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臣：轉身——我的文學自傳

作者簡介

江蘇東海人，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供職于雜志社。著有《耶路撒冷》《北上》《王城如海》《跑步穿過中關村》《如果大雪封門》《北京西郊故事集》等。曾獲魯迅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馮牧文學獎、郁達夫小說獎等，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2015年度中國青年領袖”。長篇小說《北上》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中宣部第十五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2018中國好書”獎等。部分作品被翻譯成英、法、德、日、西、意、俄、阿、韓、蒙等二十余種語言。

連陰幾天，天晴了走在太陽底下，不小心就看見了走在前面的影子。忽短忽長，走得比我慢，比我胖，比我難看。它讓我覺得陌生，覺得自己很陌生。我停下來看著它，想了一會兒，心里說，你已經二十七了。是啊，我已經二十七歲了。過去的很多年里，我常常都是在看自己影子的時候，才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年齡的。你突然發現了一個正在改變的自己。然后開始想，這些年到底是怎么過來的呢?十年，二十年，二十七年。怎么一晃就到了現在?我不是那種要時刻檢點自己的成績才能活下去的人，只是有點莫名其妙，就像不知道是怎樣跨進了一個門檻，先抬的是哪只腳，為什么要跨進來，跨進來又是怎么繼續往前走，然后又開始跨另一個門檻。一個又一個，都沒想明白，就跨了二十七年。看著影子的時候，我其實是想搞清楚自己是怎么跨過來的。

就像寫作，我也常常琢磨，我是怎么就寫到了二十七歲，往回數，讓我覺得跟寫作有點關系的事，應該是高二時的神經衰弱。那時候心悸，一到下午四五點鐘就莫名其妙地恐懼，看到夕陽就如履薄冰，神經繃過了頭，失去了回復的彈性，就衰弱了。完全陷入了糟糕的精神狀態中，沒法跟同學合群。那種自絕于人民的孤獨和恐懼長久地支配我，睡不著覺，整天胡思亂想，恍恍惚惚的，經常產生幻滅感。寫日記成了發泄孤獨和恐懼的唯一方式。從高二開始，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真正開始寫小說，我寫了厚厚的一摞日記，大概就是在日記里把自己寫開了。日記里亂七八糟，什么都記，想說什么說什么，怎么好說怎么說。后來回頭看看，很多現在的表達，包括形式，在那些日記里都能找到差不多的原型。然后看小說，開始嘗試，就這么順下來了。高二時寫過一個短篇，幾千字，模仿的東西，名字也學生腔，都想不起來為什么要取那樣的題目了。接著高三，壓力大，情緒更加低落，看張愛玲、蘇童解悶，又開始寫。好像寫了一個中篇一個短篇，還給一家雜志寄去一個，當然是石沉大海。眼巴巴地盼了一些天，就老老實實去看書了。

我一直想當個律師，高考的志愿一路都是法律，只在最后的一個欄目里填了“中文”。填得很隨意，覺得若是落到了這個地步，學法律大概也沒什么意思了。哪壺不開提哪壺，就這么一個“中文”，還是進來了，所有的“法律”都不要我。進了中文系我頗有點悲壯，整天往圖書館跑，看了一大堆小說，但到底想干什么，心里沒數，小說也寫，那更多是習慣，覺得應該寫點東西而已。

正兒八經開始寫小說是在大一的暑假，一九九七年七月我一個人待在學校里看書。黃昏時分看完了張煒的《家族》，半個天都是火燒云，我在空曠的宿舍樓門前走來走去，想找個人說說話。我得告訴他，我要當作家。盡管在此之前，我的小說已經有點樣子了，但從來沒想過要成為什么作家。看完《家族》，一下子體會到了表達的自由與美好，我覺得我經常胡思亂想的東西，很多都被《家族》說出來了。我找到了小說與我之間的關系，那種把人一下子洞穿的感覺，我想我應該成為一個作家。就這樣，開始把小說當成事來做，心無旁騖，做得很認真。我可能是那種喜歡一條道走到黑的人。那時候的閱讀量現在看來，幾乎是可怕。看完了就寫，很受馬爾克斯影響。大二開始寫一個長篇，年少輕狂，打算揭示鴉片戰爭以來整個民族的心路歷程，并為此激動得常常睡不著覺，半夜想起來一個好細節，沒有燈光，就趴在床上摸黑歪歪扭扭地寫，第二天眷抄。沒寫完，只有幾萬字。現在還保存著，依然喜歡那個題材，以后應該會接著寫出來的，因為現在回頭看，還覺得有點意思。后來到了南京念大三大四，所有時間都用在讀書和寫作上了，寫了不少，也開始發表小說。慢慢就上路了。

