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術后舔吸年輕女患者乳房的男醫生』長達9年的東京醫療猥褻案最終結局

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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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春天。一位乳腺外科男性主治醫師涉嫌『準強行猥褻罪』遭到逮捕、起訴。理由是：他乘著自己為一名女患者所做的手術剛結束之際，舔吮了她的胸部。

日本檢方認為這一行為『性質極端惡劣』，以受害者亦『強烈希望嚴肅懲罰』以及社會負面影響非常之大為由，要求判處有期徒刑3年。而辯護方則認為所謂術后舔吮胸部不過是女性患者在術后麻醉尚未消退的特殊狀態下發生的一種與性有關的幻覺，主張醫生無罪。經過反復辯論，直至2019年1月最終辯論結束后，2019年2月20日，日本東京地裁大川隆男法官以↓

①女性患者可能經歷幻覺體驗。

②女性患者所經歷的幻覺體驗或系術后譫妄。

③女性患者證言可信度存疑。

等理由，判決43歲的男性醫生被告無罪。很快，這一消息就在當時中國的微博平臺上顯現，而且用了相當嫻熟百試不爽斷章取義橫奪眼球的標題，暗示法院判決涉嫌猥褻女患者的男醫生無罪，是因為法院偏袒男醫生，隨手找了一個女患者乳房上的唾液是男醫生說話時候濺上的神奇借口 。

這，在沒有能夠深入了解情況，或者因為語言壁障等問題想要了解也客觀上無法了解的大多數公眾一眼看來恐怕是非常難以接受，感到荒誕不經的。于是當時就有好多位粉絲與網友通過評論艾特或私信小窗來問我這到底是不是真的？法院怎么可能會這樣搞笑不要臉？以常人常識來看這個案子完全超越合理理解范疇——醫生說個話唾液星子能夠噴那么準，好似一把狙擊槍一樣，正好噴到女患者的乳房上？

↑果然，當時評論里如潮涌來對于日本法院判決的譏諷，每一條都贏得了大量的贊。

但實際上，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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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0日，一位30多歲的年輕女性XX子在日本東京都足立區一家醫院接受了右側乳腺癌的手術。手術結束回到病房之后，她通過日本版微信（Line）向自己友人告知遭受了男性乳腺外科主治醫師的猥褻，友人當即報警。當地警署警察火速趕赴醫院現場，由女警在這位女性左側胸部進行了采樣，隨即展開刑事調查。

2016年8月25日，警視廳將XX子的主治醫師（時年40歲）關根進執行逮捕。然而該主治醫師從頭至尾堅決否認有過猥褻行為。被起訴之后，被告醫師開始了漫長的刑拘生活。

2016年11月30日，東京地裁（東京地方法院）執行了首次公審，法官是大川隆男。2016年12月，主治醫師終于獲得保釋，刑拘總時間長達100天。而同時，法院決定進入『期日間整理手続』流程。所謂『期日間整理手続』，指的是圍繞爭議點深入研究、進行證據整理的公審準備手續。『期日間整理手続』本身并不公開，整整耗時14天。14天結束之后，大川隆男法官認為這一事件的核心在于『猥褻行為是否真實發生過』這一關鍵要點之上。從這里出發，存在兩個本質爭議點：

①XX子自身證詞的可信度。

在患者從麻醉清醒過來的過程中是否存在『譫妄』影響，受到了多大程度影響。

②DNA鑒定以及唾液淀粉酶鑒定的可信度。

從XX子胸部采樣并于警視廳科學搜查研究所（下文簡稱：科搜研）執行的附著物鑒定作為證據的科學性是否合規、可信度與證據力度是否充分。

圍繞上述要點，法院對于XX子及其友人、母親、手術過程中在場醫師、病房擔任護士等涉及事件的相關人員，乃至負責DNA等鑒定的科搜研人員、法醫學者、精熟譫妄問題的醫師、專家等人群進行了長達3個月的集中梳理與證人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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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一個來看。先看證詞。

