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剛 ：陜北，路遙的文學原鄉

作家路遙（圖片來源網絡）

在當代文學版圖上，路遙的創作始終縈繞在擁有濃重黃土氣息的陜北。陜北地處陜西北部，是農耕文化向草原游牧文化的過渡地帶。這片土地歷史悠久，擁有厚重的文化底蘊；黃土高坡溝壑縱橫，卻是無數傳奇人物的搖籃。路遙就生于斯，長于斯，并一步步艱辛地從陜北走向中國文壇。

路遙并不是高產的作家，他一生主要創作的小說作品有二十個短篇小說、五個中篇小說、一部長篇小說。當我們將路遙的這些作品置于地理的經緯網格之中，當我們把陜北這片廣袤遼闊的黃土地和高昂激情的陜北民歌，與這里的山民以及堅韌的生命感、深遠的苦難感、傳統的道德感和淳樸的詩意感聯系起來，我們會發現，路遙作品中的雄渾悲壯和慷慨激昂的美學感受，早已化作其文學作品中的精血與骨骼。可以說，這片溝壑縱橫的土地，既是路遙文學作品的孵化器，又是其文學原鄉的坐標。

畫|劉艷

路遙與陜北意象

路遙在《平凡的世界》扉頁上寫著：“謹以此書獻給我生活過的土地和歲月。”這樣一句看似簡單的話，其中傾注的滿是路遙對于陜北這塊古老而貧瘠的黃土地的心血和汗水。其深厚程度或許只有作家自己最清楚。陜北地形復雜，溝壑縱橫，氣候干旱少雨，農耕條件差。從《平凡的世界》開頭的描寫，也可以看出這塊土地在路遙的價值世界里的敦厚和凝重：“在漫長的二三百萬年間，這片廣袤的土地已經被水流剝蝕得溝壑縱橫、支離破碎、四分五裂，像老年人的一張粗糙的臉……就在大自然無數黃色的皺褶中，世代地生活繁衍千千萬萬的人。無論沿著哪一條‘皺紋’走進去，你都能碰見村落和人煙，而且密集得叫你不可思議……”

觀路遙的小說創作，我們發現，無論是他早期的成名作《人生》，還是讓他蜚聲世界的《平凡的世界》，黃土高原始終是他精神的歸屬。自然地理空間的基本格局對文學風格的形成有深刻的制約作用。不同的自然環境會影響人的審美心理。路遙把這塊世界上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寫進作品中，在當代文壇上吹起了一股強勁的“黃土風”。此后，“路遙”與“陜北”“黃土高原”等同，黃土地這一地理意象在路遙作品中獲得了驚人的文學轉譯，陜北成了路遙文學作品中一個獨樹一幟的重要標簽。

我們認為，路遙作品中的這種陜北風情不僅是他對這塊地域風情的描繪，而更多是作為一種文學創作氣質的貫穿與持續。路遙的筆下，陜北的意象頻繁出現，可以說，路遙的小說真正解決了傳統鄉土小說的“鄉”與“土”，真正做到了扎根于“鄉土”。路遙在創作中既帶著對故鄉的眷戀眼光，又帶有批判故鄉風習的審視眼光，在傳統鄉土小說面前，表現文化沖突樣式的兩種或多元文化之間的距離構成了小說空間的張力，也設定了這一文化沖突的內在精神，將傳統中國文化下的“城鄉交叉”各階層的人與地域、人與社會、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的沖突剖析得清晰明了。這種地域差異文化在作品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形成了路遙作品的特點。

在早期作品《生活詠嘆調（三題）》中，當那個已經是現代化炮兵團的政委，終年生活在祖國莽莽蒼蒼的西南邊陲時，夢里卻“常常是一片黃顏色”。夢里的“黃色”，是人物對故鄉的眷戀，更是對根植于黃土精神的一種追逐與“回歸”。同樣，《杏樹下》那個中年知識分子也是生活在童年的鄉土回憶里。如果說，路遙早期的作品是一種探索，一種對故鄉的自我意識，那么中篇小說《人生》就是一次有意識的突破。

