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藏著中國最早的“全球化”密碼？

百越之疆

閩在海中

▲福州連江縣海上漁村奇達村?圖源：視覺中國

閩在海中！

這是春秋戰國時期《山海經》成書時，中原人對福建的地理想象。那么，古人究竟為何說“閩在海中”？原因有二，首先是《山海經》撰寫時，撰者尚缺乏浙江與福建交界區清晰地理知識，誤以為閩在海中。其次，“海者天際也”，“閩在海中”意在強調“閩海天末”，于古為“五服”中最邊緣的荒服，因此《禹貢》《職方》等地理要籍未有載記。不過，歷史上福建海濱民眾，以海為田，耕海耘波，販賣東西洋，則是不爭的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講，閩的確在海中。

冷藏設備誕生前的海洋貿易，主要是指各地互通有無的“方物”貿易。正如清代福建提督周學健總結歷史上福建對外貿易時說：“若貢道之通于閩者，若琉球，若日本，若蘇祿、呂宋諸國，莫不向風慕義，懷我好音，襲冠帶，獻方物，上下不絕。”周學健所說的是官方朝貢貿易。事實上，福建民間海洋貿易無論是從空間范圍、商品種類，還是貿易規模來看，都遠比朝貢貿易發達。

不過，在“以農為本”的傳統中國，民間海洋貿易被視為“舍本逐末”行為，是官方重點抑制的行業。那么，福建民間的海洋貿易，為什么始終能得以延續，并且還很發達呢？

福州，漢唐政治與經濟中心

唐代以前，中原王朝對福建政治上形同虛設的“遙控”方式，使得以福州港和甘棠港為中心的福建民間海洋貿易圈得以形成。

閩，百越之疆也。秦時福建為閩中郡，西漢時為閩越國。《漢書》將閩越與“西南夷”“朝鮮”共列一卷，可見福建只是漢王朝的“方外之地”。漢朝統治者需要的是該地對中原王朝穩定的藩屬關系。建元六年（前135）閩越國攻擊南越國，漢武帝欲出兵討伐閩越，淮南王劉安就此事上奏勸阻，理由是西漢士卒并不熟悉閩越復雜的地理環境，冒然發動戰爭，即使人多也不占優勢，更沒法速戰速決。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費盡周章，占領其地，也無法有效治理，建郡立縣，教而化之。

在控制成本過高的情況下，漢朝統治者常采用消極手段統治該區域。如元封元年（前110），武帝即以“閩粵悍，數反覆”之由將其民徙于江淮，“東粵地遂虛”。孫吳割據江東后，漸次開發福建。西晉太康三年（282），始析建安郡立晉安郡（治所侯官縣），反映了福建沿海平原與西部山地之間交通的發展，以及福建整體開發程度加深。隋朝以前，福建統縣政區總數基本在1~3個之間浮動，縣級政區最多不超過15個，唐則有5州24縣，有了顯著的變化。

可見，唐代以前，福建始終是中原政權的“化外之區”，中原王朝對福建這一“東南僻壤”政治上形同虛設的“遙控”方式，為以福州港和甘棠港為中心的福建民間海洋貿易圈的形成提供了土壤。

▲閩江入海處的五虎礁?圖源：視覺中國

福州所在的閩東，是福建沿海由北向南開發的先導區域。秦統一六國后在福建設置的第一個政區閩中郡，其治所冶縣便設在河海之交的福州。《閩都記》稱福州“襟江帶湖，東南并海，二潮吞吐，百河灌溢，山川靈秀，所都逢兵不亂，逢饑不荒”，道出了福州海陸位置與資源稟賦。梁克家《三山志》言及福州水路時云：“循州境東出，漲海萬里，潮隨月長，晝夜至如符契。道閩安而上，江面澄闊……輕舟朝發，乃一夕可至。南望交廣，北睨淮浙，渺渺之塵，乘風轉柁，顧不過三數日。”在陸路交通并不發達的南宋，車馬從福州啟程，到達嶺南、兩浙及淮南等地，尚需月余，而從海路出發，則不過三數日，其水路交通之便利可想而知。

