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剛過完八十大壽，這天批奏折，竟見有人寫“大清快亡了”

都說所謂“康雍乾盛世”，不過是康雍種樹乾隆乘涼，后者把祖輩父輩攢下的基業全給霍霍光了。

晚年的乾隆有多抽象？夏桀商紂聽了都得直呼內行。

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乾隆剛過完自己的八十大壽，意猶未盡。這天他正在翻閱大臣們的奏折，折子翻了一本又一本，滿眼的喜報令乾隆龍顏大悅。怎料翻開下一本，字里行間映出的潛臺詞讓他臉都綠了。

“圣上，大清要亡！”

朕特么就是來聽喜報的，你怎么講真話了？

一大早就給人心里添堵，乾隆十分不爽，他要看看是哪個奴才這么不長眼。奏折出自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尹壯圖之手，此人做事踏實本分，業務水平也不差，因而給乾隆留下了不錯的印象，官能做到這一步，還多虧乾隆照顧。

忠言逆耳，話當然不能說得那么直接。尹壯圖此番上奏，矛頭直指歷史上臭名昭著的“議罪銀”制度。

何為“議罪銀”？通俗地打個比方：某市市長貪污巨款被紀委抓個正著，考慮到這位市長頗有才干，在地方口碑不錯，政績也不差。為人盡其才，避免人才流失，上級便允許市長上交一筆錢，記大過一次，繼續為人民服務，戴罪立功。

這位市長費心盡力搜刮了1000萬，“議罪銀”交了900萬，可謂一夜回到解放前。貪官后悔啊，悔在自己真不小心，居然讓人發現了。他長嘆一口氣，心想自己得再花費多少心力才能把虧的撈回來……

清朝的議罪銀制度就是這么離譜，然而它卻為乾隆帶來了出乎意料的驚喜：皇帝的錢袋子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鼓起來了，有文獻記載，乾隆極盡奢靡的八十大壽沒動用大清國庫的一兩銀子，全靠內務府收繳的議罪銀，不僅如此還有不少剩余。

這人就是不能跟人比：試想，要是當年崇禎腦子有這么靈光，想到這一手，他至于親自變賣家產，向大臣們低聲下氣地討要銀子嗎？至于急得大罵“朕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嗎？

當然了，銀子不會憑空出現在當官的手里，羊毛歸根結底出在羊身上，議罪銀制度實質上變相承認了官員貪贓枉法的“合理性”，官員的業務指標從“為人民服務”變成了“提領導斂財”，可謂貽害無窮，議罪銀制度加速了清王朝的衰頹與毀滅，這是毋庸置疑的。

對此，尹壯圖深以為然，他在奏折中寫出了自己的親眼所見：“各督撫聲名狼藉，吏治廢弛。”當官不為民做主，反而處處盯著平頭百姓口袋里的三瓜倆棗，極盡手段搜刮；無論是商賈還是農民都被折騰得沒了法子，整天皺著眉頭唉聲嘆氣。

這種情況還不是個例，而是“各省風氣大抵皆然”。議罪銀制度若不及時廢止，咱大清國還能撐多久？

咱今天把這道理擺在臺面上一講，怕是沒有人聽不出其中利害，怎料康雍乾盛世締造者之一的、一手將清王朝推上極盛的、自我標榜“千古一帝”的乾隆，看完奏折被氣得夠嗆，當即表示道理他不聽，情況他也不信。

尹壯圖一早就預料到了這種情況，他在奏折中表示：您不信可以隨便叫個心腹，跟我一同到各省實地考察一圈，充當圣上的耳目，尤其要查驗一下各地府庫中的銀兩，看看眼下咱大清到底是遍地放衛星，萬里江山一片紅，還是遍地饑民，百姓把官府恨得牙根癢癢。

乾隆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對自己治下的江山很是自信，同時為證明自己胸襟博大與尹壯圖的危言聳聽，他近乎本能地想要批準尹壯圖的申請。可是轉念一想：萬一真有一兩個省如奏折中所描述的那樣，讓尹壯圖抓了典型，那豈不是很尷尬？

正當乾隆躊躇之際，和珅恰到好處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以和珅的“才干”，他豈能不知各省各地實情究竟如何？對方拿議罪銀制度開刀，和珅尚且沉得住氣，但得知尹壯圖試圖到基層實探，尤其要“秘密查訪”后，和珅立馬坐不住了。

他給乾隆提出的反對理由還很抽象：讓他背著“欽差”的名頭到處跑，想必會給各地百姓造成極大的擾亂，所以就算準奏，也必須讓他公開查訪，還得給他劃定活動范圍。

乾隆聽后深以為然，問題一下就解決了——您看看，啥叫“為領導排憂解難”啊！要說對于清朝皇帝而言，“臣子”和“奴才”的區別在哪兒？前者要幫皇帝治理江山，后者則只是幫皇帝排憂解難，尹壯圖與和珅就是兩類人的絕佳代表。

于是滑稽的一幕上演了：紀委抵達各省前，各省干部提前接到通知，趕緊“查缺補漏”，做好“迎接工作”，千萬別讓對方揪出毛病。

和珅的應對措施在首戰便宣告成功。

在戶部侍郎慶成的陪同下，尹壯圖首先來到山西大同。大同知府明保是和珅的舅舅，此人正是攀著和珅的權勢才戴上的這頂烏紗帽。

此人為官貪得無厭，府庫早就讓其搜刮一空。接到“內部通知”后，他趕緊向和珅求助，后者從戶部的鑄幣廠中調來大量銀兩放入大同官庫充數。

尹壯圖在大同的這幾天，明保對其恭恭敬敬，卻在招待時每一頓都是粗茶淡飯。他解釋道：本官痛恨鋪張浪費，平日里節儉慣了。然而一到夜里，明保便背著尹壯圖在家中大設酒宴，將慶成請到家中喝個爛醉，幾乎夜夜如此。

