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經濟犯罪辯護律師：無罪辯護還是認罪認罰？

北京經濟犯罪辯護律師：無罪辯護還是認罪認罰？

無罪辯護人人想要，如能實現也是最好的結果。但并非所有案件都適合做無罪辯護。做無罪辯護案件的基本面要好，從證據角度達不到確實充分的程度，從案發來看可能屬于人為制造的刑案等，總之案件定性有誤，否則做無罪辯護確實比較難，而且也可能存在丟失其他量刑情節的風險。

如果不做無罪辯護，要不要認罪認罰呢？又是一個問題擺在我們面前，需要直面而且需要及時解決。從無罪辯護到認罪認罰中間的鴻溝是什么呢？筆者結合辦案經驗，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無罪辯護案件要有好的基本面

記得之前辦理的一起虛開專票案件，指控稅額二千多萬元。我與當地律師合作辦理。當地律師認為這個案件無罪難，因為當地整個行業中的佼佼企業都被立案，而且實際負責人也都被羈押，考慮現狀無罪難。我會見后覺得認定虛開有問題，但由于被告人所述的很多合理解釋又沒有依據，也就是合理辯解因時間久遠而沒證據證實。同時，被告人也確實承認有部分發票是在沒有真實交易的情況下開出去的，有的是虛增了發票數額，因為時間太久了，自己也無法區分虛實。

既然被告人不能區分，那就繼續閱卷找線索。通過審閱卷宗及與被告人核實，所有開出去的發票都依法申報繳稅，對于被告人而言其本身沒有騙稅，也沒有造成稅款損失。于是我和當地的辯護律師就溝通這個事，從在案證據看，不能簡單地將有資金回流就推定為虛開，我們有合理解釋，而且確實沒有騙稅目的和造成稅款損失。同時，企業每年都有大量的采購和生產活動，部分企業也給我們出具了收貨的證明材料，被告人承認的純虛開的受票方沒有任何的記錄，等等。從形式上看都是正常的開票，虛增數額的受票企業的負責人、采購和財務人員所述矛盾重重，現有證據只能得出真實交易的結論，即便被告人稱部分虛增，也是存疑的。

開庭時，被告人自認了部分虛開數額，辯護律師從證據和法律適用上做無罪辯護。第一次庭審后，法官也稱虛開專票罪不是行為犯，我們的觀點有道理，已經要求控方補充相關證據。再次開庭時，我們看到的是一些言詞證據和從稅務機關調取的材料。這些材料離證明虛開專票罪還有距離，本案不是材料多寡的問題，而是證明構成犯罪的核心證據有無的問題。

第二次開庭后，新的涉稅案件司法解釋出臺。于是在新司法解釋生效后的第五個月，法官又組織了第三次開庭。此次開庭，法官明確征求出庭檢察官的意見：是否有考慮變更指控罪名。我們意識到虛開專票罪的罪名會拿掉，但是非法出售專票罪的罪名又會提上日程。果然，法官讓控辯雙方就非法出售專票罪發表意見，考慮到企業并非以售票為業，而且大部分都有真實交易，從證據上看認定無貨交易是存疑的，我們仍舊做了無罪辯護。

被告人在原來庭審的基礎上就新罪名認罪認罰，控方也當庭支持自首的意見，最終判決五年。

這個案件從虛開專票罪來看，確實存疑，這是做無罪辯護的基本面。但是，稅額如此巨大，羈押時間也比較長，無罪難度確實大。通過這種方式處理，爭取到了減輕處罰的量刑情節，皆大歡喜。但是，并非所有案件都是如此，經驗主義要不得。本案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控方也心虛，因為在被立案的企業中我們企業不僅有實際生產經營，而且規模很大。控方不能否定的是這些基本事實，再加上時間久遠，證據也不扎實。考慮到這些實際情況，無罪辯護才有一定的底氣。

一個無罪辯護方案的制定，肯定不是一蹴而就，不是簡單地一腔熱血，要考慮多方面的情況，最重要的是無罪辯護不能等同于無罪結果，這一點必須認識清楚。在本案中，不僅要考慮事實和證據上的現實性，還要考慮控方為難情緒（企業生產經營情況肉眼可見，控方會區別對待暴力虛開和考慮企業的實際情況）……

