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湖里人”！讓東莞脫胎換骨的松山湖，到底是個什么湖

千馬問企記

揭示企業向上的力量

【美麗的松山湖，讓高新技術有了環境的“配套”|來自截圖】

吾球商業地理：

對長期只有星星沒有月亮，并一度陷入到粉紅經濟中的東莞來說，松山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的出現，徹底地改變了它的城市形象和氣質。“科技共山水一色，新城與產業齊飛”的定位，讓產城融合不再只是時興的空話。它也代表了高新技術的未來。今天的松山湖，儼然不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城市向上向善的精神。它容納的也不僅僅是生態的水，更是數智的產業和人。匯科創之百川，成東莞之深藍。

采寫+主編/王千馬

圖片/王千馬+網絡；編制/大腰精+牛兒響叮當+喲嚯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十二年后，也就在那位老人南巡的同年，又有一個圈劃在了今天的大灣區——那就是G94珠三角環線高速。

這個圈起始于深圳的民樂立交，在經過東莞、廣州、肇慶、佛山、江山、中山、珠海之后，又收于港珠澳大橋東人工島（粵港界）。整體形狀就像面向珠江口的半開口大圓。可以說，它將珠江兩岸最為重要的城市都串聯在這條弧線上，并將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群（其中9還包括惠州）全部連通起來。

該高速于1992年10月開建梅林至觀瀾段，直到2018年1月，廣州北三環高速公路二期工程通車，算是全線貫通——這個貫穿增城、從化、白云、花都四區，將莞深高速與肇花高速相連通的二期工程，已整整修了五年左右。不過，那時的G94，雖然開辟了華北、華中、西南、西北經廣州、東莞通往深圳、香港的第二通道，但肯定不會想到，它還會成為今天大灣區建設的最為重要的一條科創走廊。

在今天的諸多灣區當中，像128公路之于紐約灣區，101高速公路之于舊金山灣區，東海道新干線之于東京灣區，作為區域最為重要交通廊道，它們大多成功發展成為世界聞名的高技術產業創新走廊。事實上，西端連著廣州的汽車產業鏈，東南則接著深莞的ICT產業鏈的G94，無疑有成為IEV產業乃至科創走廊的重要潛質。何況，總長度是180公里的G94，差不多是硅谷101高速公路的4倍。

【G94大致的路徑|來自截圖】

事實上，也就在這條走廊的內側，還藏著這個國家的重要裝置平臺——散裂中子源，以及松山湖新材料實驗室。它們所位于的松山湖，是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之一，是秉承“科技共山水一色，新城與產業齊飛”所建的新城。

只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G94上看不到有關散裂中子源的任何信息，也沒有指示路標告訴你該從哪里上下。盡管松山湖在時間的推移中越發成為這條高速旁邊的熱門目的地，但散裂中子源的“遮遮掩掩”，越發凸顯出它的神秘，也讓松山湖這個高新技術開發區，多了可供言說和回味的故事。

01

散裂中子源不是誰都想要的。“從2003年到2005年，我們首先考慮的是北京，因為北京用戶最多，建設單位高能物理研究所也在北京。但是我們在北京，從昌平一直找到燕郊、大興，竟找不到一個愿意接受散裂中子源的地點——當時許多地方政府的認識是‘你們既不產生GDP、也不交稅，來了后沒有什么用處’。”在回憶尋找散裂中子源的落戶地點時，中科院院士、中國散裂中子源工程總指揮陳和生應該頗為苦澀。那時的他，是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長。2000年，他作為主要執筆人編寫了《中國高能物理和先進加速器發展目標》——其中規劃了建設散裂中子源，提交給國家科教領導小組第7次會議，得到科教領導小組原則同意。

但是，盡管被稱為“重大科學基礎設施”、“大科學工程”，也是國家科技創新體系的關鍵單元之一，是國家綜合實力的象征，但正如其源頭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一樣，這種大科學裝置很難一時便產生經濟效益，甚至還需要海量資金支持。

轉機出現在2006年2月。陳和生到廣州參加廣東省發改委的一個會議。正是在這個會議上，他從當地發改委的一位副主任那里得到了廣東省有意引進大科學裝置的信息。他對此認為“這在當時是非常有遠見的一個發展思路”。這倒是和時任中科院院長路甬祥的思路一脈相承。陳和生記得路甬祥在高能物理所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中國的大科學裝置不應該只集中在北京、上海，應該優化布局，特別是廣東。在路院看來，珠三角地區改革開放做得非常好，國際交流非常廣泛，經濟實力雄厚。這不僅可以支撐大科學裝置的發展，而且也有發展科技、產業升級的迫切要求。所以，路院很希望在珠三角建設中國科學院的“第三高地”。