《人生》中，樸實的德順爺爺是一位黃土地上的哲人。德順爺爺說：“你把良心賣了！巧珍是個好娃娃，你把人家撂在半路！你作孽哩！歸根結底，你是咱土里長出的一棵苗。你的根應該扎在咱土里啊！你現在是個豆芽菜！根本一點土都沒有了，輕飄飄的，不知你上天呀還是入地呀……”當高加林又一次被退回農村時，德順爺爺再一次給予他人生的啟迪：“你也再不要看不起咱這山鄉圪了……就是這山，這水，這土地，一代一代養活了我們。”小說的結尾，高加林撲在德順爺爺腳下，抓著兩把黃土，沉痛地呻吟著，喊叫了一聲：“我的親人哪……”高加林離開生養自己的母土，最后又重新回來，黃土地寬容地接納了他。路遙在此處表現了黃土地的莊嚴和神圣，也表達了他對黃土地的深情和認同。

《人生》是路遙的轉型作品，盡管小說還在尋根、反思，但路遙在《人生》中用傳統的文學手法將城鄉“交叉地帶”推到了一個新的創作高度。高加林是一個生活在城鄉“交叉地帶”的青年，在這個“交叉地帶”里，他既不是英雄模范，也不是懦夫壞蛋，而是一個“一時分不清是好人還是壞人”的人物形象。《人生》的問世，不但為文學界貢獻了一個新鮮的人物形象，而且對中國傳統的“鄉土小說”進行了一次補充與提升。此后，路遙用《平凡的世界》對城鄉“交叉地帶”展開更加全面深入的思考與詮釋，可以說，《平凡的世界》是路遙精神內的一次全面突破。路遙曾在《早晨從中午開始》里這樣介紹《平凡的世界》：“要用歷史和藝術的眼光觀察在這種社會大背景（或者說條件）下人們的生存與生活狀態，作品中將要表露的某些特定歷史背景下的態度；作家應該站在歷史的高地上，真正體現巴爾扎克所說的‘書記官’的職能。但是，作家對生活的態度絕對不可能‘中立’，他必須做出哲學判斷（即使不準確），并要充滿激情真誠地向讀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觀和個性。”

獨特的地域文化不僅鋪墊了文學作品的藝術底蘊，而且也直接塑造了作家的主觀世界，使他們成為某種地域文化的體現者，由此產生了地域文學流派。有論者提出，由柳青發端，路遙、陳忠實等繼承發展，形成了代際傳承明顯的流派——“黃土文學流派”。這三位作家雖然都秉承“農村題材”“現實主義”的傳統，采用了宏大“史詩”的敘事方式，但是三人作品存在著內在的差異。柳青的《創業史》是一部新中國的成長史，陳忠實的《白鹿原》是一部民族史，路遙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是一部農耕文化沒落、社會轉型的變革史。不同的自然、人文地理環境造就不同氣質的作家和審美心態。假設把三人同放在“黃土文學流派”里，多少有點籠統。三位作家創作特點明顯，“單一的文學作品往往不能透徹地解釋復雜的地域文化現象，只有相同地方風格的系列文學作品所組成的地域文學流派，才是文化地理研究的主要依據”（劉巖：《論文學作品的地理學價值》）。所以，我們研究一個作家，必須要全面、透徹地了解作家生活的環境與時代。這里只是拋磚引玉，如何準確定論路遙文學流派范疇的所屬，暫且不論。

路遙無限留戀生養自己的陜北，將描寫陜北作為自己的使命，并以真摯的創作態度完成此使命，其意義以“陜北”為意象的創作超越了“陜北”，進而對中國當代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與沖擊。

畫|劉艷

路遙與陜北民俗

陜北是中國東部與西部的接合處，也是黃河文明與草地文明的接合處，又是土地文化與游牧文化的接合處。千百年來，這里是民族融合的前沿，這里的民風民俗獨具特色。獨具特色的地理文化形成了豐富多彩的陜北民俗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路遙作品中的陜北民俗文化是他對陜北黃土高原這個特定的地域內民族文化心理長期積淀的記錄。

尼日利亞伊博族小說家齊諾瓦·阿切比說：“沒人能了解他所不熟悉的語言背后的文化。”路遙在其小說中用鮮活的文學語言描述了散發著濃郁鄉土氣息的陜北鄉村生活，翔實生動地向世人展示了獨特的陜北民俗文化的魅力。

