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考古與夏朝記載明顯不符，甲骨文顯示：夏朝名字或是烏龍

　　2022年正式向外界公開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為“難產”了20余年的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畫上了一個相對圓滿的句號。

　　根據報告給出的結論，位于河南偃師的二里頭遺址是夏都斟鄩，并給出了一系列的論證過程。其中在引用文獻記載時，分別用了《逸周書》“自洛汭延于伊汭，居陽無固，其有夏之居”，《國語》“昔伊洛竭而夏亡”以及《戰國策》“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溪之陽，盧、嶧在其北,伊、洛出其南”。

　　而二里頭遺址的地理位置剛好在上述史書記載的范圍之內，所以得出了二里頭地理位置與文獻所載的斟鄩地望相符合的結論。

　　不過，報告自身卻存在幾處讓人無法理解的地方。

　　首先，報告中還引用了古本《竹書紀年》“太康居斟鄩，羿又居之，桀亦居之”的記載，并稱斟鄩曾經是夏代早期（太康和仲康兩世）和夏代末年（夏桀之世）的都邑，而二里頭遺址同時具有一至四期的遺存，表明該遺址延續時間長。但下文卻又說二里頭一期文化上不是最早的夏文化，夏始年在公元前2070年。

　　但眾所周知，二里頭文化一期的絕對年代上限只能到公元前1750年，離夏始年差了320年，而太康從大禹時代算起，也充其量只是第三代君主，所以，古本《竹書紀年》的記載和二里頭考古發現之間本身就存在矛盾。或者是《竹書紀年》記載錯了，太康的斟鄩不在二里頭，亦或者二里頭考古結論錯了，二里頭不是夏朝中晚期都邑，而是整個夏朝的都邑。

　　其次，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所引用的《逸周書》《國語》等的記載，只能表明夏朝與伊洛河有關，但未明確夏都所在。反倒是沒有被引用的《左傳》明確記載了“分唐叔以大路……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成王就把叔虞分封到了山西，建立了唐國，后改稱晉國）。”。另外一本沒有被引用的重磅級史書《尚書》也明確記載了“桀都于安邑（今山西運城夏縣一帶）”。

　　夏墟，意思是夏朝的廢墟，也即夏朝都城的廢墟。跟后來的殷墟叫法如出一轍。殷墟是在1928年才開始考古發掘的，但其實早在2000多年前的楚漢時期，古人就知道殷墟是在洹水南，《史記》曾載“章邯使人見項羽……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墟上”。

　　所以，單純從文獻記載的字面意思來看，古人對夏都的地理位置，是分別有晉南和豫西兩種說法的，但工程報告卻完全忽視了《左傳》《尚書》，并且沒有解釋為何沒有引用夏都在晉南的記載，給世人造成了一種夏都在伊洛是古人的共識的假象。

　　第三，古人對夏都地望雖有爭議，但對于商湯暴力滅夏卻是有著共識的。比如《呂氏春秋》記載“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桀既奔走”，《史記》記載“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墨子》還特別提到了商湯在攻城前，“融隆（降）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

　　但二里頭遺址從一期到四期呈現出了連續性，沒有發現任何外部勢力暴力革命的痕跡。而二里頭的地理位置，也與商湯伐夏時的行進路線“湯升道從陑、從東方出于國西以進”不符。

　　所以，二里頭的考古發現至少證明了一點：夏商的決戰地點并不在二里頭一帶。

　　難道二里頭并不是夏都斟鄩嗎？

　　就現有考古發現而言，晉南地區并沒有發現一處能與二里頭文化影響力相匹敵的同時期文化遺址，同樣，二里頭的文化面貌以及出土人骨的線粒體DNA研究也顯示，二里頭與近在咫尺的偃師商城、鄭州商城之間，并無繼承關系，這也就意味著，在早商文化之前，二里頭的確屬于一處廣域王權的政治中心。

　　雖然我們得出了二里頭文化早于商文化的結論，也知道商朝之前存在一個夏朝，但如何把二里頭和夏朝之間建立聯系，還缺少一個關鍵性的證據：出土文字。

　　或許有朋友會質疑，難道沒有文字，就不能證明夏朝存在了？

　　事實上，我國的國家文明起源遠不止于夏朝，距今5000年的良渚文化、距今4000年的陶寺文化和石峁文化，都已經建立了由一個中心聚落和多個二三級衛星聚落組成的國家文明雛形，并且在早于二里頭的多處龍山文化時期遺址中，我們都發現了文字，比如著名的陶寺朱書扁壺上就發現了醒目的朱書漢字“文”，與當代漢字“文”相比，無論字形還是結構都完全一致。

　　所以，二里頭無論是否有文字發現，都不影響它被我們叫做“夏”，這也是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在明顯有證據缺環的情況下，卻依然將其定性為夏都的原因所在。