事實上，此時的廣東，居然遠離北京，但也有一顆“科技創新”的決心，想要打造一支體現國家使命和廣東擔當、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王牌軍”。而科技創新就是爭當第一名，尋求“從0到1”的突破。不得不說，在改革開放上常年走在前列，擁有和長三角齊名的經濟腹地，以及世界級的大市場和高效完善的供應鏈，能為科研人員提供接觸產業一線的絕佳窗口的廣東，雄心日漸凸現。

于是也便有了散裂中子源落戶東莞，并于2018年正式運營的經典案例。它標志著我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擁有脈沖式散裂中子源的國家，同時實現廣東在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領域零的突破。快馬加鞭。到2024年年初，廣東省已打造的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就已達10個，包括廣州的冷泉生態系統研究裝置、人類細胞譜系大科學研究設施，惠州的加速器驅動嬗變研究裝置、強留重離子加速器，深圳的鵬城云腦III、未來網絡試驗設施（深圳），以及汕頭的海底科學觀測網南海子網（汕頭登陸點）、江門的江門中微子實驗站。

數下來還少了一個，它正是今天正在松山湖新材料實驗室一路之隔而建的先進阿秒激光設施。和散裂中子源一樣，其同樣屬于東莞的松山湖。

和今天都在宣傳的“散裂中子源是由東莞主動爭取來的”不一致，散裂中子源落戶東莞，更有省內指定的意味。在跟東莞一些領導聊天時，他們坦誠東莞當時也沒那么超前，也沒能充分認識到這個國家大裝置之于自己的意義，但東莞對省內的決定一貫很支持。與此同時，上升勢頭還不錯的東莞，還是能支撐它的投入。如果這個裝置再晚幾年找到東莞，東莞有可能要想一想了。

【新華社鏡頭下的散裂中子源|來自網絡】

也正是對散裂中子源從上到下都不太了解，所以G94上就沒有有關它的路標。因為又是散裂，又是中子，東莞當地怕民眾誤解，說不準會往“核污染”上去聯想，所以，為了不制造恐慌，所以低調處理。當年的科學協會還為此做了很長一段時間相關的科技普及工作。

而陳和生們雖然如釋重負，但是同樣因為對東莞不了解，而鬧出了一定的“笑話”。就比如修建位于地下19米的直線加速器隧道，建成后的第一個雨季它就滲水。當然這不是因為建設單位偷工減料，而是對方錯誤地參考了上海光源的建設經驗。當時建設上海光源時每立方米混凝土用了150公斤水泥，直線加速器隧道雖然用了180公斤，但還是沒考慮到，比起上海，東莞屬于南方高溫多雨天氣，地下水非常豐富，所以哪怕加了30公斤，依舊出現了問題。最后，不得不在直線隧道外再加一層隧道來防水，這樣就耽誤了一年半時間。同時，為了趕回工期，采取了并行工作的方式，先在地面安裝調試好需要安裝到地下的設備，等隧道修好了，再把它們拆了放下去，但這樣一來，工作量又變得非常大。好在功夫終究不負苦心人。

那么，散裂中子源到底又是怎樣的裝置呢？學過物理的人都知道，中子，是原子核包含的兩種粒子之一，直徑只有原子的十萬分之一，質量為1.6749286 ×10-27千克，平均壽命為896秒……但它有很多特質，比如它不帶電，但有磁矩，能很好地幫助我們對磁性結構做研究；它穿透力強，具有非破壞性，能夠原位地研究大的工程部件的殘余應力和金屬疲勞，為高端制造保駕護航；它對生命科學和能源領域極為重要的元素，如碳、氫、氧、氮等，都比較敏感；它跟原子核相互作用，能夠區分同位素……所謂的散裂中子源，其原理就是將質子加速到16億電子伏特，把速度相當于0.92倍光速的質子束當成“子彈”，去轟擊原子序數很高的重金屬靶。靶的原子核被撞擊出質子和中子，科學家通過特殊的裝置“收集”中子，開展各種實驗。用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長、東莞研究部主任陳延偉的比喻，散裂中子源就是一臺“超級顯微鏡”，其產生的中子如同“探針”，可以清晰檢測物質的內部結構。

這無疑是個“微不足道”的小家伙，但誰也沒想到，它能干出這樣的大動作。同樣，也正如《人民日報》發出的感嘆，東莞也沒想到，這般“微不足道”的中子，在自己的身上“散裂”出科研的“龐然密林”：

500多人的“科研天團”、800多項研究課題、3800多名注冊用戶來了；一批高校院所、實驗室、研發機構、青創基地接茬落戶，一群群教授、研究員甚至院士常常在不經意間和尋常“老莞”擦肩而過；松山湖科學城和深圳光明科學城一道被納入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一個中子與一座城的奇妙反應》，賀林平，《人民日報》2022年9月8日）