無罪辯護不是對結果不預判，對案件現狀避而不見，那是自欺欺人，掩耳盜鈴。一個完整的辯護方案必須結合政策背景、地域背景、情勢背景、案件的特殊性以及被告人的認識和要求。再重復一句：對于無罪辯護而言，重要的是要清醒地認識到無罪辯護不能等于無罪結果，但取乎上得其中的想法可以有。

二、認罪認罰了還能做無罪辯護嗎

同樣一起虛開專票罪案件，當事人在審查起訴階段簽署了具結書，量刑5-7。但之后覺得量刑高，就要反悔。談委托時談了好久，我們認為既然已經認罪認罰，不建議再變更委托律師，突破量刑建議的可能性不大。

委托人是被告人的兒子，他說如果就這么認了，他父親很難都咽下這口氣。我們帶著非常大的壓力上場。會見、閱卷，不斷地跟法官和承辦檢察官溝通，基本的判斷是：對開票方和受票方定罪可能沒有問題（而且上游也已經以虛開專票罪立案），但是作為居間人的被告人是否參與虛開成了焦點。但不利的核心事實是買賣雙方往來的資金（含支付資金以及回流資金）過了被告人的銀行賬戶，雖然其被告人稱沒有收取介紹費，但是無法徹底排除辦案機關的疑慮，也更無法排除其沒有居中聯絡的客觀事實。

從量刑情節角度再發現新的辯點：被告人心心念的自首能否落實，以及稅額計算有無錯誤等。最后，雖然發現控方數額高于證據證明數額，但控方又將遺漏的票據做了補充。

案件發展到這個階段，辯護空間再次被壓縮。關于自首情節雖然做了多次溝通，法官也向偵查機關進行了核實，也到看守所與被告人核實情況，過程雖然很重視但結果并不理想。

從犯情節呢，具結時本就考慮了此情節，但是量刑的幅度在當時并沒有談下來（我們也不清楚具體原因）。

案件“折騰”了整整三個月最終以檢察院量刑建議的最低限終結。我想法官曾經說的，給的這個量刑已經是按照最低的量刑幅度判決了，而且也對辯護意見提出的關于事實、情節都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已經盡了最大努力。各盡其職了，結果無須過多糾結。

已經認罪認罰了，有沒有可能反悔？我想此案給了一個參考，雖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不能簡單套用，但認罪認罰的案件再變更量刑建議都很難，更不要說反悔的事情了（反悔必然會撤銷從寬情節，增加量刑是大概率事件）。所以，在簽署認罪認罰具結書時要想清楚后果，落筆成文，落子無悔。

三、認罪認罰后還有沒有突破量刑建議的機會

在一起合同詐騙罪案件中，被告人作為第一被告人不認罪認罰，但是第二被告人認罪認罰，記得量刑建議是4年。印象中被告人稱檢察官說認罪認罰量刑建議是5年半到7年。因為他不認自己是主犯，認為對其量刑過重，所以其堅決不簽。

該案進入審判階段，我們介入后。發現認定被告人為主犯確實有問題，另案處理且已經判決的被告人是發起者、組織者，也是最大的獲利者，肯定不能高于其量刑。于是向法官提出我們的意見，并摘錄了相關證據材料，最終判決結果是三年十個月，第二被告人量刑也降低了一年。

認罪認罰后有沒有突破量刑的機會呢？無論從理論還是經驗看，肯定是有的。但是要看有沒有遺漏從寬情節，或者有沒有發現新的事實等足以讓法官改變量刑的事由。

如果沒有新的事實和法定從寬情節，法院改變檢察院量刑建議的可能性非常小。根據規定，只有“出現新的量刑情節，或者法官經審理認為量刑建議明顯不當建議檢察官作出調整的，或者被告人、辯護人對量刑建議提出異議的”才有可能。

除此之外，還需要再考慮實踐中的認罪認罰率的問題。認罪認罰是有考核指標的，而且被法院采納也是有考核要求的，如果無故被改變，會影響對承辦檢察官的考核。這是一個現實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總結一下：若認為量刑建議符合自己的預期，可以簽署。如果不認可，或者對罪名成立與否都有異議的，不建議簽署，或者往后放一放再考慮簽署也沒有問題。再說一點：認罪認罰后反悔大概率會增加刑期；增加上訴的顧慮，甚至都無法上訴；申訴改判就更不用說了，難于上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