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婦女把手伸進口袋，在掏錢的過程中，一張百元美鈔不慎掉落

2005年秋天的一個清晨，北方的一家菜市場里像往常一樣，迎來了熙熙攘攘的買菜人群。

一位穿著得體的中年婦女提著菜籃子，走到一家蔬菜攤位前，中年婦女是這里的常客，雙方太熟悉了，很快成交。

中年婦女隨即把手伸進口袋，把錢掏了出來，在掏錢的過程中，一張百元美鈔不慎掉落，被菜販子看到。

出于新鮮，菜販子提出用人民幣換這張美鈔，畢竟都是熟人，中年婦女不好拒絕，于是答應了。

在2005年，擁有一張美鈔還是很牛逼的事情，所以菜販子收到這張百元美鈔后，逢人就說。

買個菜竟然還用美鈔，還是百元的，這也太豪了吧，事情很快就傳遍了街頭巷尾。

巧的是，這位菜販有一位鄰居的兒子是個國安人員，從職業敏感性出發，他感覺這事有文章，正常人買菜怎么會用美元。

他很快摸到了這位中年婦女的背景，是郭萬鈞的老婆，這在當地不是秘密，街坊盡管不知道郭萬鈞具體是干嘛的，但普遍知道他從事的工作不簡單。

這位國安人員的懷疑隨后被報告了上去，并很快引起了重視，并由此牽出了一個震驚全國的間諜案。

6年前的1999年國慶閱兵上，中國首次展示了東風-31，這是中國第一款真正服役的戰略導彈公開展示，本該是一件引發轟動的事情，但事實卻是，在場的美國駐華大使普里赫神情一臉淡定。

普里赫長期在軍中服役，不可能不懂戰略導彈的重要性，這一定是美國想了解的，結果他那天連脖子都沒伸，舉動極為反常。

這個微小的跡象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除非普里赫事先就知道了，可東風-31是國家機密，閱兵前一直處于保密狀態，他怎么可能知道呢。