當然，這其中也包括松山湖新材料實驗室。

02

事實上，在創建松山湖新材料實驗室之前，黃學杰和東莞就有了一定的接觸。1999年，他受中科集團董事長張云崗的邀請，和同事陳立泉一起對擬成立的ATL公司提出咨詢意見。此時的他們，已經是鋰電產業化的堅定推動者。

盡管早在1958年，Harris就提出采用有機電解質作為鋰金屬原電池的電解質，但是鋰電產業對很多中國人來說還是相對陌生的。不過，還是有無數有識之士關注到了這個產業。尤其是在二戰后，世界因石油危機而陷入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而我國也不得不大量進口石油、填補需求缺口，更是讓人認識到，替代石油的能源革命一定會到來，研發固態鋰電池是大勢所趨——這里面就包括陳立泉。尤其是他在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固體化學物理研究所訪學時了解到，氮化鋰是一種超離子導體，可以用來制備固態鋰電池。用氮化鋰制造的固態電池能量密度遠遠高于鉛酸電池，未來有可能應用在電動汽車上。因此，深入理解、研究這一材料極為重要。所以，1976年末，正在訪學的他給物理所領導寫了一封信，申請改變研究方向——從晶體生長轉向固態離子學。這也進一步“影響”到了黃學杰。

這位1980年代的大學生，廈大本科，中科大碩士。讀研期間正好趕上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三十周年校慶。也就是這次校慶，讓他認識了陳立泉老師。盡管當時的他本來是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進行超導材料研究，聽上去很是高大上，而且也是一流科學家的心頭好，像繆勒和柏諾茲便發現陶瓷性金屬氧化物，并榮獲了1987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但是他還是隱約感覺到，鋰電池的研究距離社會應用更近，緊迫感更強，所以最終還是決定追隨陳立泉，從做測量電池性能的計算機控制自動充放電儀開始，逐漸迷入其中，之后研究重點就轉向了鋰二次固態電池研究。

這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旅程。因為鋰固態電池看上去很美好，但也存在了很多致命的缺憾，比如它始終無法產業化——1988年，第一批固態鋰電池在實驗室誕生，但其距離商業化應用還非常遙遠，而液態鋰二次電池產品在應用過程中也出現安全事故，這也導致這個方向的研究看上去像走到了盡頭。好在，SONY公司最早開發了商業化的鋰離子電池，并在1991年推出第一塊集實用性和安全性于一身（具備高電壓、體積小、重量輕、使用壽命長等特點）的商業化鋰離子電池，標志著鋰電池的研究柳暗花明。當時陳立泉恰好是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的客座教授，獲得一次機會參觀索尼的生產線，大為觸動，遂火速給中科院的領導寫了信，信中稱：“鋰離子電池必將走向成功，大變革即將來臨。”這也引發了國內攻堅鋰離子電池的風潮。1995年，陳立泉院士帶著學生在實驗室做出小圓柱電池樣品，但問題也隨之產生：鋰離子電池最終要實現產業化和走向市場，但鋰離子電池的生產工藝和裝備在國內當時是空白。

1996年初，時年不到30歲的黃學杰接任中科院物理所課題組長后，即接受了陳立泉院士交待的任務，將鋰離子電池產業化！

盡管從零起步，但黃學杰還是想方設法，創建了國內第一條圓柱形鋰離子電池中試線，并于1998年開始小批量生產。首先生產的是直徑為18毫米的18650型圓柱鋰電，本來是針對手機市場的，但做出來后發現市場上的手機卻是越來越小，于是他們將目標瞄準電視臺用的攝像機。根據《科技日報》在2007年對黃學杰的報道，我國電視臺用專業攝像機電池40%以上都是他們生產的“方向牌”電池。后來，通過多方尋求投資，成都地奧集團與中科院物理所達成合作，投資千萬，注冊成立了第二家公司——北京星恒電源有限公司。同樣遠見的是，北京星恒當時提出的目標就是開發混合電動汽車用鋰離子動力電池。日后，該公司和聯想合資在蘇州新區注冊了蘇州星恒電源有限公司，推出的星恒電動自行車電池曾風靡一時。