首先，XX子自身的證詞可信嗎？

從患者XX子的角度出發，受害是非常真實的感受。她因此情緒非常激烈、持續至今。她在法庭上強烈譴責斷然否認犯罪行為的被告醫師，用非常堅決的口氣對被告表示：『醫師執照吊銷是最起碼的。你爽過了，但我希望你接下來為此坐穿牢底』——女患者言辭之激烈讓現場旁聽眾人回憶起來時表示當時幾乎不敢出氣。

同時，檢方認為XX子證詞與科搜研鑒定結果一致，XX子所描述的受害內容也非常自然且具體，因此『十分可信』，而且『不存在虛假證詞的動機』，可信度完全沒有問題。相反，檢方認為對XX子術后狀態進行描述的醫院方面的醫師也好護士也罷，他們的證詞都存在偽證動機。不僅如此，檢方還指責譫妄問題專家的證詞，認為他們是在醫院相關人員供述影響之下隨意下判斷。換言之，檢方認為XX子的證詞不可能源于『譫妄引發的性幻覺』。

那么，辯護方又持什么觀點呢？辯護方認為：XX子的主張，本質上是由術后譫妄所引發的幻覺↓

①XX子回到病房之后一直在叫痛，但自己卻根本不記得了。

②XX子好幾次打鈴叫護士（Nurse Call），每次護士都立即來到床邊，但她自己卻根本不記得了。

③護士為她量過體溫，測過血壓的細節，她都不記得了。

④護士在為她量體溫的時候，她對著護士高喊『別耍我，小心我殺了你！』但她完全不記得了。

⑤同病房的其他患者也聽到她在高喊，她也不記得了。

以上只是列舉了辯護方所提供的部分細節，還遠不僅限于這些。辯護方以此引用專業醫師證詞以及譫妄診斷標準，主張『XX子認為自己被舔舐胸部與乳頭，很可能系術后譫妄狀態下的幻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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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第三方：科搜研的鑒定。

檢方強調：第三方科搜研的鑒定足夠正規、足夠專業。

警方在XX子左側乳頭附近以專用紗布片進行了擦拭取樣。對此進行鑒定的科搜研專員從中檢測到了含有被告人大量DNA（1.612ng/μl）的唾液以及口腔內細胞。具體細節為：

①女性警官從XX子左側乳頭附近以紗布片進行附著物采樣，當即置入無菌包中密封，隨后由另一位警官保存于冷庫中、上鎖，并于兩天后送至科搜研。整個過程中采樣、保管與運輸手段都非常正確。

②負責鑒定的科搜研專員經驗豐富且已獲得DNA鑒定資格，具有充分的知識與技術能力。

但是，辯護方對此提出了尖銳的異議，并在最終辯論中力陳該鑒定結果『缺乏客觀依據、無法再現、不具備科學可信度』。

WHY？

在DNA鑒定方面，DNA量是一個很關鍵問題。在檢方看來，之所以會檢測出大量的被告DNA，是因為被告在舔舐女患者乳房的時候含有口腔內細胞的唾液附著其上所致，這里的邏輯似乎很自然。

可是，1.612ng/μl這個看似精確的數字，卻經不起程序合規上的推敲——因為這個數字竟然只是負責鑒定的專員在檢測過程中手寫在worksheet上的，而DNA鑒定時相當重要的DNA擴增（就好像新冠肺炎執行PCR核酸檢測時需要對RNA進行擴增一樣的原理）曲線、校正曲線等關鍵實錘數據卻竟然被丟棄了，無法得到確認。

而且，這張工作表還是用鉛筆記載的，其中至少有9處存在以橡皮擦拭改寫的痕跡。辯護方據此認為，工作表理應作為實驗記錄使用，用圓珠筆等無法改寫的筆具來進行記錄屬于最最基本的常識——科搜研的應對方式明顯有問題。