　　但是，截至目前，“夏朝”這個叫法，依然只能算是它稱，而無法證明這是自稱。什么意思呢？舉個例子。

　　商、周兩個朝代的名字沒有爭議，是因為除了周人稱呼前一個朝代為商、秦人稱呼前一個朝代為周外，我們還發現了甲骨文中商朝人自稱為“大邑商”“天邑商”，周人的文獻中稱呼自己為“小邦周”“成周”的準確證據。

　　但關于“夏”這個名字，最早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時期。由于沒有出土文字，我們無法證明我們所稱呼的“夏”是不是他們的自稱。

　　事實上，類似的名字烏龍事件在歷史上并不鮮見。

　　比如著名的曾隨之謎。后世史書中記載湖北隨州一帶存在一個隨國，頗具影響力。但卻不見隨國銅器出土，直到1978年考古發現了曾侯乙墓，人們才恍然大悟，隨國人的自稱是“曾國”。

　　那么夏朝有沒有可能也是類似“曾隨”一樣的烏龍稱呼呢？目前來看，可能性很大。

　　首先，《尚書·太甲》及《清華簡·尹至》，都有“西邑夏”的叫法，根據上下文所描述的伊尹參與商湯的顛覆行動來看，被商湯滅掉的政權被叫做“西邑夏”，這種叫法符合“大邑商”以及“中商”等古漢語語境。

　　同時，甲骨文中也的確找到了多處關于“西邑”的卜辭，表明“西邑”的與西周史書提到的“西邑夏”是同一個地方。不過問題在于，我們依然不能根據商朝有“西邑”的叫法來判定“西邑夏”是自稱。

　　事實上，甲骨文雖然有“夏”這個字，但卻從未和被燎祭的對象以及某個政權產生過關聯，甲骨文中的“夏”字構成均有一個“日”在上，表示的是夏日灼人之意。此外，甲骨卜辭記載了當時大量的“方國”，但方國之中并沒有以“夏”為名號的。

　　所以，商朝人并不會稱呼前一個朝代及其遺民為“夏”。

　　其次，首次將“夏”與某個政權產生關聯的，還是周以后。但周人口中的“夏”，只表達一個意思：西。

　　比如《逸周書》在記載陶唐氏征伐某個政權時，曾提到“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唐氏伐之……西夏以亡”。這里的夏，顯然不可能是夏朝。

　　《尚書》中關于周人自稱有夏時，頻頻與“西”產生聯系，比如“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管子》“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過去很長時間，我們都誤以為周人自稱夏，是打出夏后裔的旗號來為自己推翻殷商的統治建立合法性，但事實上，結合周武王《泰誓》的戰前動員內容，“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周人所稱的“夏”，所表達的語境是要建立西土國家聯盟共同對抗殷商，而不是表達“我是夏朝后裔”的意思。

　　無獨有偶，戰國時期，不同諸侯國的文字系統雖然存在差異，但對于“夏”的構字組成，卻不約而同地使用了“日止”、“日女”等偏旁部首，表達的是日落西方，同樣只有“西”的含義。甚至到西漢時，出使西域的張騫還將吐火羅翻譯成“大夏”。

　　這說明，在秦漢以前，“夏”字表達的都是“西”的意思。

　　如果“夏”本身是是一個方位詞，那么自視為中原之主的“夏朝”統治者，又怎么會自稱為“西方之國”呢？正如三國時期的蜀漢政權絕不會自稱“西蜀”，而東吳也只會自稱“吳”，而絕不會自稱為“東吳”一樣。

　　所以，在朝代前加方位詞，明顯屬于“他稱”。我們按照“他稱”去找出土文字，自然是找不到的。

　　那么，夏朝的本名究竟叫什么呢？

　　現有的考古發現已經證實，早于二里頭的所謂“夏”文化，并未進入王朝階段，換言之，“夏”本身就是一個籠統的部落聯盟的稱謂，只是周人在追憶時統一將那個偉大時代概述為一個叫“夏”的政權罷了。

　　結合清華簡中“夏后”帶有“日它”結構，戰國時期出土青銅器上對夏王朝的“夏”字構造普遍帶有“日、西、蟲”等偏旁部首，以及夏朝歷史傳說普遍都與龍蛇蟲產生關聯來看，商朝之前的政權，是一個位于商都以西，流行龍蛇崇拜的政權。

　　如此看來，出土有龍蛇之物的晉南和豫西二里頭遺址，其實都符合這一特征描述。只不過晉南“夏墟”稱謂中的“夏”應指代的是被陶唐氏滅掉的西邊某個方國—“西夏”，而非大禹的夏。

　　山西的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扁陶壺上發現的兩個文字，考古學家何駑先生判定為“文堯”，如果“堯”既是創始者名諱，同時又是時代稱謂的話，那么政權結構與堯時代并無二致的夏王朝，其真實稱謂也有可能叫做“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