也就在黃學杰摸準了鋰電池發展方向的那段時間，也有不少有識之士朝著這個方向率步走來。他們中間就包括的ATL創始人陳棠華、梁少康，還有曾毓群。

在這里面，也許大家更熟悉的是曾毓群，今天被稱為“電池茅”的CATL（寧德時代）的創始人、董事長兼總經理。不過，此時的他，正被陳棠華、梁少康還有與他“亦師亦友亦兄弟”的張毓捷的拉攏，放棄了自己從新科磁電跳槽到深圳另一家公司當總經理拿高薪的機會。但這已不是他第一次這樣了。這位出身寧德貧困農家，但天分驚人得福建娃，17歲便從寧德一中考上上海交大學船舶工程，后分配到福建一家國企工作，這無疑是祖墳冒青煙了，但他卻不知足，僅僅工作3個月后，就主動辭職到東莞工作，來到新科磁電。說是做技術員，好聽一點的叫工程師。這家公司由香港新科實業有限公司SAE Magnetics (H.K.) LTD.(簡稱SAE)設立，1986年被日本東電化TDK收購，算是東莞最早一批OEM企業，也是當時全球電腦硬盤磁頭大王，但這在遍地外資的東莞，也算不了什么，而且曾毓群的專業，也跟生產硬盤讀寫磁頭毫無關系，所以很多人對他此舉有些莫名其妙。不過，當你多年后在他辦公室的墻上，看到掛著的這樣一幅字：“賭性堅強”，或許能夠解釋他的抉擇，同時也能看到當年的東莞乃至整個珠三角，對他的吸引力。

盡管學不對路，但是在這家公司，曾毓群還是積極地為公司解決問題。網上有文寫道，1987年《蒙特利爾公約》問世,明確提出要逐步限制生產和銷售“氟利昂”，而清洗硬盤磁頭用的清洗劑正是“氟利昂”。當時新科磁電的大客戶是IBM，作為全球巨頭的IBM要求供應商停止使用氟利昂，改為去離子水洗劑，但生產工藝的調整并不是件簡單的事情。面對困境，曾毓群不僅主動挑下了這個擔子，而且解決得還很好。這也引起了他的頂頭上司的關注。

【從右到左分別是張毓捷、陳棠華和曾毓群|來自網絡】

這位頂頭上司，正是大他兩輪的陳棠華。而作為新科聯合創始人之一、在行業內已沉浸多年的梁少康，也同樣賞識他。也正是梁少康，在千禧年即將到來之際，敏銳地意識到消費電子行業即將興起，所以他建議新科轉型做消費類電子產品的電池。只是，日本東電化TDK沒那個興趣，最后，只要拉陳棠華、曾毓群一起另起爐灶。盡管曾毓群有些猶豫，但最終他還是選擇了自己人生最為正確的路。

不過，對這個擬成立的ATL公司，黃學杰說他們一開始是不贊同的，投了反對票，但是到新科磁電那里一看，幾萬人井井有條在顯微鏡下做磁頭，不禁被曾毓群的管理能力所感染，下午便改成了贊同。所以有文章就說，曾毓群在ATL的創業，除了瞄準新興消費電子利基市場的差異化戰略定位，還有承襲自SAE時期的生產管理、質量管理經驗與know-how，也在這一成功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此后的2000年，黃學杰作為顧問，出差到東莞，為ATL授課和咨詢5次以上。而在陳棠華的懇請下，陳立泉也幫助他們培養兩名在職博士，其中一位就是曾毓群。盡管ATL初創，面對著三星、松下這樣的巨無霸，勢力單薄，但是，憑借著并不適合自動化生產但尺寸靈活多變，可靈活封裝的聚合物軟包電池（鋰離子電池的一種），加上2000年后，以手機和MP3為代表的移動設備在全世界范圍迅速普及，ATL最終在三星、松下的圍剿中，站穩腳跟，而且飛速發展，甚至順利打入了蘋果的供應鏈，為蘋果公司新推出的顛覆性產品iPod提供1800萬顆電池。

但可惜的是，兜兜轉轉，曾毓群還是回歸到了老東家。因為各種原因，ATL最終還是賣給了日本東電化TDK。此后的故事，就是ATL于2008年在曾毓群家鄉的寧德成立了寧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同年，ATL內部設立了專門的動力電池研發部。2011年，在張毓捷的主導下，ATL內部的動力電池研發部獨立出來，組建為新的“寧德時代新能源有限公司”（英文名為CATL，比原來ATL增加的C，是Contemporary的縮寫，即“時代”之意），簡稱“寧德時代”。

我從一位尊敬的老大哥那里聽到當時ATL落地寧德的趣事。據說早在2004年，寧德當地官員就跟ATL進行初步接觸。后來，ATL在東莞的兩個廠已經不夠用，急需擴大規模。曾毓群力主在寧德設廠，甚至不惜以辭職相要挾。相應的，寧德也“誠意滿滿”，為拿下這個城市有史以來的最大的一個招商引資項目，邀請相關人士視察工地時，特意選擇在早上6點！為什么？因為寧德的土地不足，而且多是山區和海岸線，這個點，正是退潮之際，沿海土地大多露了出來，容易給人有地的錯覺！

如同中創新航起步于洛陽，壯大于常州一樣。起步東莞的寧德時代，最終也壯大了寧德。面對寧德的志在必得，東莞當時由于各種原因，導致曾毓群的離開，無疑殊為可惜。那個時候，盡管鋰電產業發展迅速，但想象力還是制約了人們，難以預料到鋰電池會在中國后來居上，被稱為中國外貿出口“新三樣”之一。所以有文甚至這樣寫到，東莞錯過了寧德時代，似乎也錯過了一個時代。

