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廠難民收容所：一人公司的門派江湖與創業狂歡

嗅態

觀察商業榜樣，輸出榜樣觀察

作者 | 石燦

圖片 | pixabay

5月，短視頻平臺上一夜涌現大批自稱“被大廠裁員”的程序員，他們展示工牌和工資單，訴說相似的不幸遭遇。經媒體調查，這些賬號多為盜圖或AI生成的虛假人設，真實目的卻是推銷編程課程。

眼看起高樓，眼看樓塌了。

中國互聯網行業從資本狂歡的盛宴，演變為一場場裁員公告下的集體轉身。近十年，中國互聯網經歷多輪裁員潮，其中，2021-2024年為最激烈階段，僅阿里巴巴2024年就裁員2.49萬人，相當于每天有68名員工離開西溪園區。

到了今年，互聯網行業從業者依然活在裁員潮的陰影之下。“我已經做好被裁員的準備了，但不知道什么時候輪到我。”幾位北京互聯網大廠員工說，他們緊攥著“逃離”的念頭，卻不知道該如何應對被大船扔下海的那一天。

他們羨慕已經離開大廠的前同事，卻又不敢放棄現有的福利。但硬幣的另一面，確實有人已經“下海”了。

當大廠光環褪去，經驗失效，一群先行者正拆掉認知圍墻，從“工資思維”轉向“資產思維”，在數字荒野中重建地基。他們化身“幫主”，開宗立派：阿里系精于電商、字節派玩轉流量、騰訊派深耕私域，技術極客、營銷老炮、專業轉型者與數字游民各顯神通。

這股“個體覺醒”浪潮，受納瓦爾“杠桿理論”與“孤獨經濟”推動，政策松綁點燃的創業之火，借力AI工具與社交媒體平臺，正催生中國版“一人公司”的興起。

01

門派決斗場

裁員潮之后，焦慮與小心翼翼的情緒始終彌漫著北京某互聯網大廠，身處其中的一些員工說，他們無時無刻準備著逃離大廠，下一站，很可能是“一人公司”，但又不知道怎么做，實在焦慮。

我訪談過多位離開大廠后的創業者，他們最重要的是思維轉變是，從“打工的工資思維”到“創業的資產思維”，從“計劃經濟思維”變為“市場經濟思維”，代價往往是一次次現實中的碰壁。最直接的經驗是花錢買教訓，幾十萬投進直播間了，ROI卻少得可憐。

那些在大廠積累的經驗仿佛一夜之間失效，金錢與工具也無法解決實際問題。唯有拆掉舊有認知的圍墻，重新在平地上打地基，個體創業者才能慢慢構建起屬于自己的高樓。

剛從大廠離開的創業者特別喜歡給自己做計劃，強迫自己寫周報，一旦沒有計劃、不寫周報，渾身難受。直到他們開始適應沒有計劃和自我愉悅的生活，才逐漸塑造出一套新的生存模式。

于是，一些人開始在新領域中取得初步成功后，往往會將自己的知識與經驗模塊化，嘗試用課程、社群等形式進行知識變現。也正因此，市面上的“師傅”與“門派”層出不窮，幾乎每位從大廠出來的超級個體都在講述“我是怎么從0做到月入十萬”的故事。

山頭林立的幫主來自不同的體系，在廣州、深圳、北京、杭州、蘇州等地掀起了一股熱氣騰騰的創業狂歡，但風格各異，流派分明。

如果按照公司背景劃分，大致可以看到三類人群：阿里派，多擅長電商運營與貨盤調控，對供應鏈與平臺生態理解深刻；字節派，更具短視頻基因，他們熟悉流量運作與內容打法；而騰訊派，更偏愛私域流量的深耕，通過社群運營與視頻號矩陣積累信任，雖然壁壘不高，但在微信生態中極具實操性。