還有一點更加不合理。那就是鑒定時使用了紗布片中抽取的一部分DNA提取液。當爭議發生時，倘若剩余部分還妥善保管著的話完全可以再次進行鑒定，可問題是連剩余部分也已經沒有了——科搜研表示剩余部分在2016年年底大掃除的時候扔掉了。這，非常不可思議，因為被告明明從頭開始堅決否認猥褻，法院也已經決定執行深入研究討論的『期日間整理』程序之際，按理說鑒定人明知自己是重要證人，其呈堂資料將是至關重要的證據之一，何以至此？

辯護方明確表示：這其中存在故意丟棄的意圖。同時還點到DNA提取液丟棄這種行為明確違反警察廳內部通知：『剩余資料以及鑒定后殘留試料理應考慮再鑒定之可能性而妥善保管』。

這就荒唐了——無法再現、實驗記錄記載方式又破綻百出。這種狀況，讓人很難不聯想起日本曾經轟動全世界的一樁巨大學術丑聞：把學界超級大牛笹井芳樹逼上自殺絕路的小保方晴子STAP細胞事件。

↑小保方晴子堅稱STAP細胞是存在的，但在關鍵流程和實驗記錄證據上不僅存在不自然的疏漏而且還有明顯造假。

辯護方證人之一，一位法醫學者表示：『刑事案件鑒定分析搞成這樣，讓人不禁脊背發涼』。

不只是DNA。唾液淀粉酶等其他環節鑒定上，竟然也沒有留下一張照片。眾所周知淀粉酶的鑒定需要觀察試劑顏色的變化，而顏色的變化必須以照片形式方能留下確切記錄。

辯護方愈發強勢。不僅指出鑒定各環節上的漏洞百出，而且以讓步狀語從句的方式表示：被告醫師的DNA與唾液淀粉酶等身份物質附著到患者XX子左側乳頭附近的機會其實相當多。譬如，在術前戴上手套之前，用手再度仔細觸診患者左右兩側胸部，2位醫師隔著患者面對面討論部分手術細節，包括討論切開范圍比之前商定的再小一些等等，都有可能令唾沫星子飛濺到患者的乳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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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里，就進入了最后一階段的討論：若先不考慮證詞、先不考慮科學鑒定，這樣的事情本身，有多少可能發生的合理性？

辯護方在最終辯論過程中，關于這個問題明確亮出了自己的觀點：『這一事件，客觀狀況上沒有發生的條件』——

【1】XX子證詞所形容的猥褻細節。

XX子所陳述的被害細節，絕不是舔一下乳房這么簡單的行為↓

『醫生拼命吮吸我的左側乳頭這一片，嘴巴按在上面那樣地用力舔吮，口水滴滴答答向下掉，極其惡心』。而且，她表示這樣的用力舔吮持續了5分鐘不到，直到她打鈴呼叫護士來的時候，醫生才慌慌張張地逃了出去。再過了30分鐘之后，醫生就又回到了床邊，這次變成了看著自己的胸部把手伸到褲子里面手淫。