但幸運的是，在東莞熱鬧有余而城市散亂、缺少中心，只見星星不見月亮之時，當地卻以異常的魄力，營造出了一個“松山湖”。松山湖不僅是一個新城，更是東莞全面吹響城市更新，以及產業升級的號角。

03

在我那位尊敬的老大哥眼里，東莞其實一直都在求新求變的。比如它很早就提出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口號！但一直只有其心不得其法！幸運的是臺資的到來，雖然做的還是低端產品，但讓東莞從簡單的衣服、帽和鞋之外，又有了電子信息產業！今天，它儼然已成為了東莞的經濟支柱產業。

當然，他也認為東莞也有失誤的地方，那就是隨著“三來一補”的紛涌而至，很早由集體經濟轉向了土地經濟，這導致了當地的鄉鎮企業就沒有很大起勢。不過，隨著很多在外資企業打工的打工仔、打工妹逐漸成長起來，諸如曾毓群等人，最終開門立戶，做大做強，東莞的民營經濟開始有了起色。

對東莞的未來影響至深的，無疑是千禧年前后，“一網兩區三張牌”這一戰略思路的確立。其中的“一網”指把東莞作為一個城市整體來規劃建設，構筑全市高標準基礎設施網；“兩區”指建設城市新區和松山湖科技產業園；“三張牌”指城市牌、外資牌、民營牌。從這里可以看出，東莞對自身的特色，和缺陷，其實已經心知肚明。作為以鄉鎮為主打，只設市-鄉鎮兩級的直筒子市，東莞缺少中心，也缺少整體感。另外，只見星星不見月亮，也讓東莞彼時盡管被稱為“世界工廠”，但與北京、上海等高校院所眾多的一線大城市相比，科研資源基礎和科研人才匱乏，科技創新存在天然短板，所以很容易就觸摸到了天花板，也很難帶動城市向上發展。當時有評論稱：“東莞制造不是扎根本土的植物，而像一根根竹竿，插得容易拔走也快。一旦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成本升高，產業資本就會掉頭而去，另覓低處。”所以一遇到困難，倒閉潮和轉移潮就如影隨形地伴隨東莞。所以，東莞不僅要改變城市形象，加深城市的凝聚力，而且要發展科技和民營經濟，之所以打三張牌，就是要將民營和外資放在同等的地位。背后的思路，是通過助推本地民營企業壯大，逐漸改變外資占比過高的局面。

松山湖就這樣溫柔地走進了東莞的良夜。它的名字很好聽，但它的源頭——1958年東莞所修的第一大水利工程——松木山水庫，就很接地氣，也見證了東莞城市發展的一段苦難史。為了修這座水庫，大朗鎮寶陂村500多口人舉家遷離，寶陂村從此成為了歷史。在這座水庫周圍，曾是荔枝的天下。東莞文學藝術院的柳冬嫵老師，當年做記者時，采訪過省女能手標兵葉紅璋，她當年就和丈夫在這里的荒山上包過地種過荔枝。柳冬嫵記得采訪他們時，騎著摩托車在黃泥地上七拐八繞，好不容易找到了他們住的地方。隨著松山湖的開發，今天他已經不知道他們的去向了。

我那位尊敬的老大哥曾參與到了新城的選址中。當時的市領導租了架小型直升機，想從空中看看哪里合適。老大哥直覺這直升機有點不太安全，很為領導的勇氣們感到佩服。他們看的第一個地方，是在厚街附近，但那顯然已經開發成熟，難以動遷！最后飛松木山水庫，看底下郁郁蔥蔥，村民散落其中，動遷壓力不大，不禁當場拍板，就將新城選定于此了。不過領導說，叫湖才有點城市感覺，像蘇州的金雞湖，所以松木山水庫就改名松山湖了！不過，更準確地說，今天的松山湖，是以松木山水庫為中心，將周邊的大嶺山、寮步、大朗三鎮靠近水庫的部分邊緣地帶劃分出來，與湖泊區域重新組合而形成的一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也是一座科學城。

當然，也正因為把松山湖定義為“再造一個東莞”，是“新城和產業齊飛”，所以它不能像打造一般產業園那樣，直接“三通一平”了，而是按照原地保護的方式，來進行建設！老大哥還說，松山湖水庫周邊十數公里（再求證）不能住人，開發也不能粗線條，而是一步步來！此外，在保護松山湖周邊荔枝林的同時，還要拼命栽樹，據說將周邊的苗圃都買光了！最后別人要樹苗，還得找松山湖買！不得不說，正是堅持生態和質量至上的原則，松山湖才有了今天宜業宜居的面目！行走在這個面積72平方公里，坐擁8平方公里的淡水湖和14平方公里的生態綠地的園區，你能充分感受到建設者將山、水、園融為一體，科技共山水一色的理念。