諷刺的是，兩人在席間不少嘲笑尹壯圖蠢笨，后者卻完全被蒙在鼓里，還對明保的“高尚”頗為欽佩。

尹壯圖在其他地方的所見與山西差不多，總之走了一大圈，各省府庫銀兩數目分毫不差；和珅又提前打過招呼，嚴防死守，基層官員和百姓也接觸不到尹壯圖。后者總覺得哪里不對，卻又拿不出證據，無可奈何。

另一方面，尹壯圖也知道這些貪官污吏是誰罩著，不看看“議罪銀”是誰提出來的？即便真讓他抓到了證據，他區區一個內閣學士又如何斗得過和珅這樣的超級權臣？因此，尹壯圖回京后又灰溜溜地給乾隆上了道折子：臣錯了，臣實在太想進步，一時心急，請圣上降旨懲罰。

有驚無險地度過一關，乾隆也沒給他好臉色，說他折騰這么一遭無非就想混個“直臣”的清名，沽名釣譽實在惡心。不過乾隆并沒有趕盡殺絕，只是將其革職留用，以示他作為一代雄主的寬廣胸懷。

此事讓尹壯圖充分認識到了“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事后不久，他便借口侍奉老母辭職回家了。

縱觀歷史，對于佞臣而言，“賣官鬻爵”算得上是最大的惡行之一了。然而在乾隆一朝，朝廷居然把這種行為“合法化”，實在令人瞠目結舌，晚年乾隆的昏聵可見一斑。然而諸如此類做法充其量只會影響清王朝的國祚，乾隆對整個中華民族的傷害遠不止如此。

同樣是在1790年，乾隆八十大壽前夕，英王喬治三世精心組建了一支使團，帶著一份厚禮千里迢迢來到了這個神秘的東方超級大國。

要知道在此之前，清朝可沒給歐洲人好臉色看：1723年，雍正下旨禁止天主教進入中國，同時嚴格限制對外貿易；1757年，乾隆正式“閉關鎖國”。彼時英國人顯然是仰視中國的，面對乾隆，英國國王的使者們謹小慎微，畢恭畢敬地講出了喬治三世的愿景：他只希望能與清朝成為伙伴，平等交流，互通往來。

這就好比在今天，美國總統突然親自給咱們打了個電話：我們不要對抗了，保留分歧拋棄成見，彼此取長補短一起和平發展吧！

突然碰到這種情況，咱們大概率會拒絕，因為一時半會兒難以相信；乾隆也拒絕了，是認為大清國不需要。他輕蔑地一笑，敷衍了幾句便將英國使臣趕走，甚至都沒正眼看一下他們帶來的禮物。

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城后，從府庫中找到幾只大木箱。這些入侵者以為自己發財了，迫不及待地撬開，卻當場傻了眼：只見里面有上個世紀末最為先進的蒸汽機和戰艦模型、天文望遠鏡、手槍和火炮、世界地圖等等，而這些正是70年前英國使團帶給乾隆的生日賀禮。

可以說，當年喬治三世對大清國真誠到掏心掏肝，然而乾隆卻覺得比起茶葉、絲綢和陶瓷，這些奇形怪狀的玩意兒根本不值一提，就這樣，近代中國與偉大的工業革命擦肩而過了。

倘若沒有奸佞作梗，當真放任尹壯圖去查探，乾隆將會看到怎樣的場景呢？這個問題，英國人能為我們回答。

當年，英國使團從浙江沿海抵達中國后，沿著運河一路北上。他們沿途經過了許多號稱繁華的大城市，可看到的場景卻令他們大為驚詫。

使團需要一人為他們引路，當地官府當即下令：把有去京津經歷的人統統抓來。隨后，這些人規矩低跪在地上接受問話，被挑中充當“向導”的人苦苦哀求，稱自己有妻兒要養不能離家。官老爺卻不為所動，反而給他們下通牒，讓他們準備好一個時辰后隨使團上路。

英國人搞不懂，不過是找人幫個忙，為什么要像抓犯人一樣？

使團沿途看到不少百姓，“他們明顯缺衣少食，瘦弱不堪”，擠在岸邊簡直像兩排骷髏。而那些勞工的遭遇更是讓英國人不忍直視：“他們總是被監督著，長鞭會毫不猶豫地抽向他們的身子。”在英國人看來，這些勞工不像人，而是牛馬。

過程中，有個看熱鬧的男子不慎落水，在水里拼命掙扎，可怕的是，岸上滿是圍觀者，河中也是船來船往，居然無一人伸出援手，仿佛落水者不存在一般。

英國人叫船夫停船救人，船夫竟拒絕了：“我們的船速是一小時7英里，這就是他們不肯停船的理由（意思是船速快不方便停）。”

這便是所謂的“康雍乾盛世”末端中國真實的場景，筆者以為有這么個可能：乾隆并非全然不知，相反，他對此十分清楚。倘若他當真自信自己治下的中國盛世依舊，根本懶得去阻撓尹壯圖的行動；他之所以阻撓，恰恰是害怕“盛世”的表象被拆穿。

他并不在乎清王朝是否真正繁榮強大，只要漢人仍處于滿清的統治之下，這個“基本盤”不受影響就足夠了。問題越是被揭示，被迫做出的改變就越大，產生的不穩定因素也就越多，為什么要自己找不痛快呢？

使臣在自己的日記中如是寫道：“滿清用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并按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