↑事件發生在這間病房。XX子的病房就在最靠近門口的左側床簾中。

【2】對此，辯護方的疑點列舉如下：

①事件發生當天這間房間滿床，現場有4位患者。

②XX子的病床就在最靠近門口這邊，門一直敞開著。

③XX子邊上的病床距離她自己的僅一米左右，只有薄薄的床簾一層隔擋。而且，床簾底端距離地面有35厘米高度。

④XX子手中捏著Nurse Call的鈴，術后當時45分鐘內就呼叫護士多達7、8次，每次護士都會立即來到床邊。

⑤外科術后患者胸口皮膚上附著著大量血液、體液，熟知感染風險的醫生選擇乘這個時候去舔患者的乳房，實在匪夷所思。

⑥醫師所穿手術褲在腰部以繩帶系結，根本無法把手伸進褲子里自慰。因為繩帶一旦稍稍松開，整個褲子就會掉下去，證詞所形容的行為在物理上無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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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發生這樣的事情？現實性、合理性的確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被告醫師當時的工作狀態是這樣的：每周，他需要在兩家醫院診察多達222-280人的病人，每月手術6到7人，而XX子是其中一人。他是乳腺外科醫師，患者幾乎全部都是女性，觸碰女患者乳房檢查結節或者腫塊、捏乳頭查看有無異常分泌物等等行為，每天都在循環。這次事件之前，他從來沒有被舉報過性侵犯。他從2011年開始成為了XX子的主治醫師。2012年為她切除了右側乳房的腫瘤，接下來每3個月或6個月為她進行定期檢查，但后來右側乳腺癌復發，不得不再次手術之后，發生了這次事件。

當天，XX子的母親也來醫院陪著。被告醫師第二次來到病房的時候，母親就在患者床邊。因為醫生要看，所以媽媽退了出去，但并沒有退出病房，而是就在距離床很近的床簾邊上呆著。

就這樣一名乳腺外科醫師，這樣的日常工作狀態。女性患者的胸是他的工作對象,每周看數百人的胸，其中一名患者他伴隨了5年多。本次猥褻行為，需要在手術剛結束，護士人員頻繁進出的滿床病房中，在哪怕隔著床簾鄰床大概什么情況也能略知一二的環境里，突然對這位患者發情般狂熱且無法自控、瘋狂舔吮剛剛結束了手術的胸部且持續5分鐘之久，還要不顧母親就在床簾邊上呆著而忍不住對女患者手淫。。。

較真細節到這里之后，會覺得這畫面，的確難以在現實生活中想象，會很難不聯想到類似AV的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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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人說：那也不能100%證明醫生的清白啊，萬一他就是那么瘋狂那么奇葩怎么辦？

這樣的視角似乎難以辯駁，但實際上相當非常缺乏刑法常識。被告人沒有責任證明自己100%清白。在法治國家，要做實被告人有罪，檢方需要立證被告人在事件里扮演罪犯角色這一點不存在合理質疑的余地。

是的，關鍵詞是合理質疑。用人間的常識去看一個事件時，普通人都能心生疑問的那種質疑↓

①對于患者證詞的合理質疑。

②對于第三方鑒定機構操作流程的合理質疑。

③對于現場狀況條件的合理質疑。

④對于醫生職業特性以及與患者關系的合理質疑。

這一切，反過來會令醫生被定罪為犯人變得不合理，哪怕醫生也不能證明自己100%是清白的。

最終辯論中，被告醫師說了這么一句話：『患者的安全當然應該保護。然而醫護人員的安全也應該得到守衛。我期待光明正大的判決。』

2019年2月20日，被告醫生被判決無罪。消息傳出來之后，推特上的日本醫師們紛紛歡呼叫好，好似長期郁結心頭的不滿得到了釋放一般↓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日本醫生普遍活得很辛苦，目前已經成為了日本媒體與民間非常關注的一大問題。很多醫生有過連續工作長達35小時的經歷，年累計加班超過2000小時。活活累倒在現場甚至過勞死的案例不斷出現。早在2019年初，日經Special節目就播放了一則紀錄片，上來就是一個嚴峻的數字：

半年里某一家醫院里就活活干死了三名醫生。

中國的醫生問題是（灰色之外的）低收入以及醫鬧、工作超負荷。日本醫生基本上沒有前兩樣，但最后一項依然相當瘋狂，有時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故日本媒體常常高呼『日本醫生危險了！』，呼吁保護患者的同時也應該要保護好醫生。

在這樣的情況下，民間可能還有很多人站在女患者這邊，甚至檢方也似乎有點放不下面子正在提起上訴，但對于譫妄問題相對了解得多，醫學知識與信息掌握程度遠超普通民眾的醫生們普遍歡呼這一判決結果也是能夠理解的心態——雖然他們之間可能存在同病相憐、兔死狐悲的感受，也可能基于自身經歷體驗與自尊認為醫生這個職業不會做這類事情。這一認知偏差的局限的確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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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還有最后一樣沒有詳細觸及的東西，那就是恐怕多數國人還不清楚，甚至可能還聞所未聞的一個術語：『譫妄』。

