澤連斯基以辭職換北約, 卻忽視了歐洲內部的一種聲音…

? [意] 洛倫佐·馬爾西利

Lorenzo Marsili

博古睿研究院歐洲中心首任主任

? 周哲（譯）

【導讀】繼“白宮爭吵”事件震驚世界后，十余個歐洲國家及烏克蘭、加拿大的領導人在英國倫敦舉行峰會，討論烏克蘭危機和歐洲防務問題。澤連斯基表示，若能帶來和平，他愿意辭去總統職務，甚至以辭職換取烏克蘭加入北約。歐洲方面則承諾繼續對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并致力于讓烏克蘭在談判桌上占據一席之地。

有分析認為，歐洲的介入為烏克蘭實現“持久和平”提供了可能，同時歐洲也可借“援烏”議題推動戰略自主。然而，另一種觀點指出，歐洲難以向烏克蘭提供足夠的軍事和經濟支持，且隨著極右翼勢力的興起，歐洲內部出現了“烏克蘭危機并非歐洲的危機，而是烏克蘭內部問題”的聲音。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或許揭示了歐洲的“存在主義危機”。

本文作者從歐洲人自身的視角出發，分析了歐洲精神危機的表象與本質。他指出，歐洲人必須直面的是：如今的歐洲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亞洲的一個半島。回望漫長的世界歷史，歐洲的崛起只是一個短暫的反常現象。如今，隨著西方全球領導地位的衰落，這一反常現象正走向終結。歐洲正逐漸邊緣化，“歐洲人正在意識到，成為歷史的客體而非主體究竟意味著什么”。

在此背景下，作者探討了歐洲極右翼復興的深層根源，認為這是一種“民族主義的崛起，而非極右翼的崛起”。今天的歐洲民族主義并非20世紀那種擴張性、年輕氣盛的法西斯主義，而是一種地方化的、降級的、疲憊的民族主義。地方化（Provincialized）的小型歐洲民族國家無力應對歐洲面臨的復雜困局，也難以應對全球性的混亂。對歐洲而言，極右翼打造的“民族國家”旗幟更像是一個“避難所”。他們希望通過重建一個文化同質、嚴加管理的地方化民族國家共同體，來應對歐洲在衰落時期的無力、迷失與恐懼。今天的歐洲民族主義者已經意識到，他們的國家只是眾多文明中的一種。這一趨勢與正在到來的多極化世界產生共振，為未來創造了新的可能性。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10月刊，原題為《歐洲極右翼：疲憊的民族主義》，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歐洲極右翼：疲憊的民族主義

▍極右翼的崛起

縱觀歐洲，極右翼為何崛起？首先，我們看一些當下的背景。截至2024年，歐洲的極右翼勢力持續在擴大其影響力，最近幾次關鍵國家的選舉反映了這一趨勢。在法國，極右翼領導人瑪麗娜·勒龐及其政黨國民聯盟（National Rally）在202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了27%的選票，超越了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的中間派聯盟。不過，她未能在隨后舉行的全國立法選舉中贏得多數席位。在荷蘭，格爾特·維爾德斯的自由黨（Party for Freedom）在2024年選舉中以28.1%的選票躋身第一大黨，成為這個不穩定聯合政府的主要成員之一。

在意大利，2022年贏得政府后，焦爾吉婭·梅洛尼的意大利兄弟黨（Brothers of Italy）繼續主導著政治舞臺。在202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該黨獲得了29%的選票，鞏固了其在意大利政治中的主導地位。在德國，德國選擇黨（AfD）的支持率穩步上升，尤其是在東部地區。在202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該黨贏得了16%的選票，高于2021年德國聯邦議院選舉中的10.3%。這一結果反映了該黨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尤其是在薩克森州和圖林根州等地，該黨已成為主要的政治力量。最后，在瑞典，極右翼瑞典民主黨的崛起顯著改變了政治版圖。在2024年大選中，瑞典民主黨獲得了22.5%的選票，成為議會中的第二大政黨，對該國傳統的自由進步形象形成了挑戰。

在最近由自27個歐盟成員國中選出的歐盟議會中，極右翼團體占據了26%的議席。這一現象令人矚目，但它并不能撼動由中右、中左、自由派與綠黨組成的支持現任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的多數派。

