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社會,人口老齡化與年輕一代面臨的育兒壓力、婚育困境等問題交織在一起,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難題。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家庭結構的小型化,傳統的家庭支持功能逐漸弱化,年輕一代在育兒、工作與生活平衡方面面臨巨大挑戰。與此同時,低齡老人群體規模龐大,他們大多健康狀況良好且有較強的參與社會活動意愿。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于健全新時代志愿服務體系的意見》指出,要健全充滿活力的志愿服務隊伍組織體系,包括壯大老年志愿者等隊伍,鼓勵他們以實際行動促進社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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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共享爺爺奶奶”等社區互助模式應運而生,成為緩解社會矛盾、促進代際和諧的重要創新舉措,這一模式主要是指社區的低齡老年志愿者,為社區內雙職工家庭提供子女接送等或者照料孤寡老人等志愿服務。
這一模式的發展,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和必要性。
一方面,年輕一代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壓力,在婚育方面面臨嚴峻的挑戰。近幾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社會觀念的變化,高昂的育兒成本和沉重的生活壓力,許多年輕人推遲結婚或選擇不生育,進一步加劇了人口結構的失衡。2023年中國的生育率僅為1.01,中國年輕人口占比也正在逐步下降。根據育媧人口研究計算,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53.8萬元,而事實上,除了金錢成本,育齡家庭養育孩子還需要付出大量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比如看護孩子、接送孩子上學等。而養育孩子也會導致女性做家務的時間增加,減少閑暇時間和有報酬的工作時間。根據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許琪的論文,女性在生育子女以后,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會比未婚時減少2.811小時,閑暇時間也要減少2.106小時,而這些減少的時間幾乎全部增加到了家務時間之中。對于中國的家庭而言,養育孩子的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主要由女性承擔。她們一方面需要面臨職場的競爭和內卷;另一方面,她們很難在撫養孩子的同時兼顧繁重的職場工作,有些女性不得不放棄生育孩子,以換取在事業上取得成功的機會。這些現象對生育率造成雙重打擊——工作沒有著落的年輕人,因為缺乏預期收入而不敢婚育,而有工作的人又面臨職場的壓力,擔心失去工作愿意延長工作時間,自然也難以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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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國老齡化規模龐大且增速較快。2024年,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占比已達到15.6%,已經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根據育媧人口研究的預測,預計到2033年,這一比例將突破20%,進入“超級老齡化”社會。到2060年,老年人口占比將達到35%,這意味著每三個人中就有一個老年人。較高的老年人口撫養比,讓很多獨生子女家庭面臨著“4-2-1”倒金字塔式上有老下有小的艱難局面。2023年,80歲及以上高齡老人已接近4000萬人,占總人口的2.8%。“七普”數據顯示,當前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中,60-69歲的低齡老年人口占55.83%。這一群體健康水平較高,具備較強的社會參與能力,是“共享爺爺奶奶”模式的重要參與者。
這樣一種社區互助項目,擁有多重社會意義。
第一,有助于緩解年輕人育兒壓力;
雙職工家庭因工作繁忙,往往難以兼顧孩子的接送和日常照顧,這成為許多家庭面臨的普遍難題。在這種背景下,“共享爺爺奶奶”模式為家庭提供了可靠的外部支持。通過社區組織,低齡老人利用閑暇時間為雙職工家庭接送孩子上下學、輔導作業,甚至陪伴孩子參加課外活動,極大地減輕了年輕父母的育兒負擔。2019年開始至今,鄞州區東錢湖鎮清泉社區的“共享奶奶”志愿服務隊已經接送并照料了600多名兒童的接送服務,許多居民與“共享奶奶”建立了深厚的信任關系。這種模式不僅降低了育兒成本,還為年輕父母創造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專注于工作和個人發展,從而提高了生活質量和家庭幸福感。
第二,老老互助是正式照料體系的重要補充;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劇,老年照料需求不斷攀升,傳統的正式照料體系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一方面,老老互助通過組織低齡老人為高齡老人提供幫助,不僅為老年人提供了回歸社會的平臺,還賦予了他們新的社會角色和價值,從而提升了社區凝聚力和老年人的幸福感。另一方面,老老互助模式有效緩解了正式照料體系的負擔,為高齡老人提供了更貼近生活、更具人情味的關懷與支持。老老互助模式的推廣,不僅可以減輕專業養老服務機構的壓力,還能在社區內部形成一種互助互愛的良好氛圍,推動養老服務體系的多元化發展。