“服飾是穿在身上的歷史。”陜北人長期以來冬穿棉襖、皮襖，夏穿土布衣褂，頭蒙白羊肚手巾，腰系紅褲帶，正如陜北信天游中唱的“白羊肚子手巾頭上蒙，紅布褲帶吊纓纓”。《列子·湯問》：“北國之人，鞨巾而裘。”清代官員王培棻巡視榆林時寫了《七筆勾》，其中一句是“沒面皮襖，四季常穿不肯丟”。有人認為，陜北人喜歡穿光板羊皮襖和白顏色的服飾。其實，這種衣裘尚白的風習和歷史上的戎狄部族是分不開的。陜北自古就是民族融合的“繩結區域”。陜北從商周時代起，先后有鬼方、白狄、赤狄、林胡、義渠戎等部族。白狄有尚白的習俗，這種尚白的習慣一直深深地融化在陜北人的潛意識之中，支配他們的心理前后達幾千年之久。

《平凡的世界》中：“少平索性把他那卷破爛鋪蓋也送給了‘蘿卜花’——可憐的‘老蘿’就一領老羊皮襖伴隨他度夏過冬，連個被褥也沒有。”劉鳳梅回憶：“有一次我回家，在路上碰見了路遙，大冬天，路遙穿一身白，白褲、白衫、白腰帶，在陜北是夏天穿白衣服的人有，冬天沒人穿白衣服，穿白衣服我就感到很奇怪，有一次我問路遙我說你為啥要穿白衣服，路遙說我給我自己戴孝。”這是路遙中學畢業后知識青年返鄉期間，這種尚白的心理深深影響著路遙的內心世界。所以，陜北風土人情方面的內容成了路遙重要的創作素材和表達方式。

陜北的地理氣候，決定了陜北以種植高粱、黍子、糜子、蕎麥、小麥、玉米為主。陜北人以小米、黃米、蕎麥、豆類等制作的饅頭及面食為主；歲時節令，手抓羊肉，豪飲黃白二酒。《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中：“我自己撈了一碗高粱面和土豆絲糊湯大口大吃起來，并對姑夫和姑姑說，‘白米白面我都吃夠了，這飯正對我的胃口！’姑夫和姑姑看見我這樣，都慘淡地笑了。”陜北人在逢年過節、祝壽滿月、婚喜喬遷之際，常食用軟黃米年糕。《平凡的世界》中：“少安媽和金波媽在鍋上把油糕和白面饃，分別拾到幾個盤子里，蘭花和賀鳳英兩個人一前一后往席面上送。”

從飲食地理學的微觀視角解讀，路遙將地理味覺轉化為身體記憶。作品中反復出現黏稠的小米粥、粗糲的洋芋擦擦這些地理標志性食物，某種意義上構成了味覺維度的身份認同。法國文藝批評家丹納說：“作品的生命取決于時代精神和周圍風俗。”路遙在作品中大量描述了陜北人的飲食習慣，通過飲食文化表現陜北人的真實生活。

事實上，路遙一生都一直偏愛陜北的飲食。好友海波回憶，路遙一生愛吃陜北農村的飯食，尤其喜歡吃揪面片、熬洋芋、燉羊肉、老南瓜、錢錢飯、攪團、長雜面、清澗煎餅等飯食。路遙生前同事邢小利說，有一次開會畢吃酒席，他與路遙緊挨著坐吃，但見路遙吃得緩慢吃得單調吃得奇少，便問他：你在小說里寫饑餓感寫得那么強烈，怎么眼下滿桌好吃的卻沒了食欲？路遙說，他不愛吃酒席，想吃家鄉飯，可是曾經餓得很慘，于是飲食上習慣吃簡單一些。路遙好友曹谷溪回憶，一次他去西安看路遙，談話談到吃飯時，路遙帶著他又叫了《文學家》主編陳澤順（陳行之），花了三十多元的出租車費，到了干姐劉鳳梅家。路遙說想吃陜北飯，劉鳳梅于是便做了蕎面抿節，曹谷溪回憶，路遙端著大老碗，狼吞虎咽，揮汗如雨，吃得“王朝馬漢”。

