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旭專欄」刑事二審案件也應實行庭審實質(zhì)化

韓旭教授

庭審實質(zhì)化，其實就是有證舉在法庭，有理講在法庭，事實查明在法庭，法庭辯論在法庭，裁判結論形成于法庭。長期以來，我國的庭審實質(zhì)化改革，還局限在一審庭審。即便刑事二審開庭率有所提高，也并非是庭審實質(zhì)化改革的結果，更大助推力是內(nèi)部考核所致。刑事二審案件長期大面積書面審理，固然可以提高二審案件的審判效率，二審法官的辦案壓力也相應減小。但是被告人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辯護權的實現(xiàn)都無法保障，甚至二審終審制也名存實亡。二審刑事案件開庭審理，既是庭審實質(zhì)化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程序公正的體現(xiàn)。程序，具有吸納不滿和限制恣意的功能。開庭審理，并不意味著被告人一定不被冤枉，但是如果不開庭審理，則被告人被冤枉的概率將大大提升。職務犯罪案件、涉黑涉惡案件的二審更應開庭審理，尤其是一審中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

僅有被告人上訴的案件，二審不開庭審理，有違控辯平等的精神。控辯平等，也就是“平等武裝”（fair play），要求控辯雙方機會均等、權利平等、手段對等。然而，刑訴法規(guī)定檢察院抗訴的案件，二審應當開庭審理。而被告人上訴的案件，則一般不開庭審理。這是控辯雙方權利不平等的典型體現(xiàn)。

將原則當作例外，將例外視為原則，“曲意解釋和適用法律”，也是二審案件不開庭審理的原因所在。《刑事訴訟法》第234條規(guī)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于下列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一）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第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jù)提出異議，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上訴案件。”根據(jù)筆者對上述條款文本的字義解釋，只要被告人對一審事實和證據(jù)認定提出異議，都必然影響定罪或者量刑，均應開庭審理。尤其是被告人聲稱自己無罪的案件，直接關涉指控罪名能否成立，更應讓正義“在陽光下實現(xiàn)”，更應當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xiàn)正義。

二審開庭審理體現(xiàn)了直接言詞原則，更有助于發(fā)現(xiàn)和糾正一審裁判的錯誤。如果二審案件不開庭審理，以秘密、封閉和書面方式進行審理，審判的公正性存疑，也給人以上下級法院之間“官官相護”的感覺。法律規(guī)定的上下級法院之間的審級“監(jiān)督”關系異化為“領導”關系。之所以禁止上下級法院之間就事實問題進行請示匯報的制度，就是為了使上下級法院回歸正常的“審級監(jiān)督”關系軌道。

筆者前兩年曾撰文《保障辯護權應先從二審案件開庭審理做起》，現(xiàn)在仍堅持這一觀點。刑事二審案件審理中，不少辯護人首先為爭取法院開庭而斗爭，這其實是在為爭取辯護權而斗爭，為爭取在法庭上的“說話權”而斗爭。讓律師在二審法庭上說話“天塌不下來”，只有讓被告人和辯護人說話才是保障辯護權的真正體現(xiàn)。連“話”都不讓說，何談辯護權保障？事實證明：口頭言詞的方式比書面封閉的方式，更有助于防止錯誤，形成正確的裁判結論。律師直接向法官當面口頭表達意見比提交一紙“書面辯護意見”，辯護效果不知要好多少？此外，律師還擔心提交的書面意見是否會被法官查閱或者認真查閱！

在我國刑事審判中，一般認為，一審是基礎，二審是救濟，再審是例外。但是，“基礎不牢，地動山搖”，加之二審不僅僅是法律審，還是事實審，承擔“全面審理”的職能。因此，不少被告人希望通過開庭審理“還自己一個公道”，他們認為二審法院不太可能與自己所在地域存在千絲萬縷聯(lián)系，一定意義上可以實現(xiàn)司法的“去地方化”，因而可以公正審理案件。這是不少二審被告人期待開庭審理的原因所在。而這種期待最基本、最原始的便是二審能夠“開庭審理”。