因麻醉引起的譫妄，一言以蔽之即『麻醉引發的幻覺』。結合本次事件很多讀者恐怕會好奇：譫妄引發的幻覺，真會如此真實么？以及譫妄這一現象、又有多常見呢？

首先，譫妄實際上相當常見，尤其全身麻醉之后：

①突然大聲叫喊。

②前言不搭后語地說胡話。

③突然從床上坐起來。

譫妄，在高齡人群中更加多發。根據日本公益財団法人·長壽科學振興財団的資料，75歲以上癌癥手術后27%的患者發生譫妄。30多歲發生譫妄相對少一些，但絕對說不上罕見。

譫妄發生時的幻覺狀態，常常表現為將日常生活中壓抑在深層理性中的心里話坦率直接或滔滔不絕地大膽講出來。非常典型的一類案例是：婚外戀的男性在陪伴自己的妻子面前直呼情人的名字。

1992年，日本有一部電影名作『外科室』。劇中吉永小百合飾演的伯爵夫人在接受手術時死也不讓麻醉。她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心里藏著一個秘密。用了麻醉就會亂講話（うわごとを言う），我為此非常恐懼。』うわごと寫成漢字就是譫語，譫妄的譫。

這次事件中的乳腺外科醫師對女性患者使用的麻醉藥物是Propofol。這款藥物近年來應用十分廣泛，因為它具有用藥后睡得沉熟、醒得干脆、嘔吐感較輕等優點。

光說這些可能很多人還是沒有什么印象。但如果說這款麻醉藥物是邁克爾·杰克遜生前很喜歡用的藥物的話，可能從此就難以忘懷了。是的，因其液態呈現乳白色，邁克爾·杰克遜將其『愛稱』為牛奶，權當安眠藥用，劑量漸次增多。有觀點認為十一年前導致他猝死的關鍵原因之一就是這款藥物的濫用。

Propofol有優點，當然也有缺點，其中之一就是幻覺。這個問題早在1990年前后就開始被報告。譬如1992年，美國一家醫院報告了案例：一位20歲女性在接受該藥物之后發生譫妄，向醫師告白了和前男友的性體驗細節。若知道了這些舊聞，再看這次30多歲女患者的性幻覺型譫妄，恐怕會覺得自然不少。

還有這篇論文：麻醉后患者在神志恍惚之際，醫生往胸口貼心電圖、手臂上箍血壓計加壓測量血壓、往陰道內插入婦科檢查器具等等場景，原本都是非常正常的醫療行為，但患者自己卻可能產生正在被強奸的幻覺。

術后譫妄還有一個問題是，這一現象是一過性的：似乎既不會死人也不會留下后遺癥（但現在看來似乎也沒有那么簡單：一些研究顯示老年患者的術后譫妄與患者短期和長期死亡率升高均存在關聯，甚至還和遠期的認知性疾患存在關聯，雖然還不清楚因果。但這里不多展開），所以在醫院現場醫生們傾向于被動等待過去，不和同行分享案例，也不主動考慮對策，總體上相當消極。一些醫生甚至會感到尷尬，因為患者會對他講述非常隱私的信息。此時醫生常常會采用沉默是金這種『成年人的方式』來應付過去。總之，譫妄問題容易被忽視。

耐人尋味的是，不知道是否是因為受到了本次事件的影響，又有一家醫院發生60多歲女性患者投訴在手術后被過度撫摸胸部的事件。結果醫院方面雖然心存『醫生何以要去性侵60多歲女患者』的疑慮，但考慮到萬一像這次事件中醫生被拘捕100天以上的情況發生醫院方面將失去重要勞動力，經營會出大問題，最后院長和主治醫師來到患者那里鄭重道歉，總算是獲得了和解。

