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秀才的生計

秀才原指出類拔萃的人才，后用來稱讀書人。明清兩代，秀才是民間對儒學生員的俗稱。明初的生員都由政府發給廩膳銀，用于補貼家用。后來，隨著生員人數增多，只有優秀者才能獲得廩膳銀，稱“廩膳生員”，簡稱“廩生”。其他生員算是另外增加的名額，稱“增廣生員”，簡稱“增生”。剛考中的生員，稱“附學生員”，簡稱“附生”。附生經過歲試、科試，才能依成績先后遞補為增生、廩生。由于廩生人數有限，多數家境貧寒的生員都需自謀生路。為改善生活，即便廩生也要從事某項職業。清代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以明代儒林士人為主要寫作對象，書中記述了不少儒學生員的謀生手段，真實反映了當時秀才們的現實生活。

坐館教書是多數秀才賴以謀生的手段。如廣東高要縣嚴監生的兩個阿舅：一個叫王德，是府學廩膳生員；一個叫王仁，是縣學廩膳生員。都在當地坐館教書，名氣甚大。

秀才多以坐館教書為業。余有達、余有重兄弟會見徽州秀才王玉輝時，余有重向其詢問道：“一向知道吾兄清貧，如今在家可做館？長年何以為生？”廣東南海縣的范進中了秀才后，欲到省城參加鄉試，向丈人胡屠戶借盤費，被胡屠戶罵了個狗血噴頭。胡屠戶訓斥范進道：“趁早收了這心，明年在我們行事里替你尋一個館，每年尋幾兩銀子，養活你那老不死的老娘和你老婆是正經。”在胡屠戶眼中，秀才女婿最好的前途就是當一名教書先生。

由于學識高低不同，名氣大小有別，各地生活消費水平存在差異，秀才坐館教書的報酬也有所不同。虞博士做秀才時，在家鄉常熟縣鄉下坐館，每年的館金是三十兩銀子。除去個人生活消費，當年余下十幾兩銀子，又預支了明年十幾兩銀子的館金，合起來就娶了親。婚后，“又做了兩年，積攢了二三十兩銀子的館金，在祁家旁邊尋了四間屋，搬進去住，只雇了一個小小廝。虞博士到館去了，這小小廝每早到三里路外鎮市上買些柴米油鹽小菜之類，回家與娘子度日。娘子生兒育女，身子又多病，館錢不能買醫藥，每日只吃三頓白粥”。可見一般秀才坐館教書只能勉強養家糊口，甚至連家人生病的醫藥費都付不起。個別秀才的館金也有相對豐厚的。南直隸句容縣的遲衡山，向杜少卿提議在南京修建一所泰伯祠，杜少卿當即表示愿捐銀三百兩。遲衡山回應道：“我把歷年做館的修金節省出來，也捐二百兩。”一下子就捐出二百兩銀子，這說明他的館金是相對豐厚的。

在達官貴人帳下充當幕僚，一般勝似坐館教書，故一些秀才也靠作幕為生。這些作幕的秀才多出身于下層官宦之家。浙江嘉興秀才蘧景玉，其父蘧祐是山東督學范進的同年。在蘧祐任縣令時，蘧景玉便跟隨范進在山東督學幕中讀書，也幫他看看卷子。南直隸懷寧縣的秀才季葦蕭，其父季守備是揚州鹽運司荀大人的文武同年。季守備故去后，季葦蕭前去投奔荀大人，荀大人不僅送給他一百二十兩銀子，而且還讓他在瓜洲管關稅。荀大人因貪污被革職拿問后，季葦蕭又到荀大人的門生揚州府厲太守帳下作幕。由于能力大小、與幕主關系親疏不同，幕客們的收入懸殊。從《儒林外史》的描述來看，蘧景玉、季葦蕭的作幕收入還是相對豐厚的。

除坐館教書、充當幕僚外，秀才們還常常通過代寫訴狀、碑文等獲取報酬。貢生余特被人告發，官府文書錯將余特寫成其弟余持，余持代兄受過，向五河縣知縣力辯自己是清白的。知縣遂讓其寫一張“清白呈子”來回覆。余持離開縣衙要走，卻被差人制止。余持對差人道：“你家老爺叫我出去寫呈子。”差人道：“你才在堂上說你是生員，做生員的，一年幫人寫到頭，倒是自己的要去尋別人？對門這茶館后頭就是你們生員們寫狀子的行家，你要寫就進去寫。”這一故事，反映了秀才們為人代寫訴狀的情景。

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除了要熟讀經文典籍外，還要參閱歷科考卷。考卷的點評、編寫、印售，逐漸演變為一種行業。處州人馬純上是位府學廩生，與杭州文海樓長期合作，以選編墨卷為生。馬純上名氣甚大，選編一本《歷科墨卷持運》，得到一百兩銀子的酬金。杭州文瀚樓的店主要刻一部考卷賣，邀請樂清縣秀才匡超人批閱考卷。匡超人六天批完了三百多篇文章，掙到二兩選金和五十本樣書。由于匡超人批得又快又細又好，得到書商的認可，匡超人遂成為“選家”，五六年時間共選編九十五本科考文選。

為了生存，一些秀才也從事一些普通人的職業。有經商的，有靠一技之長謀生的，有投機鉆營的，有招搖撞騙的，甚至有與社會黑惡勢力同流合污的，還有充當無賴混混的，如五河縣的秀才唐三痰，靠吃“葷飯”為生。但從其“頭戴破頭巾，身穿破直裰，腳底下一雙打板唱曲子的鞋”來看，生活是十分窮困潦倒的。

◎本文原載于《光明日報》（作者：劉樸兵），文章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刪除；圖片由豆包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