除了這些公司的出身派，江湖上還活躍著四股截然不同的勢力。

首先是程序員出身的技術極客派，張口閉口“AI自動化”“零代碼建站”，他們左手教你用ChatGPT寫方案，右手演示怎么用爬蟲抓數據，把“代碼解放雙手”的餅畫得又圓又香，卻絕口不提背后需要多少技術沉淀，仿佛會敲兩行代碼就能躺著收錢。

緊隨其后的，是自媒體營銷派。自媒體老炮們把“個人IP+私域流量”的配方玩出花來，張口就是“半年休假年入百萬”的暴富案例，直播間里永遠飄著“矩陣號裂變”“爆款公式”的背景板，可仔細看看課程目錄，不過是把工作經驗或者工作筆記換了件“新個體經濟”的馬甲，拿到網上售賣。

相比之下，傳統行業轉型派顯得更加穩重。他們往往來自律師、設計、咨詢等專業領域，擅長將服務產品化、標準化，并借助AI工具提高交付效率。他們的路徑看似正道，但他們不會告訴你，那些“高凈值客戶”是他們早在行業里沉淀了多年的人脈，小白想靠幾節網課就撬動高端市場，比登天還難。

最誘人的當屬理想主義生活派，數字游民們曬著巴厘島的沙灘辦公照，把“邊玩邊賺”的故事講得清新脫俗。可鏡頭外的真相，可能是凌晨三點還在改方案，所謂的“自由”，不過是把辦公室從寫字樓搬到了青旅大廳，旅行箱里裝著全年無休的KPI。

盡管這些門派各有絕活，但他們都默契地避開了一些核心問題：技術派鮮提AI生成內容的版權雷區，營銷派輕描算法機制的更迭風險，轉型派跳過了執業資質和信任門檻，而理想派則鮮少談及簽證、稅務等隱性成本。那些鼓吹“三個月跑通閉環”的創業范本，大多是踩中了平臺紅利的幸運者，對于普通人來說，模仿路徑往往意味著被收割的風險。

看清這些套路就會發現，真正的“一人公司”從來不是逃避現實的烏托邦。它更像是個放大鏡——放大了你的專業壁壘，也放大了能力短板；放大了時間自由，也放大了決策壓力。

因此，擰巴的人總是活在矛盾體之中：剛用一條視頻鼓勵人們用極簡方式創業，轉身就用領另一條視頻提醒，別被“極簡模式”的糖衣迷惑。但有的人把這種矛盾體轉化成一種商業模式，不能一個人焦慮，要讓其他人也焦慮，順便用這種焦慮賺錢。

他們在試探平臺規則，也在獵捕人間流量。

02

一人公司興起的土壤

2022年初春，剛過完春節，劉徽（化名）做了一個決定。他在朋友間小范圍宣布，辭去在一家互聯網公司的產品經理工作，轉型做一個人運營的寫作顧問。

這并不是一時沖動，而是在連續經歷兩次公司調整、三次業務轉型后的一次有意識逃離。此前，他已經更換了三家互聯網公司的工作。

劉徽受到“個體覺醒”思潮的影響。他說：“我不想再賭公司了，我想試試只靠自己。”

越來越多的中國年輕人，正在做出和劉徽類似的決定。傳統模式以謀生和財務自由為核心，追求效率和短期收益，覺醒后的創業者轉向價值觀主導，將意義創造置于利潤之上。他們不再依賴組織，也不愿意為所謂的“平臺紅利”押上全部未來。在這個流動與不確定的時代，一個悄然興起的詞匯開始頻繁出現在朋友圈、播客、知識星球和短視頻中——一人公司。

這個詞早期流行于英語語境中的“solopreneur”，意指“單打獨斗的創業者”。“一人公司”這一理念的流行，受到全球范圍內一些先驅的影響。尤其是在硅谷，納瓦爾·拉維坎特（NavalRavikant）等人提出的“Solopreneur”概念后，全球的獨立創業者找到莫大的靈感。在他看來，技術的發展使得個人能夠通過自動化工具、人工智能和數字平臺，輕松創建出一家不依賴大團隊的企業。