這，其實是日本醫療領域的一個問題。未必每次醫生都是無辜的，但這類事情似乎不應該以這種方式去和解，否則問題本身難以解決，醫患關系卻被投上陰影。

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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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里，很多人一定認為劇情告終了。是的，我也曾經這么認為了。但沒想到的是：再度逆轉了。前天7月13日，東京高院推翻了一審的無罪判決，判處被告有期徒刑2年。

判決結果公布之后，從頭至尾堅持自己清白的被告醫師對媒體表示：『我沒有犯過的罪，卻沒有得到公正的判決，為此我感到非常憤怒。因為一審的無罪判決周圍的眼光發生改變，曾經一度被毀的生活也好不容易重回了正軌，而現在連工作都要掉了。』

那么這次有什么變化了呢？目前看來的最大變化是檢方出庭證人表示即便女患者真有過譫妄，也并不能因此說就有過了幻覺，認為女患者的證詞信用度本身沒有問題，同時認為醫院方面相關人員可能會出于有利于醫院立場方面的考量而扭曲證詞，以及患者病歷中明確記載有『狀態清醒』這一記錄等等為由，認為醫院方面護士們認為女患者產生了譫妄這一證詞本身無法成立。

↑7月13日，有群體在東京高院外抗議。

這一逆轉令辯護律師團非常憤怒，痛批這是一個極其違反常識、非常不科學的判決，認為很多細節完全站不住腳，譬如所謂狀態清醒的病例記載是在女患者出院之后歸納總結的，而當時譫妄的狀態不僅院方護士，而且醫院中同病房的患者也給到了相關證詞，即便如此還進行駁斥完全不符合常識。特別是科搜研方面證據記錄本身的硬傷涉及DNA擴增曲線、檢量圖、唾液酶等等數據的缺失與毀棄，客觀證據完全不足，根本沒有確切的證據效力，卻反而被法院認為加強了患者證詞的強度，辯護律師團表示『我們已經出離憤怒到不知所措的地步。一審的時候爭論到那樣的程度，明明已經得出了科搜研操作手法缺乏可靠性無法作為證據，而且還毀棄了數據，結果到了這次判決里竟然連這樣的東西都會被視作可靠證據，完全沒有想到。也就是只要科搜研里的人來一句：雖然沒數據但反正你的DNA在，你就完了。如果這樣，今后不知道還會有多少冤案出來！我們一定會和被告協商之后繼續戰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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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說什么？

我打算密切關注這一事件到底。這不是簡單吃瓜，而是一個非常值得學習的契機，事關技術、證據、規則、人心、社會，是一個絕佳的洞察窗口。

其次，我很明確反對當時國內（現在也一樣，至少也一樣）對于國外案件動輒標題化扭曲化扯淡化的斷章取義，那不僅不體面、影響了我們對自己問題的理解，而且在我看來更加重要的是抹殺了自己的頭腦進步的空間，非常可惜。

再次，我還想說，我不希望任何人被冤枉或者白白傷害，無論是醫師還是患者。但，哪怕醫生最終再次成功逆轉裁判，最終被無罪釋放，我依然想要提出日本的問題：

在美國，婦產科男性醫師在查看女性患者胸部或者下身的時候，幾乎100%會叫上醫院里的女性員工過來陪伴在現場一起，但在日本雖然有一部分地方和醫護人員做到了，卻依然沒有普及到美國的地步。而這一點其實非常關鍵甚至有時可能是致命的，因為哪怕沒有任何犯罪猥褻性騷擾事件發生，就算是最最普通平和順利的檢查，女性也會很容易感覺到驚慌、尷尬、不安與焦慮，這個時候看到邊上還有一位女性陪伴著的話可以瞬間獲得極大程度安全感。這樣做，得到救贖的遠不只是女性患者一方，男性醫師所承受的風險也同樣會有效降低。說到底，這是一種基于對對方心理體察考量的呵護、避嫌兼自我保護，是雙雙受益的東西。