總的來說，極右翼在整個歐洲都是一個顯要的存在，它塑造了政治氣候并時而參與執政多數派；它是一個嚴重的威脅，但并非不可戰勝。舉例來說，一些國家的政治氣候正在逆轉：在經歷了八年的極右翼政府后，波蘭最近當選了一個自由中間派政府。此外，將極右翼視為一個單一實體可能是個錯誤。如果說在匈牙利或德國，極右翼由腐敗、狹隘和反歐盟的政黨組成，那么在其他國家，極右翼已經變得主流化：例如，意大利的右翼政府支持歐盟和烏克蘭，持正統經濟觀念。

和過去一樣，所有極右翼政黨都會利用公眾對現狀的不滿，并將移民、國家主權、經濟不平等和對歐盟的懷疑等議題作為政治資源。但是，它們今天的崛起是如何被正當化的呢？

▍常規解釋是不夠的

十年前，“民粹主義”成為西方媒體的流行詞。所謂的民粹主義政黨大量出現：2014年，由喜劇演員貝佩·格里洛創立的意大利反建制政黨五星運動從無到有，直至掌握政府。在西班牙，左翼政黨社會民主力量黨（Podemos）將那些集結在社區中心的社會運動分子轉變為西班牙議會中的強大存在，并最終進入政府。2015年，希臘極左翼政黨激進左翼聯盟黨（Syriza）從邊緣化狀態發展至贏得執政權，與歐盟形成對峙。在英國，脫歐民粹主義者于2016年將英國拉出歐盟，這代表著一個發達國家所能做出的最大的國家級自我傷害行為。

面對這些現象，最被廣泛接受的辯護集中于經濟因素：2008年金融危機后，歐洲陷入數年經濟混亂，希臘、西班牙和愛爾蘭等國爆發債務危機，到處都是弄巧成拙的緊縮政策，預算削減，經濟衰退，失業率飆升。在21世紀最初10年的中期，許多歐洲國家的GDP仍然低于2007年。許多人據此宣稱，難怪選民們轉向極端。

在今天，這種經濟論辯護的解釋力變小了。盡管疫情后的通貨膨脹確實減少了購買力，但歐洲目前正經歷著創紀錄的就業率：從德國到意大利，從未有如此少的歐洲人在想找工作時找不到。雖然難稱經濟繁榮，但絕非經濟緊縮。即使有些緩慢也并非激動人心，但歐洲依然在前進。歐洲不僅沒有緊縮政策，恰恰相反，歐洲各國政府以大規模公共投資回應了新冠疫情危機和烏克蘭戰爭引發的能源沖擊。

然而，對右翼的傳統辯護又出現了一種新的變體，即將極右翼崛起看作對歐洲氣候政策的反應。與美國不同，歐洲嚴肅對待氣候轉型，征收二氧化碳稅，削減農業補貼，以包括一些侵入性措施的方式快速過渡到可再生能源，例如在居民家中安裝更可持續但也更昂貴的供暖系統。這的確是事實：農民的抗議在推動極右翼領袖格爾特·維爾德斯于荷蘭議會獲得第一大黨時發揮了關鍵作用。德國選擇黨也公開抨擊能源轉型。然而，這種激進的可再生能源轉型也帶來了可感的好處，便宜得多的風能和太陽能替代了天然氣，降低了居民的能源花銷。盡管意大利人投票支持右翼政府，但他們還是通過政府資助的2000億歐元的節能改造補貼進行了一場房屋改善熱潮。所以，如果說意大利對綠色轉型有什么“反應”，那就是屋頂上的太陽能板了。

一些分析家則轉向移民問題，他們認為，選民們是在對不斷涌入歐洲的移民和隨之而來的國家文化同質性喪失做出反應。選民們在獲得公共醫療、交通或住房等稀缺資源上面臨日益加劇的競爭，由此他們選擇極右翼作為回應。幾乎所有的極右翼政黨都將減少移民數量作為談論要點。在歐洲確實仍然存在種族主義，也確實有越來越多的移民。但如今的歐洲國家已經完全成為多元文化社會，20%的居民人口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多元文化社會的到來自然有其代價，只是，這同樣是一個不夠充分的解釋。