學者宗元在《魂斷〈人生〉》里曾這樣描述：“喜吃家鄉飯菜，如清澗的煎餅、綏德的油旋、子洲的果餡、鎮川的干爐，特別是普通農家的洋芋擦擦、錢錢飯和雜面饸饹。”這里介紹下路遙生前最愛吃的陜北長雜面、攪團和清澗煎餅。長雜面多用小麥、豌豆或雜豆與玉米混合磨成粉，這種面加進沙蒿粉能搟出極薄的面，切條長達丈余，調進羊肉臊子，味香爽口，是待客的上品，產婦在月子里也多吃這種面；攪團和煎餅的原料都是蕎麥，做攪團先要燒開水后往鍋里撒蕎面，一邊用搟面杖從鍋底噼啪不停地攪動，攪時只能順著一個方向攪，不可來回亂攪。攪團的功夫全在“攪”上，攪不到位就不會勻潤滑膩，煮時只能用文火，火大則會糊底。攪團的吃法有湯吃、干吃兩種。而煎餅是先拿蕎麥去皮磨成糝子，水浸后用手在案板上搓成糊狀，再用細籮把渣濾去，用文火在鏊子上攤制成薄如牛皮紙的小餅。吃時用醋、蒜泥、姜粉等調料蘸食，其特點是軟中帶韌，酸甜清香。

除了服飾與飲食文化，路遙在作品中多次提到了陜北的窯洞。窯洞是陜北黃土高原民居的活化石，蘊含著北方民族穴居的歷史遺風。陜北地區的窯洞多樣，最典型且分布最廣的是穴土窯洞，依土崖挖窯洞，前置門窗，以通氣納光。隨著社會的發展，土窯洞大量廢棄，石窯、磚窯隨之興旺甚與高樓大廈爭比高低。這說明陜北的窯洞建筑藝術有著無窮的生命力，“沒有建筑師的建筑”，這是世界建筑界對陜北窯洞的最高贊譽。陜北窯洞是一個綜合性的生活場所，臥室、廚房、起居間的功能合為一體。在陜北寒冷的冬天，燒炕的熱量一部分用來做飯，一部分通過炕道暖炕。因此，依山而建的窯洞和熱土炕成了陜北在農耕時代的最佳居所。對于以前走西口的人來說，窯洞是他們奔波勞苦的艱辛生活中最溫暖的驛站。

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寫道：“秀蓮聽他說完，在被窩里抬起半個光身子，高興地說，‘如果能賺這么大一筆錢，那咱們不光能打土窯，就是硬箍幾孔石窯洞也夠了！’”這是小說人物對家園的向往，也是每個陜北人有生以來最大的心愿和希望。有了窯洞意味著有了家，有了一種生命的歸屬感。同樣在《人生》中也有對窯洞的描述：“他和老景的辦公室在縣委的客房院里，四面圍墻，單獨開門。他和老景一人占一孔造價標準很高的窯洞。其余五孔窯洞是本縣最高級的‘賓館’，只有省上和地委領導偶爾來一次，住幾天。”陜北建造窯洞一般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窯洞的造型結構簡單，大多陜北人可以自己動手建造，成本低廉。窯洞冬暖夏涼，自然調節能力很強，可以說，窯洞是陜北人與自然生態相結合的最好典范。路遙通過描寫窯洞，除了表現陜北居住文化，還把人物的奮斗史與時代感體現得淋漓盡致。

畫|劉艷

讀過路遙的作品，我們發現毛驢、騾子在陜北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和耕作伙伴。陜北在舊時曾有走西口的習慣。《人生》中：“我歇進那店，就不想走了。靈轉背轉她爸，偷得給我吃羊肉扁食，蕎面饸饹……一天，兩天，眼看時間耽擱得太多了，我只得又趕著牲靈，起身往口外走。那靈轉常哭得像淚人一樣，直把我送到無定河畔，又給我唱信天游……”《平凡的世界》中：“他鉆出破窯洞，立刻把鐵青騾子在車上卸下來，先把它拉進了窯洞。牲口是他的命根子，不敢再讓雨淋了；萬一這牲口有個三長兩短，他孫少安就得去上吊！”可以看出，毛驢、騾子在陜北家庭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另外，路遙作品中還有對“婚喪嫁娶”“上墳祭拜”等禮俗的描寫，這里不再一一舉例。

在全球化浪潮席卷文學的今天，重新審視路遙與陜北文化，卻有著特殊的文化啟示。其作品中那些被視作“土得掉渣”的陜北元素，實則是抵御當下文化同質化最后的精神堡壘。當我們在地理的經緯度丈量陜北這塊黃土地時，路遙已用他的作品為我們繪制出了屬于陜北高原的精神版圖，默默地滋養著這一方水土，也滋潤著每一個陜北人的心靈。

（本文刊發《美文》2025年4月下半月刊，選自：《美文》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