漢唐時期，福州從一個海洋貿易港口，即區域經濟中心，逐漸發展為福建的政治經濟中心。

便捷的水路交通，使福州率先成為福建海上貿易圈的中心。漢代時，從東冶（今福州）出發的船舶，向北可到長江、淮河入海口，向南可至北部灣沿岸地區，如東漢建初八年（83），“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系”。向東北可達日本，向東可達臺灣，向東南可達菲律賓。往來貿易的貨物，主要是珠璣、犀角、翠羽等奢侈消費品。孫吳疆域極盛時，國境內錢塘江以北海岸，屬于淤泥質海岸，受長江、淮河泥沙影響，海水較淺，海船難以航行，因此，孫吳在福州設“典船都尉”，督造海船。孫吳恐怕以為只有福建人熟悉遠洋水性，會駕駛海船，故船舶“槁工楫師，選自閩禺”。

永嘉喪亂后，福建亦接受了不少中原士族，《太平寰宇記》載：“東晉南渡，衣冠士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福州因此獲得人口和文化紅利。中唐安史之亂后，亦有不少中原移民到達福建，但福建善于經商的習俗，并沒有大的改變，福建經濟得以進一步提升。至五代時，福建商業氣息依舊濃厚，閩國境內“盡去繁苛，縱其交易，關譏廓市，匪絕往來，衡麓舟鮫，皆除守御，故得填郊溢郭，擊轂摩肩”。

南朝陳天嘉三年（562）九月，天竺僧人拘那羅陀，“發自梁安，泛舶西引”。可見那時梁安郡（即今福州）已是印度洋、太平洋近岸航線上人所悉知的貿易港，否則一個印度僧人絕不可能選擇福州作為出發港，坐船回家。

▲福州八一七路，越過五虎山，直通遠方太平洋。

圖源：視覺中國

唐代，福州已出現了專業的海商——泉郎。唐武德六年（623），析建州閩縣等地設泉州（當時稱福州為泉州）。所謂“泉郎，即州之夷戶，亦曰游艇子……貞觀十年始輸半課，其居止常在船上，結兼廬海畔，隨時移徙，不常厥所。船頭尾尖高，當中平闊，沖波逆浪，都無畏懼，名曰：‘了鳥船’。”這些游走在福州和異域的泉郎，主要從事的還是玳瑁、珠璣、香料等奢侈物貿易。因善于遠洋航行，泉郎不僅跟印度，還與阿拉伯國家有貿易往來，“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執玉來朝遠，入貢還珠頻”。可謂“萬國梯航”，因此，福州被稱為“閩越都會，東南重鎮”。當然，參與對外貿易的口岸，除了閩江口，大港還有位于三都澳內交溪入海口的甘棠港，以及周邊的諸多小港，由北向南，形成一個以內河、海洋為連通器的港口群。

要言之，東晉之前，福州只是短暫地作為統縣政區治所，其余大部分時間，是河海之交的一個縣級治所，使福州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發展民間海洋貿易，成為福建的經濟中心。東晉在福州設立晉安郡后，福州才真正成為區域政治中心。隋唐五代建安郡、泉州、福州、長樂府等統縣政區相繼設立，進一步鞏固了其政治中心的地位。可見，漢唐時期，福州從一個海洋貿易港口，即區域經濟中心，逐漸發展為福建的政治和經濟中心。

泉州，宋元經濟中心

憑借技術先進的福船，宋元時期的泉州海商遍及印度洋-太平洋航線，與阿拉伯商人頡之頏之。

隨著福州政治上發展為閩越都會、東南重鎮，再任由外商在此自由出入，并不是中原王朝所樂見的。畢竟“機巧剽輕，資貨產利”的商業活動，非立國之本，也有礙教化。其次，大量的外商涌入，也會危及區域政治中心的穩定。因此，遠離政治中心的泉州，便承接了福州的經濟功能。唐景云二年（711），改舊泉州（治閩縣）為閩州，而以閩縣以南四百余里的武榮州（治南安）為新泉州。新泉州的設立，標志著泉州經濟規模和人口數量已達到立州的標準。

至宋元時期，泉州一躍成為福建乃至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心。宋元祐二年（1087）市舶司設立，泉州海商可名正言順地從事海洋貿易，正如明人張燮所云：“市舶之設，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國。”市舶司之設也是泉州成為福建經濟中心的標志。

山海環抱的泉州，雖為“閩南一都會”，但自然環境和陸路交通條件并不優越：“泉州為郡，三百余里，然而西北遜于山，東南讓于海，地幾齊楚之大國，而田不及吳越一小縣。重以谿谷阻邃，車馬煩難，往往計里為程，目及而足遠。”因此，發展海洋貿易，其實是包括泉州在內的福建海濱民眾的不二之選，可謂“民數倚于商”。