一言以蔽之：不要創造令男性醫師與女性患者兩人獨處一室的場景契機的原則必須堅持。如果真的術后醫護人員各自忙里忙外焦頭爛額的話，除非現場是性命攸關的緊急操作，否則男性醫師就應該立即主動暫時離開房間，等到有女性醫護人員可以陪伴一旁的時候再開始診療。這一樣是體恤對方、避嫌加自我保護的操作。試想這位醫生如果當時能夠稍微多一個心眼，把就在邊上不遠處的女性患者的母親叫來一起到病床邊上的話，一切問題都不可能有機會發生了。

還有一個就是統統上監控攝像頭、不留死角，醫患雙方一同犧牲隱私、一切都錄下來。可是如此操作的價值已經大打折扣，因為說來說去醫患雙方重要的是雙方這兩個字。若互相沒有起碼的信任、理解和默契，那么周邊無論怎么強化下去良好的關系恐怕都不會真正建立，最終導致哪怕沒有這個問題，也總有另外一個幺蛾子、另外一番摩擦糾紛適合你，同時還犧牲了雙方的隱私與尊嚴。

202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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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甚至為自己能夠追蹤這個案件長達整整6年之久而油然而生了幾絲莫名的自豪，畢竟這樣涉及大量醫療細節的枯燥乏味的瓜又有幾人感興趣？然而劇情本身的確跌宕起伏——東京高院推翻無罪判決，再度宣布有罪并判處有期徒刑2年之后4年半轉瞬而逝之際，案件再度180度翻轉。

4年半之前推翻無罪的關鍵在于控訴審查中，檢方引入了兩位精神科醫生的證言，其中一位是獨協醫大教授井原裕。他承認自己并非譫妄領域專家，卻提出了一套獨特的理論：這位女士最初可能經歷了『過活躍型譫妄』（表現為激動和暴言），隨后轉為『低活躍型譫妄』（平靜但記憶清晰），而后者不會產生幻覺。然而實際上，這種理論非常缺乏主流醫學支持，因為早有大量研究表明，無論何種類型譫妄，幻覺和記憶混亂都是非常稀松平常的癥狀，可是東京高院卻全盤采納井原的證言，認為女士的敘述『具體且詳細』、作為直接證據具備強烈的證據效力。而對于DNA證據，高院承認鑒定方法存在爭議，但認為其與女士證言高度吻合、足以定罪。

接下來辯方讓我最服氣的一點就是8個字：咬定青山、決不放棄。。。他們隨即上訴至最高法院。2022年2月18日，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推翻高院判決，認為井原的證言缺乏科學依據，且高院未充分審查DNA鑒定的可信度，尤其是定量值1.612ng/μL的意義，要求東京高院重新審理。

發回重審于2024年9月啟動，核心焦點鎖定在DNA定量檢驗的科學性上。檢方邀請京都府立醫科大學教授池谷博作證，他試圖證明科捜研的檢驗手法，也就是使用預制標準曲線計算DNA含量——符合當時的操作規范，且1.612ng/μL的數值可靠。然而，辯方則通過東京大學醫科學研究所教授真下知士的證言，展開了牛逼的反擊。

真下教授首先從技術層面剖析了科捜研的實時熒光定量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手法。這種技術的基本原理是將標準樣本與待測樣本同時進行DNA擴增，通過熒光信號的增長曲線推算DNA含量。不必非要看明白具體啥意思，只要需要抓住關鍵，那就是標準曲線必須實時生成就行→以確保實驗條件的一致性。然而，科捜研卻使用了預制的標準曲線，這違反了技術規范，因為溫度、試劑活性等微小變量都會導致擴增效率偏差，最終使定量結果失真。真下指出這種做法的本質很荒謬，如同『用昨天的天氣結果預測今天的溫度』，不具備真實再現性。更令人震驚的是，科捜研在檢驗后銷毀了原始樣本和數據記錄，僅保留一份手寫工作表，且該表上有9處明顯的擦改痕跡。真下強調，這種證據管理方式在國際科學界是不可接受的，1.612ng/μL的數值可能只是異常值，而非真實反映。