就在閱兵結束后的第二天，臺獨分子李登輝公開說東風-31的數據被嚴重夸大了，不足為慮。

如果單純是李登輝吹牛，或者普里赫舉動反常，那充其量算是個意外，但兩件事結合到一件，時間上又如此吻合，就不免讓人懷疑，是不是東風-31項目早就泄密了。

有關部門絞盡腦汁調查了幾年，也沒有什么發現，就在大家一籌莫展時，那位菜販子的事情被作為線索送來了。

調查人員立刻對東風-31項目副總師郭萬鈞展開了調查，很快發現，他的家人每個月都會到銀行進行換鈔，就是拿著美元去銀行兌換成人民幣。

郭家人怎么會有這么多美元？這些美元是哪來的？

在斷定郭萬鈞有重大泄密嫌疑后，調查人員對他實施了抓捕，起初除了在他家里搜到的一萬美元現金外，沒發現其他線索。

對于一萬美金，郭萬鈞拒絕交代來源，別問，問就是不知道，此時給他定罪的話，也定不了什么大罪，還會打草驚蛇。

就在調查即將再次陷入停滯之時，對郭家通話記錄的調查有了重大發現。

有一個電話號碼打進來相當有規律，具體來說就是，每次間隔都是四小時，并且會一天內三次撥打。

正常人打電話都是沒有規律的，而這種規律性撥打通常是情報界的某種信號，比如接頭，經驗豐富的辦案人員確信此號碼背后就是接頭人。

此時對方還不知道郭萬鈞被捕，但遲早會有所察覺，為了穩住對方，我方故意放出了一個大新聞：郭萬鈞將擔任新型導彈項目總設計師。

果然，對方在看到郭萬鈞升職的消息后，不禁放下了懸著的心，并根據事先約定好的時間來到郭萬鈞家里，然后落網。

根據審訊得知，接頭人名叫沃維漢，黑龍江人，1949年生，他具有改革開放初期，中國人的典型精神特征。

當時由于中外差距懸殊，所以剛一打開國門，國人就被完全震撼到了，從精神上徹底跪了。

沃維漢80年代中期畢業后，在國內做研究工作，工資雖然比普通人高，但也就500人民幣，和國外完全沒得比。

所以當他1987年公派到奧地利，看到中外的巨大差距后，便成為了恨國黨，剛好他有一個臺灣室友，是臺灣情報機構的人。

該室友經過長期觀察和熟悉后，認定沃維漢可以被策反，并在某一天向沃維漢攤牌，問他要不要為臺灣效力，不會虧待他的，不僅會得到錢，如果表現好，弄到高價值情報，還能幫他老婆找一份國外的工作。

條件如此優厚，沃維漢幾乎沒想就答應了。

為了搜集情報，沃維漢主動回國，隨后通過一場婚禮見到了郭萬鈞，并在交談中意外得知原來兩人是遠房親戚。

當年有一句話叫“造原子彈不如賣茶葉蛋”，形容的就是軍工系統的困境，實在是窮得很，以致于殲10總師宋文驄一度要擺攤賣面條補貼項目，所以郭萬鈞的手頭拮據是可想而知的，不會比沃維漢出國前好多少。

郭萬鈞一副知識分子的打扮、彬彬有禮的談吐也吸引了沃維漢，使他認定郭萬鈞應該是有一定地位的人，也許能從他這里弄到情報。

而郭萬鈞在交往中得知沃維漢是從歐洲回來的，再看看他的穿著打扮，想必很有錢，再看看自己的窮光蛋樣，于是逐漸萌生了通過手上技術信息來換錢的想法。

起初沃維漢不了解什么是導彈，不知道有什么價值，想錢想瘋了的郭萬鈞就一點點給他講解，像老師教學生一樣耐心。

在確定郭萬鈞的身份和導彈信息的重要性后，沃維漢向臺灣申請了200萬美元經費，自己吞了大部分，只給了郭萬鈞40萬美元。

雖然這個中間商差價賺得有點狠，不過就算是40萬美元，也足夠拉郭萬鈞下水了，東風-31項目便不再保密。

這便是震驚全國的郭萬鈞間諜案，由于東風-31是彼時唯一一款服役的戰略導彈，它的泄密讓美國看穿了我們的底牌，成為其敢于悍然轟炸我國大使館的原因之一，郭和沃兩人后來于2008年被執行死刑。

此案是改革開放后間諜根源的一大縮影，由于彼時中外的巨大差距，絕大多數能夠走出國門的人，精神上難免產生深深的自卑，然后心甘情愿成為間諜。再加上經濟上的落后，對方拉攏成本極低，東風31只值40萬美元，簡直是地板價。

當然，郭萬鈞心甘情愿當間諜不全是發展差距導致的，這里也額外提一嘴第二種有巨大危害的間諜形式：

仇恨新中國的人。

郭萬鈞曾祖父名叫郭布羅·長順，滿洲正白旗人，一般來說，滿洲的老八旗有一條傳統的升遷路線，先進宮擔任御前侍衛，然后外放鍛煉，按具體情況決定升遷。

郭布羅·長順也是這樣，他先是在咸豐時擔任御前侍衛，然后外放到西北鍛煉，在同治朝做到了烏里雅蘇臺將軍，就是外蒙的最高軍政長官，這已經是封疆大吏了，光緒年間又擔任吉林將軍，妥妥的貴族家庭。

