那份令人窒息的粘稠與掙扎，聆聽那些被主流敘事淹沒的、更邊緣的聲音。譬如單親媽媽的經濟困境、職場高齡女性遭遇的系統性歧視、丁克一族所承受的社會壓力等。

事實上，臺劇的未來，歸根結底在于能否重拾那把曾刺破虛妄的利刃。

這需要創作者在嫻熟的技巧之外，重新注入思想的鋒芒與介入現實的勇氣；也需要觀眾對真正具有挑戰性的表達，給予更多包容與掌聲。我們真正期待的，不是又一部工整的“中女圖鑒”，而是跳脫出舊有的框架、邁向新范式的女性故事，是出走的勇氣，搞砸一切的淡然，以及重新開始的決心。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