也僅僅是上路。小說是個跟年齡有關的藝術，像略薩說的，沒有早熟的小說家。二〇〇二年我來北大讀研，開始“悔少作”，覺得二十四歲之前寫的東西實在不值一提。那些小說還很虛弱，現在重讀，總覺得當時沒使上勁，也不太知道怎樣才能使上勁。完全是稀里糊涂地寫，“寫”成了最重要的事。寫作的速度也比較快，除了發表的，現在手里還堆了二三十萬字的舊稿，前些日子我把它們翻出來，有的還有點意思，但是懶得修改。只能廢了。

在北大的這三年，學到了很多東西，北大給我的，北大的先生們給我的，我的導師給我的，還有一些作家朋友給我的，不僅對深人理解文學大有裨益，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自己面對世界的方式。我的寫作慢下來，慢得心里踏實，一步一個腳印，逐漸體會到了創造的樂趣，而不是車間生產的快感。

此外，也解決了一直折磨我的問題，就是理論和創作之間的矛盾。這是兩種不同的思維路數，剛進北大的那一年，我很為此痛苦。寫小說和散文，要感性，要形象和細節，睜開眼你得看到大地上一片鮮活的東西;但是搞理論卻不是，你要邏輯，要推理，要論證，那東西本來就不是個好啃的骨頭，而且理論更替的速度又比較快，要跟著大師跑，想著他們是怎么把這個結論搗鼓出來的，再考慮怎么把它化為已有。剛開始我真是不適應，覺得自己的眼光放出去都是直的，干巴巴的，腦子也是，一條直線往前跑，整個人都有點側身走路的味道，反正從里到外都被抽象過了。大概一年半后情況有了改觀，在兩種思維和文體之間的轉換相對輕松和容易了，想寫小說就可以寫小說，該寫論文就寫論文，基本上感覺不到有多大沖突，說到底它們不過是對面對世界和表達自己的兩種不同形式而已。基本上解決了兩者的對立狀態，生活又重新好起來。寫一段時間小說，停下來看看理論、做做批評，既是休息和積累，也是補充和提高，接著再寫。創作和理論之間有了一個不錯的互動，逐漸進人了一個良性的循環。

從十二歲離家到鎮上念中學，這些年我幾乎都是在學校里度過的。讀書，教書，再讀書。很多朋友對我的寫作有疑問，他們提到了“生活”這個詞。好像待在學校里就是進了真空包裝袋。這也許不是偏見，但卻忽略了一個事實:每個人其實都只是一只腳留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另一只在滿天下地跑。外面的世界也有腳，它會像個不速之客經常闖進你的房間，其動前之大，容不得你閉上眼睛塞上耳朵。而我以為，恰恰是這樣的生活對創作倒可能更有好處，拉開一個有效的審美距離，讓它沉淀，供你消化，騰出空間讓作家的想象力張開翅膀。正如汪曾祺先生說的，近事模糊遠事真。至少在我是如此。我教書的那兩年，見識和體驗都不能說單薄，應該算是很“生活”了，但三年過去了，我還是沒有寫出過與這段生活有關的小說，找不到滿意的點切入。現在能做的就是等待，等著它們主動找上門來，哪一天就像突然發現自己的影子一樣，往事隨之洶涌而來。所以，作家與生活，也許并不在于你能生活多少“生活”，而在于你有多少同化生活的能力。

越寫越不像自傳了，倒像是答疑，或者說，我表達了比別人對我寫作的疑問更大的疑問。

在二十七歲的這一天，我竟然神神道道地說起了與文學有關的事，多少有點不可思議。我懷疑它的必然性，如同對二十七歲的影子的懷疑。寫這個的中途，接到母親打來的電話，母親問我在干什么，我說寫點東西。母親就問:又在寫稿子?我說是。她總是把我的寫作說成寫稿子，家里人都如此。他們面對“寫小說”或者“寫散文”這樣的短語一直保持著質樸的羞澀和謹慎，能夠變成書的東西在他們眼里是如此重大，以至他們認為我根本就搞不了。我也沒想到我會搞這個，會“寫稿子”。小時候文學資源窘迫，翻來覆去的啟蒙讀物除去課本，就是祖父訂閱的《半月談》和《中國老年》，這與文學是多么的不搭界。而在知道世界上有律師這個職業之前，我最雄偉的理想是成為一名軍人或者卡車司機。

2005-4-7，北大萬柳

本文選自：徐則臣《孤絕的火焰：在世界文學的坐標中寫作》（四川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