到了民國時期，雖然郭家受到了不小的打擊，但依然有很多的積累，這一點從郭萬鈞的父母精通文墨、并在當地頗有勢力就可以看出。

而新中國恰恰革命的對象就是這些舊貴族，雖然沒有明確的資料說郭家被沒收了多少資產，但從郭后來對新中國的咬牙切齒，言必稱祖上來看，顯然是受到了影響的。

隨著長大后郭逐漸知道了家族以前的事，其對新中國的印象也由好轉壞，從立志報效祖國，變成了立志報復祖國。

這種人相對容易被臺灣拉攏，畢竟封建殘余在一起，比較有共同語言。

改開后精神上跪了的人，和因革命而憎恨新中國的人，是過去最主要的兩種間諜形式。只不過，隨著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功，民眾自信心逐漸提升，以及時間的流逝，這兩種間諜已不再是主流。

那現在的主流間諜又是什么呢？

時間回到2018年3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宣布，將對中國鋼鋁產品大幅提高進口關稅，貿易戰正式打響，一下子成為了全民的熱門話題。

對于貿易戰，輿論場上分為兩派，一派認為應該趕緊投降，爭取寬大處理，也許特朗普是個大善人呢；

另一派認為應該堅決抵抗，只不過這一派在彼時的輿論場上明顯聲勢不足，其實信心也不足，對于能不能扛得住，當時大多數中國人心里是沒底的。

當時我認識的一個大學老師就認為，美國發動貿易戰是為了貿易自由，對中國消費者是有好處的。

都怪中國沒有履行入世承諾，特朗普才發動貿易戰，逼迫中國降低關稅，讓更多美國汽車在內的美國貨物進來，會大幅降低車價，是為中國消費者好。

最后他還來了一句，“我只是一個普通消費者。”

雖然今天這種觀點已經隨著國產車崛起、汽車打骨折而被徹底打臉，但他并沒有認輸，還在孜孜不倦地輸出著暴論，他當年所教的班級里，直到今天依然有部分人受其影響頗深，認為華為被制裁是活該，誰讓它挑釁美國。

這些人絕大部分所從事的工作與美國沒有直接的利益強關聯，既然不是利益原因，那原因何在，僅僅是被洗腦了嗎？

根據一些旅外學者的觀點，今天的中華文明其實已經被顛覆，或者幾乎被顛覆了，而顛覆的順序是：先奪取審美權、接著奪取正義解釋權、然后抽去集體主義的靈魂。

這樣說有點抽象，我們舉個例子，這兩年引發軒然大波的清華美院瞇瞇眼事件。

以正常人的審美，是不待見刻意打扮成瞇瞇眼的審美的，所以網上一片罵聲，但當時一些人為這種行為辯護，幾乎都是打著“多元化審美”的旗號。

當一個人接受了這種白左式的多元化審美，那擴展性就來了，如果一個社會竟然不接受多元化審美，竟然“打壓”弱勢群體，竟然一點都不包容，那這個社會還有正義可言嗎？

沒有正義對吧，那這個國家、這個集體還值得留戀嗎？

這就是先奪取審美權、接著奪取正義解釋權、然后抽去集體主義的靈魂。

改開后，西方通過扶持國內電影人的方式來丑化中國，其本質是一樣的，這些電影的畫面總是把中國人刻畫得人不人、鬼不鬼，給出的暗示就是，中國人就是這樣丑陋的。

為什么他們如此丑陋呢？

因為社會不正義才把他們變成了這樣，為什么社會不正義呢，是因為這個集體、這個國家不正義。

雖然劇情各不相同，但套路是一樣的。

當審美權被奪去、正義解釋權就被奪去，國家和集體也隨之被抽去了金字塔的塔基，只剩下一個愛國主義的塔尖，在狂風暴雨中搖搖欲墜。

經過長期的滲透，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個新的思想鋼印：中國的一切都是邪惡的，哪怕今天不邪惡明天也會變得邪惡，現在不邪惡以后也會變得邪惡。

而西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根本不可能干壞事，就算偶然真的干了，比如侵略伊拉克，也是出于帶去民主的一片好心，全怪伊拉克人不領情。