首先，我們應該轉換思維方向來進行分析：真正的新狀況是，原本深植種族主義觀念的前殖民權力，在幾十年的時間中，竟在地球上建立了一些最為開放、多元文化與多元種族并存的社會，且相對來說并無強烈反彈。其次，移民真正構成顯著人口特征的地方是倫敦、巴黎、米蘭這樣的國際大都會，那里高達40%的人口是在國外出生的，在這些地方極右翼得分卻最低。而在那些幾乎看不到移民的鄉村與邊緣小鎮，以及整個東歐，極右翼卻干得不錯。移民與本地人確實在競爭稀缺的公共服務，但在失業率接近歷史最低點的情況下，“移民搶走工作”的敘事幾乎無人提及。相反，面對人口下降，即使是右翼政府都聽取了產業界要求更多移民的呼聲：意大利右翼總理焦爾吉婭·梅洛尼最近增加了外國工人工作簽證的數量。

經濟、氣候、移民：三種解釋都包含著部分真實，但是它們都沒有觸及問題的核心。要理解歐洲極右翼復興的深層根源，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語言：我們所見證的是民族主義的崛起，而非極右翼的崛起。

▍地方化的歐洲

過去三百年向我們展現了一次特殊的歷史反常。這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我們這顆行星上的各種轉變，從族群歷史到氣候變化，都被一個狹小且文化同質的地方所發生的事情決定：這個地方就是亞洲的一個半島，名叫歐洲；在更短的一段時間里，它的美洲后裔也曾參與其中。而今天，我們正在見證這一反常狀態的終局。

意識形態的一個決定性特征是對其承載者的不可見性，就好像一副眼鏡的框架總會被習慣佩戴者的大腦所忽略，所以歐洲人與北美人總對這一狀態的例外性毫無覺知。現在這副眼鏡壞了，我們的眼睛終于可以看到鏡片的裂痕與框架上的補丁。

眼鏡是什么時候壞的？我們已經習慣把1991年冷戰結束視為美國那無與倫比的霸權的開端，但只有在后見之明中，一個歷史時期的真正重要性才會得到揭示。日本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柄谷行人對這一時期提出了不同的見解，他在《世界史的構造》中寫道：“自1990年以來，尚未被揭示的情況并非是美利堅‘帝國’的建立，而是多個帝國的興起。”西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為世界其他地區的經濟崛起，以及由此導致的政治、歷史和文明的崛起提供了可能性。對全球化的反彈——在21世紀最初10年表現為所謂的民粹現象，它隨后擴展為21世紀20年代的主流——其實正是這一歷史進程的目標實現過程。

對于殖民主義對被殖民者的影響，學術界已經有豐厚的積累，并且產生了一定的政治影響力與道德意義。這是一個真正的跨學科領域，它既分析經濟與政治的影響，又重視創傷、身份認同和心理學問題。然而，西方世界領導地位的衰落對西方人心靈產生的認知與哲學影響，卻還未得到充分研究。正如著名哲學家、歐洲法西斯主義分析者漢娜·阿倫特所指出的，歐洲的帝國計劃起到了調節國內不平等的作用。簡單地說，貧窮的法國工人與衰落的實業家們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法國人，且并非來自殖民地。他們認為自己高于那些被他們國家統治的人民。哪怕是在更晚近些的時期，殖民主義早已結束，仍然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心理鴻溝將“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分隔開來。一個歐洲人，不管多窮，仍然擁有機會、科技與自由這些世界其他部分的人難以企及的東西。這種特權感為社會凝聚力提供了強力的工具。特權所提供的物質現實也為政府提供了足夠的財富，使得它們可以通過增加福利支出來換取民眾支持。這種消弭內部緊張的外部安全閥現在已永遠地消失了。