第三,促進代際融合,增進代際理解和信任;
“共享爺爺奶奶”模式不僅是一種社會互助形式,更是促進代際融合的重要途徑。老年人與年輕人、孩子之間的互動,增進了代際之間的理解和信任。對于孩子而言,“共享爺爺奶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親爺爺或親奶奶的角色,成為隔代親情的某種替代,為孩子們帶來了溫暖和關懷。在日常相處中,孩子們從“共享爺爺奶奶”那里學會了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同時也為老人帶來了歡樂和陪伴。許多“共享奶奶”表示,與孩子們在一起互動,不僅能獲得情緒價值,還能從孩子們身上學習到新知識,了解到更多新鮮事物。
第四,提升老年人社會參與度
許多低齡老人退休后,雖然身體健康、精力充沛,但往往面臨生活空虛、缺乏社會參與感的問題。而“共享爺爺奶奶”模式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實現自我價值的平臺。通過參與社區志愿服務,低齡老人不僅能夠發揮自己的余熱,還能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獲得成就感和幸福感。此外,志愿服務還可以學習“時間銀行”的做法,通過設立“積分存折”等方式,進一步激勵了老年人的參與熱情。積分可以兌換榮譽、物資或服務,這種激勵機制讓更多的低齡老人愿意投身于社區服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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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時間銀行”模式的啟示
“共享爺爺奶奶”模式其實是“時間銀行”這一概念的另一種實踐。時間銀行的雛形來自于日本水島照子提出的“勞動銀行”的義工網絡。1980年,美國學者埃德加·卡恩(Edgar · Cahn)提出“時間銀行”概念,將“時間美元”作為一種“社區貨幣”,把“時間”和“公益”掛鉤,倡導社區成員積極利用閑散時間幫助有需要的人,并把付出的時間以虛擬貨幣化的形式存儲起來,當自己需要他人的幫助時,可以從中支取“已存儲時間”。目前,時間銀行已經在全球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相繼建立,共有1000多個名為“時間銀行”的不同組織或機構,它們廣泛應用于互助養老、醫療服務、社會救助、社區融合等場景。通過對美國和英國的時間銀行研究發現,美國和英國的時間銀行發展主要由社會組織主導,例如埃德加·卡恩的美國時間銀行聯盟和英國時間銀行(Timebanking UK)都是社會組織或慈善機構,但卻推動了時間銀行概念、機制、組織在美國和英國的快速發展。澳大利亞政府的介入,為老年志愿者提供了法律保護,也使得時間銀行從無到有,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了迅速的發展。澳大利亞的經驗的啟示在于,政府的介入對于老年照料和志愿體系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效的。下圖是部分國家和地區“時間銀行”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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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中國時間銀行發展研究報告
就我國的時間銀行發展而言,很大程度上是作為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有益探索,模式以互助養老為主,服務內容包括助餐、助醫、助潔等。按照提供資金及管理運營的主體劃分,共分為政府主導型、社會組織主導型、企業主導型三類。根據《中國時間銀行發展研究報告》對我國54家相關機構的數據抽樣,有27家“時間銀行”由政府管理,占比50%;有7家“時間銀行”由公司(企業)管理,占比12.96%;有12家“時間銀行”由社會組織(社區組織)管理,占比22.22%;有8家“時間銀行”由其他組織管理(或為混合模式),占比14.81%。而相比海外,歐美主要以長期、穩定的社會組織主導為主,澳大利亞則以政府為主。
“共享奶奶”的模式跟“時間銀行”類似,只不過奶奶們在幫助“一老一小”時,并沒有明確的積分存取,更多地體現了一種鄰里互助。杭州市九華社區“夜鷹志愿者”團隊自主發起的“共享奶奶”項目,主要針對社區里面幼兒園到小學四五年級的兒童,接送孩子至社區活動中心、圖書館等場所;并提供課后臨時看護與簡單陪伴。志愿者以社區內退休黨員、空閑時間較多的老年居民為主,無硬性年齡限制。部分“共享奶奶”同步參與獨居老人陪伴、慢性病關懷等社區服務。整體上,以無償服務為主,強調社會價值認同。激勵措施主要是年中、年底提供少量物質獎勵(如生活用品);優秀志愿者可參與區級“志愿大賽”并獲得津貼。
當前,共享奶奶等社區互助平臺雖然在各地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仍面臨諸多挑戰。
首先,信任問題是社區互助項目成功的關鍵。由于缺乏統一的信用體系和有效的監督機制,部分家長對“共享奶奶”的身份背景和安全性存在疑慮。例如,家長可能擔心孩子在接送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安全風險,而社區在篩選志愿者時也難以完全確保其可靠性和穩定性。此外,信息管理與透明度不足也是一個問題,社區互助項目的信息管理平臺建設相對滯后,導致服務記錄不透明、信息更新不及時,這種不透明性進一步削弱了參與者之間的信任。例如,一些社區的“時間銀行”項目因記錄丟失或信息不完整,導致志愿者的“時間幣”無法兌換,影響了項目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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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制度與規范問題是社區互助項目運行過程中面臨的另一個挑戰。目前,“共享奶奶”等社區互助項目多為社區自發組織,缺乏統一的制度規范和運行標準。不同社區的服務內容、記錄方式和兌換機制差異較大,導致項目難以規模化推廣。由于公共政策的缺位,無論是對志愿者還是被服務者,都沒有一致的運營規范。