也正因為“緩緩走”，所以當華為終于下定決心往外走時，還留出了很大一塊土地。它在日后成為了華為的“歐洲小鎮”。在老大哥看來，華為能落戶東莞，是偶然的必然，也是必然的偶然！必然是因為華為的逐漸走高，體量膨脹，需要更廣闊的地方！而當時的深圳對是否ALL IN華為又變得有些猶豫，導致華為必須往外走！而偶然則是，松山湖距離深圳不近也不遠，而且，給它留了這么大一塊地。更重要的是，松山湖的環境和任正非的理念不謀而合。和其他高新企業一樣，華為也希望擁有像蘋果或谷歌那樣的環境——絕佳的環境和舒暢的場景，一種低密度的城區。為此，松山湖還特意為華為“騰出”了約606畝的生態保護用地，對項目內生態綠線控制范圍進行核減。

當然，還有一個條件不得不說，那就是時任書記又是在深圳工作多年，和華為頗有交集，所以了解華為，于是一拍而合！事實證明，這是共贏的選擇！

根據《中國新聞周刊》的報道，早在2005年，華為子公司聚信科技有限公司就在松山湖成立，其定位是華為網絡通信產品的生產、制造及華南配送基地。2009年，位于松山湖北部新城大道的華為南方工廠正式投產。而在2011-2012年，幾位華為的內部人士對媒體透露，華為供應鏈部門大部分已經遷到東莞。2013年8月，華為總裁任正非宣布華為終端公司將遷移至松山湖。2018年，靴子終于落地。這也意味著，十年的布局，讓東莞在華為的譜系中，從最初的加工基地，轉向研發機構等產業鏈前端。

這一年，也是散裂中子源項目完成國家驗收并投入運行的一年。正是它和華為的帶動作用，松山湖進入了突飛猛進的階段。

華為的手機、平板、電腦等終端設備，都是在此研發制造。與華為配套的相關產業鏈也全都跟著來了，如歐菲科技、藍思科技、記憶科技以及軟通動力、中軟國際、易寶軟件和華微明天等，紛紛選擇在了松山湖或附近。至2024年6月，連續六屆華為開發者大會（HDC.Together）在松山湖舉行。

這也讓東莞市形成了以松山湖為主的華為終端產業集群效應，加上長安鎮步步高系OPPO、VIVO等企業所帶動的智能手機業務，東莞當前已成為全球手機之都，全球每5部手機就有1部是東莞制造。

選擇松山湖的，還有大疆。2015年，大疆創新科技在松山湖啟動總部建設；有易事特。在5G供電、數據中心、軌交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等主營業務與“新基建”產業高度契合的易事特，1999年便進駐東莞市，2004年選址松山湖；有大族。2001年，粵銘激光在萬江成立，后遷入松山湖。2009年，粵銘激光與大族激光正式強強聯合，大族激光以注資數千萬元的價格收購粵銘激光51%的股份，成為大股東，公司由此也改稱為“大族粵銘”；有中集。在2013年，中集集團就與東莞市政府合作簽約，斥資180億在東莞布局三大產業基地，包括松山湖中集創新產業園、望牛墩中集車輛園、中集鳳崗物流裝備制造項目。作為中集產城在松山湖布局，與華為歐洲小鎮及重資產項目中集智谷隔湖相望的重點園區，中集產城數字科技產業園于2020年10月開業，并被認定為“東莞市軟件產業園”。其與松山湖管委會、華為云三方共建的“開發者村”，希維科技、CSDN、臺鈴集團、博訊科技等多家企業成為首批入駐企業；有XbotPark機器人。2023年，由知名教授李澤湘、高秉強、甘潔聯合創辦的XbotPark機器人基地的新總部基地在松山湖落成開園。

當然，有重歸的寧德時代，有生益科技、東陽光藥業、新能源科技、宏川集團等一批日后的明星創新企業。有廣東電子工業研究院、華南協同創新研究院、廣東華中科技大學工業技術研究院、廣東省智能機器人研究院、北大廣電研究院等一批新型研發機構，還有松山湖新材料研究室。

其實實驗室不止是鋰電，還有金屬、陶瓷、低維、先進半導體、高分子等相關研究。更讓人激動的是，正在建的阿秒激光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如果將1阿秒與1秒相比，相當于將1秒與宇宙的年齡相比），可以讓人們對多理科實驗中的相關原子尺度內動力學過程會看得更加清楚。黃學杰打比喻說，以前靠其它的裝置看原子里的電子，也許不夠快，只能看到一團電子云，但有了阿秒裝置，就能精準地捕捉電子的運動軌跡。作為實驗室副主任，也是鋰電產業的踐行者，黃學杰認為，它對未來鋰電產業的發展也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本文作者王千馬正傾聽黃學杰教授的介紹|攝自鄭鑫】

