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的宰相為何這么沒有存在感？

在開始本文之前，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一個問題，宰相，到底是什么？

得益于各種科普文章，第一個問題大家基本已經達成共識，即，宰相是一種制度，是對輔佐皇帝、總覽政務的最高長官的稱呼，而丞相其實是一個具體的官職。也就是說，丞相，其實是宰相的一個具體稱呼。

但第二個問題爭議很多，即宰相的權力范圍。

不少文章包括某百科都給定的結論是，宰相是對最高行政長官的稱呼。

只是我們縱觀整個古代史就會發現，在宰相具體化的官職中，一些官職的權力范圍不僅僅是最高行政大權，實際上還包括軍事調動以及指揮權。

比如在西周時期，扮演宰相角色的太宰經常就可以代替天子出征，指揮軍隊討伐其他諸侯國，春秋時期，晉國的中軍將同時也是晉國的最高行政長官，集統帥軍隊和治理國政于一身。而楚國的令尹同樣是對內主持國政，對外主持軍事。

戰國時期秦國的相國同樣也是這樣一個角色，身兼軍政于一身。

所以，從這些相當于宰相的具體官職擁有的權力來看，宰相至少曾經是包括軍事大權的。

結論很清楚，如果我們把宰相等同于相權的話，那么相權無疑是包括軍權的，或者可以說的更直白一些，相權既然是輔佐皇帝（國君）總覽國政，那么這個國政就無所不含，不僅包括軍事，從后來秦始皇對相權的拆分來看，它甚至還包括對百官的監察權。

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稱呼其為副皇帝其實更為恰當。

軍政合一，是宰相權力的巔峰權力范圍，但不代表它會一直穩如老狗，隨著皇權的打壓以及其他外部勢力的干預，宰相的職權經常會被壓縮，有時候只有行政大權，有時候甚至淪為低品。

秦朝時候，秦始皇設立三公九卿，以丞相和太尉以及御史大夫分割相權，這才有了行政權、軍權和監察權的分割。

名稱上的區別，其實就是他們權力范圍的區別，比如漢承秦制，但前期西漢的相職叫相國，大家比較熟悉的蕭何、曹參等人都先后擔任過此職。但是在曹參之后，相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丞相。

注意，在當時以及后來的歷史中，相國，始終意味著是軍政大權的代表，這個官職一般不會輕易出現，一旦出現，則很大程度上意味著有人獨攬大權，把持朝政。

這一點我們后邊會具體舉例子。

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就可以開始今天的話題了——漢朝，宰相都哪里去了。

楚漢爭霸中為了便于協調軍政大事，劉邦重新復活相國，以蕭何坐鎮后方，不過由于蕭何個人的能力問題，他本身主要從事的是后勤工作，前線的戰事主要由劉邦總攬。

這種慣性持續到呂后專權階段，公元前190年，最后一位正兒八經的相國曹參去世，為了掌控朝政，呂后取消相國，不再設立此職，然后在公元前180年呂后去世以后，呂氏集團為了繼續掌控朝政，重新恢復了相國這一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的職務，并且由呂后的侄子呂產擔任。

意圖很明顯且粗暴，但呂氏集團畢竟缺乏根基，很快在劉氏宗親和功勛集團的反擊下被滅族，呂產這個曇花一現的相國也沒有得到西漢政府的承認，此后按照滅呂功勞的排名，以及陳平本人的謙讓，由周勃擔任右丞相，陳平擔任左丞相，太尉由灌嬰擔任，另一位漢初功臣張蒼則出任御史大夫，掌最高監察權。

秦朝的三公九卿制度到此大體恢復，順便提一句，在秦朝的這種分權中，丞相其實并非只有一人，而是有左右兩位丞相共同擔任，并且以右丞相為尊。

左右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相權。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漢文帝二年，在某一次漢文帝的問答中，右丞相由于一問三不知，事后決定急流勇退辦理了退休，左右丞相合并成一人，由之前的左丞相陳平出任。

不過陳平的人生也很快畫上了句號，不到一年就去見劉邦了，于是周勃被返聘重新出任丞相。

漢文帝對這位老臣并不太信任，僅僅十個月之后，就以有封國的人應該盡快回到封地為由，將周勃勸退。

周勃之后，太尉灌嬰跨部門被調任丞相，但有意思的是，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里，太尉一職從此虛置，不再設立。

在相權的三大具體職務中，太尉由于掌握最高軍權，往往最容易引起皇帝本人的忌憚，這種情形在漢文帝身上尤其明顯，畢竟，這幾人曾經一夜之間干翻了掌權多年的呂氏集團，以后有沒有可能復制一遍，把自己也攆下去，是一個未知的問題。

我們把周勃二次退休以及前后的人事安排聯系起來思考，就會發現，這種安排的最大受益者，正是漢文帝本人。

二號功臣陳平去世，一號功臣周勃被勸退，三號功臣灌嬰調任丞相，換來太尉之權被解除，漢文帝終于可以睡個安穩覺了，在睡覺之前，漢文帝很有可能在心中默默的念叨了很多遍：老陳，你走的真及時。