更關鍵的是，辯方通過實驗證明，即使數值本身真的準確，也無法因此就做實了『舔舐』行為。原因是，唾液本身DNA含量很低且不均（主要來自口腔脫落細胞），1.612ng/μL的濃度有可能由其他途徑產生。例如，醫生在術前反復觸診時，手部汗液或呼吸飛沫可能將微量DNA轉移至患者皮膚。真下援引研究數據：一次普通對話可釋放每立方厘米數千個飛沫顆粒，一些情況下，其中含有的口腔細胞足以在接觸面留下可檢測的DNA。相比之下，舔舐產生的唾液量雖多，但面臨檢測的時候，DNA濃度未必一定更高，因為唾液中的細胞分布極其不均。有趣的是，就連支持檢方的池谷教授的實驗也意外支持了這一觀點：采得的唾液樣本里DNA含量極低，檢方所主張的『大量DNA就=舔過了』的假設不攻自破。

2025年1月22日的最終辯論中，辯護團主任高野隆總結道：『科捜研的檢驗既不科學也不嚴謹，DNA證據無法彌補女士證言的內在矛盾。一審的無罪判決是唯一合理的結論。』昨天的3月12日，東京高院（齊藤啟昭法官）作出裁決，駁回檢方上訴，支持一審無罪判決。法院承認，DNA定量檢驗雖按科捜研流程操作，但其精確性不足以排除誤差且無法證明唾液具體來源。結合女士可能的譫妄狀態，公訴事實存在『合理懷疑』、無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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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外科醫師關根進長達9年的官司至此終于落下帷幕，平反昭雪。然而其職業生涯遭受了毀滅性打擊，可謂是一輩子的高昂代價——逮捕初期，他被拘留105天，執業被迫中斷，2020年高院重判有罪期間，醫師執照面臨吊銷、人生前景岌岌可危，9年訴訟耗空了他的名譽、經濟以及最好的年華。更加令人痛心的是，2020年高院推翻無罪復判有罪之后不久，關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還在讀中學的兒子可能是因為受不了社會壓力、流言蜚語or同學譏諷而跳軌自殺。

日本乳腺外科領域本已人手不足，更多男性醫師因本案所提示的職業風險陷入猶豫，乳腺疾患患者不得不更加面臨醫生短缺的困境。

日本社會需要因此反省什么？事件并非不可避免→譬如嚴格確保男性醫師與女患者沒有任何機會（哪怕再短暫、直覺上再不可思議）獨處的規則設定，以及，日本社會對此類事件的不寬容、一種急于進行道德審判、往往在真相未明前便對被告人施加法律之外的社會懲罰的文化傾向。這種不寬容，不僅源于社會喜歡以某種刻板思維定向表達存在偏差的同情或者憎惡，而且還由于日本傳統的恥感文化而進一步強化、放大。哪怕案件還沒有蓋棺定論，嫌疑人一旦被社會貼上標簽，很容易被群起而攻之，哪怕日后翻轉，傷害早已形成且往往非常沉重、無法彌補。

患者當然要保護，但醫生也一樣是人，而且在很多醫療場景里面對著一般人所無法想象的高風險，這碗水若不盡量端平，最后的代價必然由全社會承受，而且從絕對范圍來看，廣大患者容易受傷更多。希望這個案例能夠得到國內的參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最后，我想起一個小插曲，那就是我大姨2年前春天在東京接受食道癌治療，在那場至關重要的8個多小時根治手術結束后的夜晚，實際上也發生了譫妄。她告訴我：手術后的晚上，他們把她推回ICU里進行護理的時候，ICU里的主管吩咐邊上兩三個護士要對她多多注射一種會讓她非常痛苦的藥物。臥槽我差點沒噴出來：你一個連50音圖都不知道的人，是怎么聽明白她們在ICU里的專業醫療對話的？？

大姨開始一直堅持說自己真的聽到、絕對沒錯。過了很久恢復到差不多之后，她想了想，自己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