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湖畔，任正非身邊為何有個他？

任正非很少拋頭露面，他上一次高密度亮相還是在五年前，那個時候華為剛剛因為美國商務部的禁令陷入無米下炊的困境。

生死關頭，任正非親自出馬力挽狂瀾，那段時間他見了很多人，講了很多話，對外表明了華為開放合作的態度，對內則穩定了局面安撫了軍心。

一晃五年過去了，任正非深居簡出一如既往，華為則柳暗花明絕處逢生。美國人的“小院高墻”策略沒能奏效，沒被殺死的華為反而變得更加強大。不知道這一切是否早就在任正非的預料之中。

有人注意到，在前幾天舉辦的華為開發者大會上，久未露面的任正非現身華為松山湖研發基地。更引人注目的是，一路陪在任正非身邊的那個長發男子，竟然是著名鋼琴家李云迪。

與任正非一樣，李云迪也很久沒有出現在公眾視野當中了。準確地說，是很久沒有出現在國內公眾視野當中了。

2024年上半年，李云迪一直忙于歐洲巡演，據說所到之處座無虛席。可見在海外公眾眼中，李云迪依然是那個一流的鋼琴演奏家李云迪。看來，那張藍底白字通報在海外的影響力十分有限。

李云迪是中國人，鋼琴是西洋樂器。中國人里能把鋼琴演奏到世界一流水平的人不多，李云迪算一個，郎朗算一個，王羽佳算一個。論世界影響力，他們三個都有資格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

可松山湖畔陪在任正非身邊的，為什么不是郎朗也不是王羽佳，偏偏是身負“劣跡”備受爭議的李云迪？我認為這絕對不是一個無心之舉。

了解任正非的都知道，他對西方文化始終有著濃厚的興趣，絲毫不掩飾自己對西方先進思想和產品的推崇。

華為早期的組織管理經驗來自西方，華為的IT建設模式被任正非比喻為“用歐美磚修長城”，甚至于華為東莞松山湖研發基地都是仿照歐洲小鎮的樣子建起來的。

即便是對待置華為于困境的美國，任正非每每提及亦是不偏不倚，大談美國的長處，直言美國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之處。他甚至曾公開宣稱自己和家人都使用蘋果公司的產品，把蘋果當成華為的榜樣。

這樣大膽的話，任正非敢說。這樣大膽的事，任正非敢做。相比之下，與李云迪同游松山湖又算得了什么。

像任正非這樣的大智者，當然知道公眾喜歡聽什么，看什么。但他偏偏要公開這么講，這么做。我認為他的目的在于傳遞給公眾一種客觀理性看世界的方式。

我們看美國時，它就是美國，而不是中國的對手美國。我們看日本時，它就是日本，而不是中國的仇人日本。唯有以這樣的心態和視角，我們才能看清美國和日本的真面目、全面目。

反之，如果帶著民族情緒看美國，每一個美國人都是卑鄙無恥出爾反爾的大流氓，中國人買的每一部蘋果手機將來都會變成射向自己的子彈；如果帶著國仇家恨看日本，每一個日本人都是人面獸心無惡不作的小鬼子，中國人買的每一臺日本車將來都會變成駛向中國街頭的坦克。

同理，如果我們帶著道德大棒看李云迪，他就不再是世界一流的鋼琴演奏家，而是永遠不得翻身的“劣跡藝人”。

我觀察到，在咱們這個社會，不管你是明星還是企業家，只要是個公眾人物，先不管你有多大的成就，首先你要確保自己是個毫無瑕疵的道德完人。但凡有一絲污點，你的成就立刻變得一文不值。

如果我們用這樣的眼光看世界，沒有幾個人能逃過道德法庭的審判。

這是一種極其幼稚的價值觀，它把嚴肅的事務變得像小孩過家家。一提到美國，就覺得美國人很壞。一提到日本，就覺得日本人都是大變態。用好和壞的標準來定義一個人、一家企業或者一個國家，幼稚可笑。

任正非與李云迪同游松山湖，自然事先考慮到了可能帶來的社會非議。但他依然這么做，客觀上給社會傳遞了一種價值觀，即華為不在乎一個人的私德如何，只要真正有才華都應該得到尊重和認可。

華為過去五年打了一場硬仗，任正非沖到一線帶領華為越過了生死線。在生死面前，一切都是小事。當戰斗的集結號吹響時，指揮官可沒有閑工夫審視每一名戰士的私生活。

任正非已經八十歲了，早已到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紀，他的思想已經足夠成熟，他的經歷已經足夠豐富。他已經不必再像個年輕人一樣，說著言不由衷的話，做著表里不一的事。他可以想到什么說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無論如何都不會出格、不會逾矩。

與世界一流的鋼琴演奏家李云迪同游松山湖，有何不可？所謂“無可無不可”，對當下的任正非來說，不必非與誰同游松山湖，也不必非不與誰同游松山湖。

重要的是，艱苦卓絕五年之后，任正非老爺子終于可以閑庭信步地到松山湖走一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