三公的制度安排到這里基本成型，丞相掌行政，設一人，御史大夫掌監察，為副丞。太尉則空置起來，遇有戰事臨時設置。

順便提一嘴，二十三年以后，七國之亂爆發，以太尉身份率軍平叛的，正是退休的這位周勃先生的兒子周亞夫。

到了漢武帝這一代，丞相田蚡獨掌相權，加上其漢武帝親舅舅的身份，因此心態極度膨脹，漢武帝雖然非常不滿，但迫于老媽王太后的蠻橫，也不好直接對舅舅下手，于是選擇“曲線弱丞”。

簡單來說就是征召一批才華橫溢但出身低微的士人作為幕僚，在宮廷議政。

這個辦法簡單但是立竿見影，咱不是沒法廢除丞相嗎，那就繞開丞相，搞一個小團體。

這個小班子就是所謂的內朝，和丞相統領的外朝相對應。

本質上來說，漢武帝這么做不僅是為了弱化相權，還有著打擊母后外戚的目的，所以我們會發現，在設立內朝的同時，新皇后衛子夫的家人們也進入內朝聽證，于是才有了衛青和霍家的崛起。

而這幫子士人雖然身份卑微，但腦瓜子完全不亞于外朝那些達官顯貴，分析其國家大事起來頭頭是道，而且由于地位低下，使喚起來也極其順手。，絲毫不用擔心威脅到皇權。

我們比較熟悉的幾位，搞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發明“推恩令”的主父偃等都是來自于內廷。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此時的內朝的最大的特點，就是它并非是一個完善的獨立的機構，而是完全依附于皇帝的一個存在，皇帝咨詢你，你給皇帝出主意，皇帝不叫你，你就是個跟班，出去見了九卿估計還得低人一等。

他們所依仗的，就是皇帝本人的信任，一旦這種信任不再，弄死一個內朝親信就跟弄死一個仆人一樣。

但是內朝不僅要負責做皇帝的顧問和秘書，還要將大家一起做出來的決策發布出去，交給外朝執行，再加上他們所處的位置是帝國的最高權力核心，所以事務及其繁多，于是人員配置也就越來越多。

人員多了，就需要設置領導用來協調，于是就有了中書令和尚書令。按照漢武帝的使用習慣，中書令由宦官擔任，尚書令則由士人擔任，尚書令的品級很低，只有千石，在萬石大佬丞相面前不值一提。

所以漢武帝之后，丞相逐漸成為一個榮譽頭銜，同時漢武帝改太尉為大司空，此后由于對匈奴反擊戰的重要性，漢武帝給大將軍衛青冠以大司馬的稱號，可入內朝參與決策，執掌中樞。于是大將軍得以以大司馬的名號參與軍國大事。

通俗的理解，大將軍屬于武官封號，它并不屬于百官系統，也沒有參與行政決策的資格，但大司馬（太尉）是有這個資格的，所以給衛青大將軍之上冠以大司馬，一方面是為了表彰其軍功（實在封無可封），二來也是方便其入朝議政。

漢武帝之后，由于所有決策均需走尚書的流程，于是為了方便工作，輔政的四位大臣們再次加官，即領尚書事，東漢章帝以后改為錄尚書事。

這里的領，可以理解為分管的意思，由于尚書令只是個品級千石的官，直接任職會拉低大臣們的檔次，于是只能用分管。尚書臺的一把手還是尚書令，這一點跟今天的行政體系很相似，比如某副市長雖然不直接擔任某部門的領導，但他卻分管該部門的業務。

所以大家要明白，錄尚書事雖然不是一個單獨的官職，但不論多大的官，沒有這個兼職，他就無權干涉尚書臺的工作，也就干不成事，也控制不了實權。

從這時候起，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成為相權的集合體，實際權力高過丞相，首任為霍光，此后幾乎所有的實權外戚們無不以將軍號加持大司馬和領尚書事。

盡管此時的丞相一職仍然存在，但真正扮演相權角色的并不是丞相，而是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史料中看到此類角色，心里要明白，這才是當朝最強大佬（前提是皇帝不打瞌睡）。

到漢成帝時期，情況又發生了變化。

在外戚勢力的打壓下，西漢政府進行了一次政治改革，主要內容為三條：

第一，御使大夫更名為大司空，與丞相平級，目的在于弱化丞相之權。

第二，正式確立三公制度，以大司馬、丞相、大司空為三公。

第三，大司馬大將軍去掉將軍號，以大司馬為本官，位居三公之首。

改革的目的很干脆，第一，降低丞相的檔次，第二，將大司馬實權化，并且拔高到丞相之上。但是別忘了，按照慣例，大司馬是內朝領袖，為外戚所壟斷。

所以這番操作的直接后果，就是內朝領袖大司馬壓過外朝名義領袖丞相，開始控制內外朝。

提出這個改革建議的人叫何武，屬于外朝儒臣陣營，他是當時的御使大夫，也是改革以后的第一位大司空。

漢哀帝之后，丞相一職干脆被取消，更名為大司徒。

在西漢所剩不多的時間里，三公的排序是大司馬（太尉）、大司徒（丞相）、大司空（御使大夫）。

我們不必拘泥于名稱上的限制，丞相這個名字雖然沒有了，但相權還是存在的，由于大司馬往往都領錄尚書事，基本不會分離，所以此時真正扮演宰相角色的（軍、政）的，就是大司馬。