今天的研究室中，還有一句醒目的標語：“在科技成果向產業化轉移的死亡谷上架一座鐵索橋！”作為既熟知科研，又懂產業化路徑，對推動科技成果向產業化轉化頗有心得的科研者，黃學杰坦言到松山湖，是尋找“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的方法，在“允許用打醬油的錢去買醋”的自由環境中，通過樣板工廠等方式，打造科技成果轉化的“鐵索橋”，穿越“死亡谷”。

如果說政府“扶上馬送一程”，幫助科技成果實現從“0”到“1”再到“10”，那么，通過實驗室構建“科技—產業—金融”的創新鏈條，可實現從“10”到“N”的產業化。盡管這些路徑還在不斷摸索之中，但不管如何，打造一個平臺，讓科研人員手中的優秀作品變成產品，讓產品變成商品，是實驗室的重要任務！自然，也是他一以貫之的人生追求。

更是東莞向“新”而生的重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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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東莞和以往那樣朝氣蓬勃，但又有一些不一樣。為了創作《“制造”新東莞》這本書，這段時間來我和合作伙伴——東莞知名青年作家吳詩嫻不間斷地走訪東莞各個鄉鎮，除了深入企業，我還到街頭細細觀察，發現兩個現象，就是入駐東莞的企業越來越高大上了，還有就是，街頭的人氣是越來越不足了。哪怕店面的內衣褲喊出了五元一件，也沒見幾個人湊熱鬧。唯一給我留下比較深印象的，是大嶺山圖書館周邊那一溜的夜宵店，過來吃小龍蝦的，還是絡繹不絕。看樣生活再如何，吃喝總是需要的。

某種意義上，這兩種現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相關的。當企業越來越高大上時，不是新能源、新材料，就是機器人，而且它的生產線也一定是“智造”的，那它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打工仔、打工妹，而是有相對較高素質的人才。所以在這樣一撥企業進化浪潮中，很多人就這樣被淘汰掉了，甚至直接被機器取代掉了！

也就在大族位于深圳寶安的基地，我看到了電腦鍵盤上的數字及字母，在數秒之間就打印完成。還看到了人體模特上所穿衣服的紋樣，也是激光打印的——不說我還以為是機器織繡的！就是連鞋子都是激光制作出來的！甚至，它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替光刻機，只不過，光刻機按照用途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用于芯片制造的前道光刻機，第二類是用于封測的后道光刻機，第三類是用于LED制造的投影光刻機。大族激光推出的接近式光刻機屬于第三類。相對第一類，第二類和第三類光刻機難度較小。但是它已經解決了很多方面的訴求了！想在這樣的科技力量面前，普通打工仔一定是無優勢可言的。

【實業報國的大族|攝自王千馬】

在大族之外，我還走訪了位于大嶺山的匯興智造。如果說大族這樣的大企業，是制造設備，那么，匯興智造則是幫助制造設備。諸如大族、比亞迪應該都是它的大客戶。

根據它提供的一本冊子，可以看出，匯興智造有著“智匯者興”的意思。當然，董事長鐘輝還告訴我，他是江西興國人，那么，這個名字中又多了另外一種意味。這個出身于革命老區，家族中有數位烈士的公司創始人，讓人明顯地覺察出這家公司的“紅色基因”。其于2000年始創于東莞，是一家集智慧工廠、數字化車間、自動化生產線、機器人應用等智能生產系統的設計、研發、制造、營銷、服務為一體的國家高新技術企業，換句話說，它可以為新能源、家用電器、衛浴陶瓷、LED、物流輸送、3C電子、醫藥食品、汽車零部件、家具廚具、包裝印刷等細分領域提供整廠自動化系統解決方案及精密工業自動化配件一站式服務，它的價值主張正是：做18個月內回本的自動化產線……

試問，有這樣一條自動化生產線，會為工廠節省多少人工成本？又少多少管理上的煩惱？而且，自動化也意味著“黑燈工廠”逐漸成為主流。

【匯興智造研發的機器人書寫的毛筆字|攝自王千馬】

對東莞來說，它的未來不再局限于人口紅利，而是工程師紅利。這也是為什么東莞這些年要發展教育的原因。就在松山湖材料實驗室的高樓上，得益于黃學杰的指點，我看了香港城市大學正在這里生長的身影。

當然，有著一顆紅心獻科技，連企業的宣傳文案都是出自他手、被視為行業內“才子”的鐘輝，也有自己的煩惱。一個就是企業的回款很漫長，作為中小企業，它沒辦法在和大客戶的合作中擁有話語權。這也導致企業在發展過程當中曾經遇到過幾個坎。還有一個就是東莞的生存成本肉眼可見的增長，他曾經將自己在南城的一套房做過三次抵押貸款，一開始只能貸200來萬，后來就能貸更多，甚至數百萬。他感慨房子還是那個房子，但價格漲得很讓人吃驚。所以在東莞辦廠，不僅要應付工人工資的增長，還有高漲的租房成本。