順著這種思路還可以擴展出更多，比如那位老師眼中的貿易戰，既然美國是善良的，那貿易戰必然出發點就是好的，不僅為美國好，也為中國消費者好，正好汽車關稅和汽車價格似乎看起來是正相關，責任可不就全在中國？

既然這個國家是邪惡的，那賣國就不再是賣國了，而是棄暗投明。借用《被顛覆的文明》的作者，邊芹老師的一個觀點：衡量一個國家審美權和正義解釋權是否丟失，關鍵就在于叛國者是否會產生道德優越感。

因為自古叛國者都是被罵的，但如果你堅信了白左審美，并投靠了西方，這時候你大概率就不覺得自己是叛國了，你會像那些為清華美院辯護的人一樣，堅信自己在做正確的事，在保護多元化審美，在努力創造一個包容的社會，而反對者都是一群不包容的民粹分子。

這就是道德優越感。

這種人往往是最佳的間諜人選，也是當今的間諜主流，和前兩種間諜相比，這種間諜往往自帶干糧，干活比郭萬鈞更積極。

前段時間就披露了一個間諜案例，一個叫郝某某的國家部委干部，在東京留學期間被CIA策反，然后潛回國內，為CIA效力。

郝某某自始至終都不覺得自己錯了，他堅信自己是在為民主效力，為自由而奮斗，因此當CIA找上門來時，他一點也沒猶豫，就同意了合作。

郝某某雖然進去了，但毫無疑問還有無數個郝某某，以及潛在的郝某某。

在西方編織的話語體系下，新中國的存在就是不道德的，而中國由于需要融入西方主導的經濟體系，因此也接受了這套價值觀，那新中國就是不正義的，天然就是要挨罵的，在這種價值觀包圍下成長起來的人，尤其是生活條件優渥的精英，是很難不受蠱惑的。

這種環境下出現的間諜遠遠不是單純打擊就能奏效的，因為當一個國家被抽去了審美解釋權、正義解釋權、和集體精神這些地基后，就只剩下一個愛國主義的軀殼。

這個軀殼是很薄弱的，甚至可以說很多時候是無力的，因為你已經無法解釋對與錯，所以一件事哪怕做對了也是錯，要是做錯了那就是錯上加錯。

而單純的反駁或者辯護是沒有任何作用的，唯一的途徑是重新建立一套有別于西方的價值體系。

今年偶然看到過一篇文章，名叫《年味越來越淡，我們需要適配工業時代的新春節》，其內容大意是，無論春節還是別的傳統節日，其內容都是基于農業文明時代的。

到了工業文明時代，這些農耕時期形成的節日已經明顯不適應了，所以年輕人對過傳統節日沒什么積極性。

我們不能狹隘地排斥洋節，畢竟圣誕的內容確實好玩，起碼聽著好玩，而相對地，我們的傳統節日要么是吃一頓，要么有一大堆活要干，要么是拜神，總之就是不好玩。

因此大家更熱衷于洋節，這只是一個縮影，無數個縮影加起來，就是西方的審美完全壓倒東方審美，西方價值觀完全壓倒東方。

所以文章里呼吁，中國需要適應工業時代的節日，以及適應工業時代的新文化體系，這一點我是非常贊同的。

我們常常說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這種成功基本限于硬件，就軟件而言，我們基本沒有開發出屬于自己的軟件，也就是缺乏自己的價值觀體系，自然也就不會有屬于自己的審美權和正義解釋權。

改革開放后我們放棄了傳統文化體系，但又沒能培育出基于工業時代的新文化，因而被西方趁虛而入，占據了整個文化高地，既然文化體系都是高度西方化的，那培育出來的人又怎么可能不親西方呢？

這正是最好的間諜培養源。

新中國解決了挨打的問題，改革開放基本解決了挨餓的問題，接下來，我們需要通過重新建立文化體系，來解決挨罵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根治間諜。

畢竟，間諜從來就不是單純的蠢或者錢的問題。