▲福州閩江金山寺?圖源：視覺中國

唐宋之間，原本由印度人控制的印度洋、太平洋航線被阿拉伯人取代。唐長慶年間（821~824），福建是江西的波斯、安息貨物批發地。泉州外國貿易商來自阿拉伯、三佛齊、吳哥、文萊、爪哇、占城、蒲甘、朝鮮以及菲律賓諸部落。海上貿易刺激了泉州及相關港口腹地工業發展，陶瓷、糖、酒和食鹽都成了出口品。

北宋時期，中國所造密封防水艙海船已出現在印度洋上。南宋時，泉州人借鑒阿拉伯尖底海船技術，建造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海船——福船。《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載，這種海船“上平如衡，下側如刀，貴其可以破浪而行”。1974年泉州港后渚港出土的南宋尖底海船，復原后長36米，寬11米，共計有13個水密隔艙，載重可達200噸以上。

元代時，造船技術進一步提高，《伊本·白圖泰游記》載：“大船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帆系用藤篾編織的，其狀如席。”船上可載“海員六百，戰士四百”，不僅如此，船上還有功能分區：“船上造有甲板四層，內有房艙、官艙和商人艙。官艙的住室附有廁所，并有門鎖，旅客可以攜帶婦女、女婢，閉門居住。”為了防止船員和乘客旅途患敗血癥，“在木槽內種植蔬菜、鮮姜”。憑借技術先進的福船，宋元時期，泉州海商“掛席窮南海”，船舶遍及印度洋-太平洋航線，與阿拉伯商人頡之頏之。

▲泉州黃金海岸?圖源：視覺中國

宋元時期，福建形成了以福州為政治中心、泉州為經濟中心的雙中心格局。

南宋人周必大筆下，“泉南地大民眾，為七閩一都會，加以蠻夷慕義航海日至，富商大賈寶貨聚焉。獄市之繁，非他邦比也。”元代的泉州，伊本·白圖泰（Ibn?Battuta）稱：“該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內停有大艟克約百艘，（伊本·白圖泰在游記中，將中國船舶分為三類：大船稱之“艟克”，中船稱之“艚”，小船稱之“舸舸姆”。其中，“艟克”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只在泉州、廣州制造）小船更多得無數。”泉州一躍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也是眾多外國客商僑民聚居地。當然，廈門灣也參與其中，因為灣內的廈門島和金門島屬于同安縣，而同安縣行政上又隸屬于泉州。來自景德鎮和福建的瓷器從泉州出發，銷往伊斯蘭世界以及非洲東部。憑借從波斯進口的“蘇麻離青”（即鈷藍顏料），景德鎮窯工制造出了聞名于世的青花瓷。

在中國漫長海岸線上，泉州之所以成為宋元時期中國對外貿易最繁忙的港口，原因有三。其一，與杭州、福州、廣州等港口相比，中原對泉州的政治控制，相對較為薄弱，蕃商大批涌入對國家安全影響也較小。同時距財富之區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消費市場也不太遠，加之其便捷的海上交通，可謂左右逢其源。而廣州因距離首都杭州的水路里程是泉州的兩倍而落下風。其二，宋代杭州和寧波港的腹地，受宋金戰爭影響很大，而泉州則成了南宋的避風港。其三，元代時，泉州還能維持中國對外貿易的第一大港，一方面是元朝政府對泉州貿易的重視；另一方面，是元兵南下時，泉州幾乎沒有遭到破壞。與此同時，廣州則深受其害，作為前朝首善之區的杭州及其附近的寧波，更是元人重點監管之區。

因此，宋元時期，福建形成了以福州為政治中心、泉州為經濟中心的雙中心格局。

廈門灣，明清經濟中心

明代，月港代替泉州港，成為福建第一大港。海澄成為福建的海洋貿易中心。

與漢唐、宋元時期相比，明清時期海洋貿易環境已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中國在西北太平洋的獨霸地位，受到日本的挑戰。明初，處在南北分裂時期的日本，戰敗的武士、浪人和商人，結成團伙，出入中國東南沿海，武裝劫掠。福建、浙江首當其沖，受到的威脅最大。明初采取了嚴厲的海禁政策，“片板不得入海”，將民間海洋貿易置于非法貿易之列。另一方面，隨著大航海時代到來，遠在舊大陸西部的歐洲人，將商業與侵略的觸角伸向東亞，并逐漸取代印度洋、太平洋的原有商業霸主阿拉伯人，成為這一航線新的掌控者。