美國的一人公司氛圍較為活躍。年輕人受K型經濟和精益創業理念影響，創業意愿積極，追求小而精，專注利基市場，注重成本控制和長期穩定盈利，借助技術降低成本，“臥室創業”流行。

據“出海去孵化器”在2025年1月發布的一項調研報告，美國由個體經營者經營的企業比例，從1997年的76%增至2020年的84%，到了2023年，新成立企業550家，創下歷史記錄，活躍領域廣泛，辦公多選擇遠程或居家。

5月初，在美國紅杉資本在AI峰會的分享會上，150位全球頂尖AI公司創始人齊聚會場，紅杉資本預測：“未來可能出現第一家‘一人獨角獸公司’（FirstOnepersonUnicorn）。”

消息傳回國內，新自由數字經濟主義的擁躉奔走相告，為新的事業燈塔鼓吹傳播。確實，中國本土的創業環境也為這一模式的興起提供了沃土。

伴隨著互聯網技術和數字平臺的普及，技術平權帶來巨大紅利，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意識到，傳統的企業創業路徑并非唯一選擇。特別是2020年后，疫情帶來的經濟變動，使得“穩定工作”不再是唯一的安全感來源，許多人選擇從大公司跳脫出來，投身于更具自主性的“一人公司”。

這一趨勢首先在新一輪“知識付費”浪潮中得到實踐。內容創作者們利用社交平臺、短視頻和直播等渠道，通過個性化的內容吸引粉絲和用戶，構建自己的小型企業。

小紅書在2021年的一段時間里，猛推知識付費課程，一批課程導師從此跑了出來。抖音和B站則大力推崇短視頻創業者的成功案例，讓無所適從的人們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向。他們通過線上課程、廣告接單、直播帶貨等方式，不僅自我商業化，還為大批想要跳出傳統職業的年輕人提供了模仿的樣本。

不過，中國“一人公司”的興起不是一個人推動的，而是受到了一批創業者、內容創作者、平臺推動者、投資人、以及輿論引導者的多重影響，共同驗證了“個體也能高效地做商業”的現實可能性。

從博客時代的試探，到微博時代的驗證，再到公眾號時代的爆發……如今，新的代表人物誕生了，他們散落在抖音、快手、小紅書、微信等社交經濟平臺，圈子不大，粘性很高，是小圈子里的商業榜樣。他們放棄“大而全”，追求“小而美”。

特別是2024年7月之后，新修訂的公司法放寬一人公司設立限制，自然人能設多個一人有限公司 ，還取消監事強制設置。一人公司創業門檻大幅降低。市場監管總局數據顯示，新設個體工商戶和企業數量顯著躍升。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前些年，他們樂于使用“超級個體”概念，定義自己，順便鼓勵別人做自己；到了今年，他們頻繁使用“一人公司”概念，以自我為方法，塑造一個超級的自我商業系統。

但是，在不少“超級個體”眼中，“一個公司”并不入法眼，只是一個過渡性的偽概念。因為，“一人公司”終究要邁向更大的組織和規模。

03

夾縫生存的方式

我帶著對一人公司與超級個體的疑惑，向律師和咨詢從業者請教后，逐漸摸清了它們的輪廓。

從法律層面看，超級個體本質是自然人，無法人實體，個人信用和聲譽直接與業務綁定。一旦遭遇債務糾紛或法律問題，個人財產可能需承擔責任。而一人公司是法律認可的獨立法人，由單個自然人或法人全資控股，正常情況下股東以出資額為限擔責。但股東若無法證明公司財產獨立于個人財產，就需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

如此來看，一人公司是合規化商業體，以盈利為核心目標，可通過產品/服務規模化獲利，借助有限責任實現風險隔離，便于長期穩定經營；超級個體更側重個人能力的極致發揮，不強制要求企業化運營，核心是“個人IP+技能變現”，利用數字平臺追求流量變現，在靈活變現中尋找邊際擴張機會。