我國司法公信力不高是不爭的事實，刑事二審案件開庭審理正是彰顯法官公正審理、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機會。作為法官和法院，不應錯失這一機會，以程序公正保障實體公正的實現(xiàn)。

長期以來，我們將庭審實質(zhì)化改革主要聚焦于一審法院，其實在“全面審理”原則下，不能忽視二審案件的審理實質(zhì)化問題。以二審案件的實質(zhì)化審理“倒逼”一審案件庭審實質(zhì)化，不失為改革的一項可行之舉。

既然直接言詞原則是審判的一項基本原則，司法改革要遵循司法規(guī)律，而直接言詞便是司法的最基本規(guī)律。我們不能一方面說要參與和推動司法改革，另一方面在辦案活動中又不遵循司法規(guī)律。二審案件開庭審理，是程序公正乃至司法公正的重要指標。二審案件采用書面審理方式，無疑是一種“秘密審判”，其公正性令人浮想聯(lián)翩！時至21世紀，又在推進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建設，還要成為“國際規(guī)則”的制定者，而審判還是秘密進行，這與上述我們致力于實現(xiàn)的目標格格不入。

西方有一句著名法諺：“正義不僅應當實現(xiàn)，而且應當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xiàn)。”這“看得見的方式”就是開庭審理方式。越是有重大社會影響、越是存在爭議的案件，越應開庭審理，越應保障被告人及其律師的辯護權，以此消除被告人及其家人的疑慮，重拾公眾對司法的信心。直接言詞原則的入法和實現(xiàn)二審案件以開庭審理為原則、不開庭審理為例外，應該成為本次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重要目標。在該目標到來前夕，能否在司法實踐中率先一步，將成為司法公正重要的“試金石”。期待審判機關能夠順勢而為，積極作為，以實際行動支持司法改革，成為權利的堅強捍衛(wèi)者和保護者。

（盛學友，民革黨員，資深法治媒體人。中國報道【誦讀中國】欄目副主編。從事法治記者30多年，采訪全國兩會10多年。作品曾獲中央省市級獎項。事跡被央視、經(jīng)濟日報等全國多家媒體報道。）

韓旭教授

韓旭教授簡介

法學博士、博士后，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省司法制度改革研究基地主任。

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首屆四川省十大優(yōu)秀中青年法學家、四川省十大法治人物、四川省有突出貢獻的優(yōu)秀專家、兼任中國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犯罪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法學會律師法學研究會理事、四川省法學會訴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四川省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四川省法學會法學教育研究會副會長等學術職務；被聘為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法律顧問、四川省人民政府學科評議專家、首屆四川省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委員、中共四川省委宣講團成員、四川省反恐領導小組反恐法律專家、四川省監(jiān)獄管理局特邀執(zhí)法監(jiān)督員、成都市人民檢察院專家咨詢委員、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專家咨詢委員等社會職務。

出版《檢察官客觀義務論》、《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研究》等學術著作 11 部（獨著 7 部、合著 5 部），在《法學研究》、《法學家》、《清華法學》、《法商研究》、《法學》、《現(xiàn)代法學》、《當代法學》等學術期刊發(fā)表論文 100 余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刑事法學》全文轉載 8 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國法學會部級研究課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課題、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課題等省部級及其以上課題 6 項，參與國家重大課題、重點課題 5 項；獲得“第三屆中國法學優(yōu)秀成果獎”、“中國犯罪學十年優(yōu)秀科研獎”、第十五、十六次、十八次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等省部級以上政府獎勵7 項。

多次為四川省省政府常務會議、省委政法委“書記辦公會”會前學法進行專題講座；常為國家機關、企事業(yè)單位和國內(nèi)高等學校等進行習近平法治思想解讀、公職人員的法治思維與法治方式、依法行政與法治政府建設、刑事訴訟法與監(jiān)察法的銜接、刑事辯護制度與技術、司法改革等專題進行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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