這是外戚勢力對儒臣的最終勝利，當然，也可以說是相權對皇權的第一次勝利。

很多人都曾問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何東漢宦官干政的時候，儒臣們還會極力抗爭，以至于搞出黨錮之禍，而為何西漢外戚勢力卻沒人能夠反對？

拋開其他因素，外戚們獨掌的大司馬力壓丞相成為百官之長，是儒臣們沒法反抗的制度原因。反過來再說，東漢的宦官們再牛叉，它也沒法控制百官，因為在宦官制度中，沒有任何一個身份在百官公卿系統中是力壓百官的，他們靠的，只有皇帝的信任，他們所專權的流程，也是通過皇帝來壓制百官。

正是西漢的這個病根，靠興復漢室起家的劉秀建立東漢以后，第一個要打擊的就是像王莽這種外戚勢力。

于是正式設立尚書臺，所有政事均出自于尚書臺。僅此還不夠，由于大司馬過去基本有外戚壟斷，所以這個名字非常不吉利，只能改回太尉。

“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備員而已。”

“大”字也太張揚了，必須去掉，于是三公就變成了太尉、司徒、司空。翻譯成大秦的官制，就是太尉、丞相、御使大夫。

然而大家不要誤會，東漢時期的這三個名詞，雖然有前后之分，但由于均沒有實權，所以這個排名顯然沒有意義，它的區別可能僅僅是在上朝時候的站位排序上。

整個東漢時期，這三公均由儒臣擔任，三公經常同時上書，同時奉詔，不分上下，甚至出現諸如日食、地震等自然災害的時候，還要一起辭職，替皇帝擋槍。

但是尚書臺的工作總要有人來分管，所以錄尚書事還是由三公來兼任，也就是說三公本身沒有實權，只有兼任了錄尚書事才有行政大權。

位面之子劉秀的改革看起來完美，但是他忽略了一個最大的漏洞，導致外戚獨大的根源在于皇帝本身，你逮著三公打壓算什么玩意？

再加上漢和帝以后的皇帝們要么短命，要么即位年齡超級小，這種情況下垂簾聽政的太后們只能依靠娘家人，瞧，外戚又起來了。

不過出于對劉秀本人的尊重，外戚們基本不去搶三公的飯碗，畢竟淪落到這個檔次的三公他們也看不上，但是有一個稱呼是他們最喜歡的，沒錯，還是大將軍，聽起來就美氣。

大將軍本身不在百官公卿系統中，在體制中，它既不管轄百官，也不分管尚書臺，外戚們甚至懶得去兼任錄尚書事。他們最大的籌碼，就是皇帝，畢竟，東漢后來的皇帝們實在太弱小了，外戚們可以在太后的信任下為所欲為，將大將軍凌駕于所有百官之上。

說的直白一些，他可以什么都不是，但他會什么都管，而且你必須得服從。

這就是東漢外戚政治的特色。

所以從權力的角度講，東漢和帝以后，獨立的相權是不存在的，不論是三公本身，還是他們所分管的尚書臺，本身都是外戚專權下的附庸，盡管某些儒臣內心是獨立的，然而留給他們自由發揮的空間極其有限。

但是從制度上來說，在三公皆被弱化的背景下，尚書臺總覽政務的特點進一步被突出，盡管品級千石的尚書令還不能堪比宰相，但這種政治慣例將一直延續下去，并在某一天正式問鼎相位。

東漢末年，宦官干掉了外戚，世族儒臣干掉了宦官，董卓進京裹挾了世族儒臣們，為了更名正言順的控制朝政，董卓恢復相國的稱號，我們前文說過，相國，既可以掌行政，也可以掌軍事，所以董卓必須從垃圾箱里把這玩意扒拉出來，給自己披上合法的外衣。

然而大漢行將就木，留給大家的時間都不多了。

接下來的故事大家都熟，董卓被殺，百官們擁著漢獻帝東躲西藏，最后輾轉淪落到曹操手中，以太尉楊彪為首的漢朝百官們被迫委身于曹操陣營，別說相權，連本身僅有的獨立都失去了。

然后熟悉的一幕再次上演，曹操本人先是出任司空，在東漢的百官序列中只是排名第三，但他是當之無愧的執權柄者，公元208年赤壁之戰前夕，鑒于三公實在毫無意義，一群寄人籬下的漢臣想要維持既有的榮譽地位也不能忍受，曹操廢除三公制度，恢復丞相制度，以自己為丞相，總攬國政。

名為丞相，實為宰相，以曹操的實際地位，這種改變也不過是為了方便其行使“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計劃罷了。

綜上所述，我們會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相權是依賴于皇權而生，皇權強大的時候，相權或許會被限制，不論怎樣被調整，至少還會保持其完整性。而一旦皇權衰弱，相權甚至連基本的獨立運作都不能實現，更不要說有什么意義了。

不一樣的歷史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