相比世界其他地區，今天的歐洲正變得越來越邊緣化。與世界上其他區域相比，它更加受到地位衰落的沖擊。它在全球經濟的關鍵領域技術落后——想想中國電動汽車正在與德國汽車展開的競爭；它的地緣政治缺乏方向且在軍事上軟弱——想想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它的民族國家太小，又過于驕傲和目光短淺，無法在政治上統一成一個真正的歐洲聯邦，只能眼看著自己的全球排名不斷下滑。正是這種衰退和迷失感，助長了民族主義右翼的興起。

歐洲人正在意識到，成為歷史的客體而非主體到底意味著什么。無論是綠色轉型所需的大規模投資，抑或需要定義一種人道且有效的管理移民潮的方式，甚或在戰爭回歸歐洲大陸的當下尋找一種新的安全范式……在思考這些問題時，歐洲沒有任何一個政治行動者可以主導這些事件，而非被其所主導——問題出在這里，而不是出在經濟、氣候變化與移民潮本身。更微妙的問題在于，地方化（provincialized）的小型歐洲民族國家的失能使其無法治理這些現象，由此轉化為無力、迷失和恐懼的感受。

對于歐洲的小型國家來說，世界性的混亂過于龐大。為了對抗這些混亂，極右翼揮舞起驕傲的“民族國家”的旗幟，將其打造為一個避難所。在這片共同的家園中，人民可以重建凝聚力，團結一心，找回相互的親近感與共同的目標感。歐洲今日的民族主義并非那種擴張性的、年輕氣盛的20世紀法西斯主義，而是一種地方化的、降級的、疲憊的民族主義。如果移民和少數族群成為極右翼的首選目標，這只是通過識別那些不屬于共同體的人來完成共同體建構的古老策略，除此之外并沒有其他原因。極右翼通過將自身定義為非移民、非同性戀者或非自由派，鑄就一種文明共同體的身份認同。最后，他們還通過創造一個外部敵人來鞏固這一認同，這個敵人通常是那些試圖干涉國民，并強加他們自己的（普世主義）道路于其上的“自由主義精英”或“歐盟”。

如果是從外在于歐洲的視角讀到這些，可能會抱歉地產生“幸災樂禍”（schadenfreude）之感，一種有些糟糕事就該發生在有些人頭上的愉悅感。然而，在慶祝這是一個后殖民正義的好例子之前，我們必須意識到，今天的技術、社會和地緣政治大變革正在全球范圍內激發民族主義姿態的上升。事實上，歐洲極右翼與世界多極化轉向過程中對“文明特殊論”的重新發現亦完美契合。歐洲、印度或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都同意，每個文化身份都必須有自己的一塊領土，在這塊領土上它可以且應當不受外界干涉地蓬勃發展。正如德國藝術評論家鮑里斯·格羅伊斯（Boris Groys）所指出的，“今天，新右翼使用的身份政治語言是由20世紀60至80年代的新左派發展起來的。當時，對原生態文化的捍衛是針對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它們曾經試圖通過強加一些所謂的普世性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規范來‘文明化’這些文化”。這種批判雖然有點片面，但可以理解，而且不無道理。但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種批判的政治方向和文化關切已經變了。

今天的歐洲民族主義者認識到，他們的國家已經成為眾多文明中的一種，并且他們要抓住機會建立一個文化同質的、嚴加管理的地方化民族國家共同體。這就是為什么歐洲民族主義者與那些新興非西方大國的民族主義話語之間具有情感上的親和性。所有這些人都試圖重新找回一個想象的共同身份；所有這些人都呼吁重建一個對“真正的居民”有特殊意義的、在明確邊界內的原生文化；并且，沒有任何外部力量可以名正言順地干涉這個文明單位——就如普世人權不能干涉后殖民世界，歐盟法治原則不能干涉匈牙利。

地方化與民族主義化的極右翼在歐洲的興起，代表著一種更為廣泛的病兆與世界組織秩序的一次結構性轉變。未來的斗爭最終將為這個正在到來的多極化世界帶來一種新的表達，它是進步的而非倒退的、人文主義的而非民族主義的。過去的帝國主義和單極化世界并不只是轉化為了民族主義的政治與分裂的文明身份，同樣也催生了一種將全人類團結在一起的目標感，使其能夠應對21世紀的巨大挑戰。我們依然在路上。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10月刊，原題為《歐洲極右翼：疲憊的民族主義》，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