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蒲松齡《聊齋志異·俠女》：為什么老百姓愛做圣君清官的夢？

《聊齋志異·俠女》

《聊齋志異·俠女》這個故事講述的是一位無名女子以血與劍為筆，于孤寂長夜中寫就的復(fù)仇傳奇，索性就稱之為俠女。

據(jù)說俠女本來生于官宦之家，她的父親官居司馬，但不知道怎么的，被仇人陷害，全家被誅殺，只有俠女背著母親逃了出來，但落入赤貧的境地。后遇到了顧生。顧生雖然也是窮苦人家，與老母相依為命，生計艱難。但對于同樣悲慘命運的俠女母女照顧有加，為了報答照顧之恩，俠女也以行動報恩——為顧母治病敷藥，為顧家操持家務(wù)。這孤女如寒月清輝般無聲地照拂著顧家，然而她飄忽的行蹤與眼中深藏的鋒芒，卻暗示著她絕非尋常女子。

顧生傾心于少女，但她始終如冰雪般難以靠近。直至一日，少女竟主動走入顧生房中，留下“情緣僅此一度”的告白，而后又決然離去。更令人驚異的是，數(shù)月后少女竟懷抱嬰兒歸來，將孩子托付顧母：“此乃君之骨血，亦是報恩之物。”當顧生擔憂其清譽，少女卻坦然道：“我本非俗世中人，無需為君執(zhí)箕帚，況此身亦非君可長有！”

后來某一天，俠女突然手持一皮囊歸來，淡然道：“那禍患已除。”顧生啟囊視之，赫然一顆血淋淋的人頭！俠女卻從容將人頭焚化為灰燼——復(fù)仇之劍出鞘時，其鋒芒足以令鬼神震怖。

此時俠女才告訴顧生，自己隱忍三年，只為報殺父之仇。仇家之頭已在囊中，她將遠赴塞外完成最后使命。數(shù)月后，她托人送來仇敵首級與一紙訣別書：“大事已畢，心無掛礙。”從此人間杳無蹤影。

蒲松齡的《俠女》其實把自己化身了俠客，而完成了復(fù)仇，這背后其實寄托了蒲松齡的一種“圣君清官俠客”夢。

為什么老百姓愛做圣君清官的夢？

在一個專制社會中，權(quán)力是壟斷的，壟斷于君主。君主擁有一切權(quán)力，權(quán)大于法，不受任何法律和制度的制約、約束和監(jiān)督。君主通過自上而下層層任命官吏的方式完成權(quán)力的行使和確定。而這種社會體制和官吏制度，呈現(xiàn)出了社會明顯的特征——封閉性、壟斷性和等級性。從而導(dǎo)致在全社會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種權(quán)力至上的觀念。同時，也是官吏們權(quán)力來源于君主和上級，而不是人民。所以，官吏們首要考慮的是如何保住自身官職，而非如何保障百姓的權(quán)益。就如蒲松齡《聊齋志異·夢狼》中白甲所言：“黜陟之權(quán)，在上臺不在百姓。上臺喜，便是好官；愛百姓，何術(shù)能令上臺喜也。”

在以“人治”為背景的封建社會里，權(quán)力為法律的存在提供依據(jù)，法律只是維護權(quán)力的工具。

這種社會結(jié)構(gòu)之下，官民階層，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是涇渭分明的。社會統(tǒng)治也是充滿了高壓，強權(quán)，專制，老百姓沒有任何的權(quán)利，只有無盡的義務(wù)。所以當人民面對黑暗的封建專制社會，只能目光向上，只能寄希望于皇帝是個明君，遠離小人和弄臣，能夠明察秋毫，任用正直和廉潔的官員來管理社會，所以說對清官的頌揚、崇拜，愛做圣君清官夢，是希望官員們能夠為民造福。

在權(quán)力說了算的社會中，老百姓的權(quán)益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很容易被權(quán)力剝奪，所以老百姓往往在尋求保護時感到無力和無奈，當弱勢群體面對種種難題而無制度化手段解決時，就會渴望并崇拜清官。

更深層次的是，專制社會沒有任何的公平和正義，所以說清官崇拜也是一種老百姓對官吏奉公守法的期盼，是對社會正義的渴望，是法治公正的期許。專制社會中，“小小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是老百姓對法治腐敗的血淚控訴。官官相護，控告無門的現(xiàn)實與徇私枉法的貪官，尸位素餐的昏官的存在，使法治公正的實現(xiàn)困難重重。所以說，越是在吏治腐敗，苦難深重的時代，老百姓對清官的渴望和崇拜越是盛行。

其實，法治公正是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問題，也是民眾永久的理想。只要有社會不公，只要有權(quán)豪勢要，清官就會維護社會公正，維護含冤受屈的普通民眾，其鐵面無私、不畏權(quán)貴、執(zhí)法如山的品質(zhì)必會受到民眾的敬仰和崇拜。

那么，當一個社會中既無圣君也無清官的時候，該怎么辦呢？民眾還能期待什么？期待英雄，期待俠客，所以說這就是俠女的由來。當一個社會沒有任何盼頭的時候，老百姓就會期望俠客出來，救民于水火之中，維護社會秩序，甚至是自己化身為俠客。

本文參考文獻：

王玲、柳嘉惠.《聊齋志異》里的“清官法律文化”及其當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