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是省城福州還是府城泉州、漳州，政府都對其嚴密管控，民間海洋貿易，已難以為繼。但山多田少，世代下海通商的海濱民眾，其生活還得繼續。那么，從事海洋民間貿易，仍是不二之選。可走私港口選在哪里合適呢？

福建海商最終選擇了名不見經傳的月港。月港位于廈門灣內九龍江口海澄鎮，其港口和腹地，“皇朝正德以來，惡少私出貨番、誘寇，禁之不止”。那么，海商為什么會選擇月港？

從《籌海圖編》記載來看，廈門灣內大小河口，可直通內地，加之內澚眾多，島嶼星羅棋布，形成了以月港為中心，多個港口環繞的港口群，便于進行走私貿易，官府卻難以禁止。如廈門灣內違禁通番大船，“皆造于外島，而泊于內澚，或開駕以通番，或轉售于賊黨。而嵩嶼、漸尾、長嶼、海滄、石馬、許林、白石等澳，乃海賊之淵藪也”。

暴利不僅讓廈門灣民眾鋌而走險，因海禁而失業的中外海商，也紛至沓來。月港“人煙輻輳，商賈咸聚”，代替泉州港，成為福建第一大港。海澄也一躍成為福建的海洋貿易中心。

▲泉州霞浦縣，漁民日落而歸。?圖源：視覺中國

康熙二十三年（1684）臺灣設府以后，廈門成了海峽兩岸對渡的基地，正式替代海澄縣成為福建新的經濟中心。

隆慶開海以后，善于操舟，又熟悉航線的廈門灣民眾如魚得水，海洋貿易空前發達。日本本州石見山銀山開采的白銀，在游歷全世界之后，最終成群結隊涌入中國，促使中國白銀貨幣化。而來自新大陸的玉米、紅薯、煙草、辣椒等農作物，也遍及中國的沙田和坡地。大航海浪潮中，閩南海商無疑是勇立潮頭的弄潮兒。1661年，鄭成功收復臺灣，建立了一個東北起長崎，西南至馬六甲的龐大海上帝國，掌控著西北太平洋海洋貿易命脈。

康熙二十三年（1684）臺灣設府以后，廈門成了海峽兩岸對渡的基地，正式替代海澄縣成為福建新的經濟中心。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廈門成為?《南京條約》中規定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光緒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正式批準?《廈門鼓浪嶼租界土地章程》，鼓浪嶼成為“萬國租界”。廈門因此成為全球海洋貿易網絡的一個節點，影響深遠。

以茶葉歐洲讀音為例，羅常培先生說：“歐洲最早的茶商是葡萄牙人。他們在十六世紀的末葉到中國來買茶，那時他們采用普通話的讀音chaa。后來遠東的茶葉都操在荷蘭人的手里。這些荷蘭人都集中在南洋一帶，所以廈門人先把茶葉由中國運到爪哇的萬丹(Bantan)，然后再用荷蘭船載往歐洲各國。廈門口語管茶叫做té，荷蘭人也跟著讀téh。因此歐洲人凡是喝荷蘭茶的人（如法、德、丹麥等國）都采用廈門音，而喝大陸茶的俄、波、意諸國都保持官音。英國最早也采用官音，后來因為大量地購買荷蘭茶的關系才把cha廢掉而改用tea。”

▲廈門灣，雙子塔?圖源：視覺中國

1935年4月廈門設市。1980年10月設立經濟特區，廈門全方位融入全球化的貿易體系。至此，廈門作為福建省經濟中心，其地位至今依然。

經濟中心南移和福建省雙中心城市結構的形成，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影響。其一，受閩在海中的地緣政治環境影響。閩越被中原王朝視為“方外之地”，與中原教化之區、禮儀之邦不同。加之福建由北向南，深水港星羅棋布，任由其販賣東西洋，也無傷大雅，故而造就了民眾長期從事遠洋貿易的傳統。其二，受傳統“重農抑商”思想影響。因此，隨著中原文化在福建由北向南傳播和涵化，區域經濟中心逐漸向南推移，距政治中心福州也越來越遠。民間海洋貿易中心，從開發成熟區向未成熟區逐漸推移。其三，受官民利益博弈左右。中原政權有意將外商推離區域政治中心，又不得不顧及海濱民眾的生計，權衡的最終結果，是將政治與經濟中心分離。這樣一來，既照顧了民生，又穩固了海疆，可謂雙贏。

與單中心相比，雙中心乃至多中心，才是一個區域均衡發展應有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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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旭輝 周伊萌

美編：程曉新

校對：段海英

審核：任 紅

來源：《中國三峽》雜志 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