第三,信息管理平臺建設滯后,社區互助項目的可持續發展還受到技術和管理層面的制約。社區互助項目的信息管理平臺建設滯后,缺乏統一的數據管理系統。例如,“時間銀行”項目在數據存儲、信息更新和跨區域通兌方面存在技術瓶頸,影響了項目的運行效率。
第四,共享奶奶和被服務者雙方的風險管理問題也不容忽視。在“共享奶奶”項目中,需要考慮志愿者和被服務家庭之間可能產生的責任和信任問題,包括意外傷害、責任歸屬等,這些問題需要通過明確的協議和保險機制來管理。
最后,社會認知與參與度問題。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社區居民參與互助項目的動力不足。例如,一些志愿者對“時間幣”的兌換機制不明確,導致參與積極性不高。
推廣“社區互助平臺”的建議和對策
我們認為,推廣“社區互助平臺”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具有較高的社會意義,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提出以下建議和對策。
1、設立全國性組織平臺,強化政府的主導和監管作用,加強制度建設與科學運營
整體來說,我國目前已存在的“社區互助平臺”缺乏統一的規章制度,為了更加科學、可持續的推廣這樣一種“時間銀行”模式,我們倡導建設一個全國性的組織或平臺,充分構建信用建設體系、服務能力平臺庫等,減輕年輕人育兒和養老的雙重壓力。具體而言,我們認為有必要提升政府參與度,由政府主導建章立制、統一標準、搭建平臺,協同社會力量推進資源整合,吸引政府、企業、社會多方力量協同參與。比如,企業可以為時間銀行的發展提供專業化的技能和管理經驗;全國或者地方公益組織,可以承擔相關管理運營、資源統籌以及社會倡導等職能,對工作人員和服務提供者進行培訓,提升其專業素養。我們建議相關職能部門盡快參與制定出臺相關規章制度,引導、規范相關志愿者平臺的運營管理,并逐步提高統籌層級,將志愿服務的管理平臺化、科學化。
2、加強技術運用,建立數字化平臺
為了更加充分、有效的管理、運營社區互助平臺,我們可以利用相關網絡信息技術,開發出適合于我國國情的時間銀行數字化平臺,在平臺上有效記錄并統一管理相關志愿者信息,如志愿者個人信息、服務技能、空余時間等等,對于需要服務的家庭,也可以充分利用平臺給出的相關信息,進行相應的選擇。通過電子信息化的管理,一方面,有利于方便對于志愿者服務時長、時間存取等信息的錄入;另一方面,也方便加強社區與志愿者、被服務者的溝通與合作,避免人為操作可能出現的漏洞和弊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公益信任的問題。
3、明確功能定位,拓展多元服務內容
“共享老人”項目應明確其社區互助和志愿服務的功能定位,強調公益性和互助性。運營方面也應不以營利為目的,宣傳上,立足公益慈善理念,強調互幫互助。同時,在服務范圍上,除了接送小朋友上下學,還可以為年輕家庭提供買菜、上門烹飪等服務,幫助他們解決后顧之憂。
4、風險管理與權益保障
建立科學適用的監督機制和保險機制,明確協議和責任歸屬,降低項目運行風險。確保養老服務供需雙方的合法權益,提高項目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比如,可以在事前由組織者通過簽署“愛心協議”的方式,明確雙方權利義務及責任分擔,確保雙方了解各自責任和風險,同時,可以考慮為“共享爺爺奶奶”們提供服務期間的人身意外險,解決志愿者與服務對象的信任和責任盲區。
5、建立積分系統,突出激勵機制
在制度設計上,突出激勵機制,建立積分系統,參考“時間銀行”的模式,為“共享奶奶”服務設立積分系統,服務時間可兌換相應的獎勵。 同時,也要為積極參與的老年人提供榮譽稱號、免費體檢、社區福利等,增強其社會認同感,才能更好的提升參與積極性。除了可等時享受服務、轉贈、繼承外,還應從物質、精神等方面出臺有效舉措激發參與熱情和服務動力,如賦予購物優惠、授予榮譽稱號、進行典型宣傳等。例如,一刻公益與中信銀行合作,發行了聯名銀行卡,銀行卡內可像普通的儲蓄卡一樣存錢、在商家消費刷卡。同時,銀行卡與一刻公益志愿時長聯網,每一小時的志愿時長相當于一元錢,不能直接取現金,但是可以在合作商家消費,購買服務或購買商品。這些權益保障,有利于建立更加科學、適用的保障體系,確保志愿者本身的激勵保障,推進項目可持續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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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奶奶”等社區互助項目在緩解年輕人育兒壓力、促進代際融合和提升老年人社會參與度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項目在運行過程中仍面臨信任、制度、技術和管理等方面的挑戰。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政府、社區和社會組織的共同努力,通過完善制度規范、加強技術支撐和提升社會認知,推動社區互助項目的可持續發展。我們呼吁社會各界共同努力,為年輕人減輕負擔,為老年人創造價值,讓“社區互助平臺”成為社會和諧發展的新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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