不得不說，這也讓很多東莞的企業逐漸外溢。我在采訪同樣出生在革命老區也是紅色革命家庭、1999年初就來到東莞的福建上杭人劉建偉，他通過做老實人、行踏實事，從一個普通的打工仔，一路做到了今天東莞鋼結構工程施工安裝上的專家型從業者，他亦曾在2013年前后趕赴東南亞，準備在東南亞重新打開一番天下。不過，由于各種原因，他最終還是回歸東莞。

除了東南亞，最受東莞產業外溢好處的，也許是“江湖”地區（江西加兩湖）。在位于國貿的湖南商會那里，我了解到在東莞居住和工作的湖南人差不多有160多萬，而江西人則有140多萬，它們占據了東莞人口的一大部分！像我此前采訪的太陽神周湘健先生、在華堅當過高管的劉翼孔先生，以及在寶安基地的大族機床董事長先生，都是湖南人。當然，名氣很高的還有一位，藍思科技的周群飛。他們大多都是在莞深起家，從普通的打工者變成了創業者。這意味著什么呢？那就是當他們想拓展自己生存空間時，出于交通的便利，也出于家鄉的情結，很可能將各種產業帶回到自己的老家。像周群飛近年就多在瀏陽活動，因為那里有她的重要投資。

我們還需要關注的是，近些年來全國各省都在加大招商引資的力度，尤其像合肥、武漢、成都、鄭州、濟南都在打造強省會戰略，都是在和東莞搶人、搶產業。所以東莞沒有以前那樣人聲鼎沸，也自然而然了。

但這樣也未必是個壞事，它同樣可以倒逼在東莞生存的企業，找到更新的方式，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來進一步塑造自己、提升自己。

這也讓另一個湖南人羅龍看了機會。這個曾在深圳工廠打工，一步步成為企業高管，最后成了東莞“新社會階層人士”中的一員的漢子，發現企業向科創要發展，既需要人才，也需要應對發展過程出現的各種問題。所以，今天的他，做企業經理人協會，搞人才培訓。但是他的培訓，主要是點對點的定制式培訓，比如虎門康源電子希望能有人幫忙解決關于電路板的問題：1.噴墨打印電路板的發展史和技術原理；2.光刻工藝流程介紹；3.P1材料介紹……他給對方找到一位專家去授課！另外，易事特希望有人能給它們講講鈉電池方面的內容：新型低成本、長壽命和高安全性鈉離子儲能電池——他就給它們匹配了華南理工大學的一位教授！他說他不做別的培訓，就是服務產業發展中不斷出現的訴求！

今天，盡管我們做東莞制造業的調研，但除了那種制造業本身的，像羅龍這樣為制造業做服務，也是生態中必不可缺少的一份子！

對劉建偉來說，盡管今天的東莞，不像以前大干快上時日新月異，每天都有無數個廠房等著自己去安裝，但是，他相信做事的盡頭終究還是得靠做人。此外，他要通過整合相關資源，來提質增效。今天的他，眾望所歸被選為東莞市建設工程信息服務協會（2013年11月25日注冊成立）第三屆新會長。該協會擁有會員單位三百余家，有完善的建設工程全過程產業鏈企業會員，可涵蓋購地選址、資源配置、項目立項、建設規劃、手續辦理、圖紙設計、建筑施工、工程檢測、工程監理、水電消防、環評環保、工程驗收、備案歸檔、舊改補強、建筑建材、裝修裝飾、智能家具、法律稅務等相關業務。所以，劉建偉率先提出把協會打造成服務融合發展型專業協會，打造建設工程全過程服務平臺，通過協會成員交流互動，樹立共贏理念，打造共建平臺，最終實現共建共贏這樣一個偉大夢想。

不得不說，像鐘輝、羅龍、劉建偉等人大多不在“松山湖”，但是他們依舊和東莞的科創、東莞的未來近相呼應。

有意思的是，松山湖也在不斷的發展、不斷的“擴容”當中。2010年，其成功獲評國家級高新區。2015年9月，經國務院批準，開始建設珠三角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2020年7月，松山湖科學城被納入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可以說，20年，松山湖實現了從“產業園”到“科學城”的華麗轉身。在空間上，2014年、2017年，東莞先后將東莞生態園和周邊六鎮納入統籌聯動組團發展，2019年又將橫瀝、東坑和企石三鎮納入進來，形成“一園九鎮”的全新格局，也就是松山湖功能區。這也意味著，松山湖不再只是一個產業園的概念，或者地理的概念，而是東莞的一種科技向上的精神，一種迫不及待求發展的渴望。

這樣的東莞，終究是G94科創走廊上一顆碩大的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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