二者就像商業生態中的不同物種，未來大概率長期共存，形成“合規底座+流量引擎”的互補模式。

實際經營中，員工蛻變成創業者的第一步并不是構思商業模式，而是注冊公司、了解財務、熟悉稅務，自然人和法人融為一體之后，才會真正從超級個體變為一人公司+超級個體的結合形態。不過，財務代理公司會解決掉這一切復雜的流程，創業者只要花錢，就能解決大部分問題。

但是，更赤裸的現實告訴我們，一人公司通常由個人獨立操盤，依賴數字工具和平臺資源運營，員工少，甚至是“光桿司令”。自我產品化是一人公司模式最重要的底層思維，然后才是自我商業化系統。其是否向大規模組織進化，創始人性格是關鍵因素。有商業咨詢創始人指出，有些人天性適合單干，即便業務擴大，性格中的柔軟特質也讓他們傾向“小而美”模式，盲目追求大而全反成負擔。

與傳統公司不同，技術和數字化工具在“一人公司”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創始人幾乎掌控所有業務環節，通過自動化、人工智能、低代碼平臺等手段，以低成本推動業務增長。這使得創始人能夠在不依賴大量人力資源的情況下，快速擴大業務。

花最低的成本獲得最高的收入，是一人公司創業者的普遍目標，人性的貪婪不會因為組織規模的大小發生變異。

《2024年全球“一人公司”行業和投資生態觀察》報告顯示，超90%的人創業啟動資金少于500美元，31.5%專注實體產品，18.3%開發SaaS工具，13.3%以線上課程為主業。另一份報告顯示，54%的企業年收入不足10萬美元，但約7%的創始人收入超50萬美元，1%的佼佼者跨過百萬美元門檻，貢獻四分之一總收入。

這一分布表明，大部分一人公司收入不高，但其極高的生存率、超低的成本結構與極強的自由度，使其成為“反周期”創業的現實選擇。尤其在大廠裁員、就業市場承壓的背景下，個人依靠AI和自動化工具創造可控收入來源，比以往更實際。

一位從大廠出來的朋友深有體會。他用大疆Pocket3拍攝視頻，美顏和自動校準畫面功能很實用；用剪映App剪輯視頻，AI自動功能將三小時工作量減到一小時。熟悉在線AI工具后，他辭退了之前招聘的兩位實習生。在視頻剪輯、圖片設計、咨詢、程序開發、知識產品等行業，這種效率提升尤為明顯。

不僅工具在變，文化土壤也發生深層轉變。截至2024年底，我國單身人口接近3億，獨居人口占比約30.7%。伴隨“孤獨經濟”興起，越來越多年輕人接受“不被組織定義”的職業形態。雖非主流職業，但這種聚焦個人的微型經濟活動，折射出社會價值重心從集體規訓到個體覺醒的深層變遷。

個體高度原子化的社會學現象直接體現到經濟活動中，自我公司化之后的抽象行為在小紅書、抖音、微信等社交媒體上變成一種流行，信息平權運動更是讓一人公司不再受困于信息孤島的擠壓，杠桿理論讓收益變得唾手可得。粉絲也不再僅僅是“觀眾”，更是產品、服務和內容的早期用戶、傳播者與合作者，社交影響力成為一人公司最具杠桿效應的資源。

劉徽就是典型例子。三年前辭職時，他不知能否成功，但能接受失敗。三年后，他的運營案例專欄有上千訂閱者，每年通過課程、咨詢和協作收入不斷提升，成為“一人公司”浪潮中真實的注腳。

這不是“創富神話”，而是由經濟壓力、技術變革和文化遷移共同推動的社會微觀趨勢。一人公司或許不是時代的答案，但可能是個體在時代夾縫中的應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